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晔
主任医师 教授
3.7
肿瘤内科刘静
主任医师 教授
3.7
肿瘤内科赵羲和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3.6
肿瘤内科吴荣
主任医师 教授
3.6
普通内科邹华伟
主任医师 教授
3.4
肿瘤内科蔡炜嵩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3.6
肿瘤内科王思亮
主任医师 教授
3.6
肿瘤内科韩琤波
主任医师 教授
3.6
肿瘤内科张颖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3.6
肿瘤内科郑伟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3.5
张振勇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3.4
肿瘤内科郑旭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3.5
肿瘤内科高嵩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3.5
普通内科王颖
主任医师 教授
3.4
中医肿瘤科李凯
主任医师 副教授
3.7
肿瘤内科迟峰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3.5
肿瘤内科王赫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3.5
肿瘤内科金雪瑛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3.5
肿瘤内科于莉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3.5
肿瘤内科曾越灿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3.5
闫顺朝
副主任医师
3.5
肿瘤内科赵欣欣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3.5
肿瘤内科谭永刚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3.4
肿瘤内科许宁
副主任医师
3.4
肿瘤内科赵健竹
副主任医师
3.4
肿瘤内科马洁韬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3.4
肿瘤内科丛秀峰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3.4
肿瘤内科荆薇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3.4
肿瘤内科蒋中秀
主治医师 讲师
3.4
肿瘤内科李午生
副主任医师
3.4
邢锐
副主任医师
3.4
肿瘤内科杨明丽
副主任医师
3.4
肿瘤内科曲耘
副主任医师
3.4
肿瘤内科崔国元
主治医师 讲师
3.4
胸外科陈晓东
主治医师
3.4
肿瘤内科张楠
主治医师 讲师
3.4
肿瘤内科齐晓莹
主治医师 助教
3.4
肿瘤内科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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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肿瘤内科黄乐天
主治医师
3.4
肿瘤内科王晓博
主治医师
3.4
谢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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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内科杜红梅
主治医师
3.4
肿瘤外科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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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肿瘤内科马赛男
主治医师
3.4
肿瘤内科费倩
主治医师
3.4
肿瘤内科陈俊
主治医师
3.4
肿瘤内科贾明轩
教授
3.3
1.白细胞下降可以导致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容易出现感染,严重的感染会危及生命。白细胞下降时,部分患者会因隐性感染出现头晕、乏力、肢体酸软、食欲减退、精神萎靡等症状,而当出现发热、咳嗽、腹泻、腹痛、口腔溃疡等症状时已经合并了明显感染,需要药物治疗。2.红细胞下降可导致贫血,贫血的出现一般比较隐匿,而且往往在多个疗程后出现,明显贫血时患者可能出现乏力、头晕等症状。3.血小板减少,患者可伴有出血倾向,皮肤出现瘀点瘀斑、鼻出血、牙龈出血等,甚至出现危及生命的中枢神经系统出血、内脏出血等。
