袁轶峰

不为良相 则为良医 　　 站在湖南中医药大学校内的张仲景石像前，从那张刚毅面孔与长长的目光，我感受到了一代医圣的博大与深邃。时值深秋，飞舞的黄叶久久在空中盘旋，如同一首缠绵悱恻的咏叹调，在诉说着生命的凋零与无奈。年轻的学子们匆匆经过，目光总免不了落在这座熟悉的塑像上，我相信，每每这个时候，他们感到的是一种沉重的责任，一种对生命的责任。 　　 张仲景出生的时候，正是政治黑暗、兵祸延绵、生灵涂炭的东汉末年，加上瘟疫猖獗，更使民不聊生。张仲景家族有两百多人，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了，死去了三分之二，且大多因伤寒病而亡。惨痛的现实促使张仲景从小就树立了解救百姓于疾病与痛苦的宏大抱负。他呕心沥血，历经几十个寒暑，终于著述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自成一家，名震四方。后来的名医华佗读之，惊呼道：“此真活人之书也！”即使在1700年后的今天，他的著作仍然是中医教学的首选和必读教材。 　　 张仲景当时官至长沙太守，在任期间，一面广施良政，让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一面潜心钻研医学，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张仲景的一生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他永远受到后人景仰，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千年来，恪守儒家道德标准的知识分子，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道路上，无不体现出与张仲景同样的情怀。北宋名相范仲淹概括得更加精辟一点，那就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伟大情怀。 　　 良相治国平天下，救民于水火；良医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不同的方式，同样的目标，同样的伟大。所以古人总是将相与医相提并论，“医良则相，庸则匠”。尤其对于知识分子，仕途坎坷，成功者寥寥，于是为医就成为儒士们实现理想的另一个选择，“夫舍良医则未之有也”。儒家学者的从医，就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儒医。他们通晓百家，道德高尚，心怀天下，同时又悬壶问世，钻研医理，著书立说，集良医与良相于一身。 　　 《国语.晋语》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秦国医生医和受邀请去为晋平公诊病，诊视后对晋国大夫说：“平公的病，是惑于女色所致，如此下去，晋国必亡。”赵文子问：“医生也管国家的事情吗？”医和答道：“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固医官也。”上医就是高明的医生，高明的医生首先能治理国家，然后才是诊疗人的疾病，这才是医生的本色呀。简单的一句话，说明了医国与医人从根本上是同理同宗的。 　　 西方人眼中，古代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上至皇帝，下至大臣和黎民，人人都会做诗。他们不知道，中国还曾是一个医学的国度，受“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价值观影响，举国上下，尤其是知识份子，基本都是懂医的。有意思的是，医生在古代，在北宋以前，地位其实很卑微，于四民中排第三位，他们的头上从来就没有神圣的光环，可这并没有阻止一大批精英为之献身，使之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科学体系，并让一个古老的民族永葆青春与健康。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种古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情怀，始终体现了对人本身的深切关爱和对生命的敬重。当今社会的分工更细了，我们不一定要为良相，也未必非得为良医。但那种对人的关爱和对生命的尊敬，则应当永远回响在我们道德境界的深处。我想，这就是人们为医圣塑像的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