本治疗组(盛京医院第一肿瘤病房)现有一免费项目(价值4000元左右),可为前来住院放化疗的患者提供免费的BRCA1.2基因检测,欢迎垂询亦可发邮件yanshunchao666@163.com先来看看朱莉是怎么回事。 朱莉做了什么决定? 朱莉是犹太人,身上携带有遗传性BRCA1突变基因。 BRCA1和BRCA2是两个肿瘤抑制基因,当它们正常工作时,可以控制细胞生长和帮助修复有损伤的细胞,防止癌症的发生。 但是当这两个基因突后,正常的功能丧失,机体发生癌症的概率大大增加,尤其是女性的乳腺癌和卵巢癌。 BRCA1基因突变者,乳腺癌的概率从普通人群的12%上升到55-65%,尤其是年纪轻轻就得乳腺癌;卵巢癌的概率更是从普通人群的1.3%上升到39%。BRCA2基因突变也好不到哪去,乳腺癌的概率上升到45%,卵巢癌的概率则为11-17%。 这两个基因的突变是家族遗传性的,男女双方都有可能发生(但更多影响的是女性携带者);而且这个基因突变是显性表达,也就是说,只要父母双方有一人携带此突变基因,孩子携带的概率就会有50%;如果父母双方都携带,孩子携带的概率则高达75%甚至100%。 BRCA基因突变在亚洲人中的发生率并不高,仅为0.5%,但在犹太人中的发生率却高达8.3%。 很不幸,朱莉家族就属于此列。她的家人中,有三位女性年纪轻轻就患有乳腺癌或卵巢癌,包括她的母亲。朱莉的母亲49岁时发现有卵巢癌,朱莉亲眼目睹了妈妈近十年与癌症搏斗的过程,多次的化疗,反复的病情,难以描述的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最后还是在56岁的年龄辞世。 所以,当朱莉的基因检测显示她也带有此突变基因,医生预测她将来患乳腺癌的概率高达87%,患卵巢癌的概率高达50%时,她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定: 她要主动出击,杀癌症于无形!她要健康地活着,陪孩子们长大,抱孙辈们在怀里(这是她的母亲没能做到的),而不是活在癌症的阴影里! 2013年2月,她37岁的时候,做了预防性双侧乳房切除术;2015年,39岁的时候,她又做了双侧卵巢和输卵管切除术(BSO手术)。两次手术,她都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描述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和她一样有癌症高危风险的女性,前去筛查并寻求医生的帮助,积极治疗,除了被动地等待癌症的发生,你其实还有别的选择! 朱莉的决定靠谱么? 朱莉的勇敢举动,在美国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赞赏和认同,也引起了社会对此问题的广泛关注,鼓励了许多同样带有BRCA突变基因的女性更积极主动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在国内,却有不少人不理解她的做法,不了解她如此选择背后的科学依据,就连非常靠谱的癌症科学家菠萝也对此持怀疑态度,提出:随着癌症化疗新药的出现,朱莉会不会后悔她的选择? 我们来看看,朱莉的选择,是一时冲动、鲁莽之举吗,还是经过深思熟虑、有足够临床和科学证据支持的明智选择?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当一件事情使人们将来发生疾病的风险大大增加时,我们就该采取措施,降低患病风险了。吸烟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吸烟使男性患肺癌的风险增加23倍,使女性患肺癌的风险增加13倍。我想不会有人质疑,戒烟是降低肺癌发生的最有效的方式,尽管戒烟会使人食欲增加、体重增加,某些人会出现情绪不稳定、疲乏、焦躁甚至抑郁等症状,但是和癌症相比,这些都不值一提。 同样,当朱莉携带的基因突变使她将来患乳腺癌的概率高达87%时,主动采取措施、降低患癌的风险,难道不是最合理的吗?预防性双侧乳房切除术后,朱莉患乳腺癌的风险从87%降到了5%,已经远远低于普通人群。 有人也许会问:切除乳房,难道不是对身体造成了损害吗?首先,乳房切除术其实是一个小手术,既不要开胸,也不要开腹,连全麻都用不着,只需镇静、睡眠,许多人甚至都不用住院;其次,乳房作为育龄期妇女哺乳的器官,在其功能完成后,切除它并不会影响身体的其他任何功能,不会影响日常生活和运动,也不会影响健康。在配方奶几乎已经可以取代人奶的今天,哺乳这一功能必要时也是可以牺牲的了。 另一方面,整形手术的飞速发展,重建的乳房完全可以乱真,甚至可以比以前更漂亮,乳房切除术后并不会影响身体的外观,不会使你的女人味有丝毫的减少,也不会影响性生活的质量,有些人甚至在术后变得比以前更自信。 相反,如果固守着"女人必须有乳房,宁死不能切"的陈腐观念,才是真的不可取。就象《红楼梦》里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那样,即使在已经诊断有乳腺癌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不愿切除乳房,导致癌症的转移扩散,过早辞世,令人惋惜。 卵巢呢?切,还是不切? 说完了乳房,再来说卵巢。 和预防性乳房切除相比,预防性卵巢切除才是更重要、更有效、也对身体影响更大的手术。 卵巢,因为它深藏于腹腔的最深处,个头又小,发生了癌变很难发现,现有的筛查技术对发现早期卵巢癌几乎无能为力,一旦发现,85%已是腹腔多处转移的三期或者已有远处转移的四期。因此,卵巢癌相当“恶性”,诊断时为三期癌症的五年生存率仅为39%,四期癌症的五年生存率仅为17%。也正因为如此,对于有BRCA基因突变的高危人群进行预防性双侧卵巢切除,才更能有效地减少恶性肿瘤的发生,显著改善这些人的生存质量和生命预期;从经济和医疗资源的角度,也能显著减少以后反反复复多次手术和化疗的庞大的癌症治疗开支,对患者本人和整个社会都有益。 菠萝在他去年的《癌症·真相》一书里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另外一位(和朱莉情况完全相同的)女性,选择不手术,而是通过调养身体来和50%的(卵巢)癌症概率赌一把,我也同样佩服她的勇气,并100%支持她!” “调养身体”!大概指的是健康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控制体重、锻炼身体吧。这些方式可以使你患癌症的概率不再额外增加,但对于因为基因突变所造成的癌症高概率,却是压根不能降低哪怕那么一丁点! 证据!我们需要科学证据来说话。 一项包括了1557名BRCA基因突变携带者的前瞻性国际性研究发现:BSO手术使这些人的卵巢癌风险下降72%,尤其是BRCA1突变携带者;乳腺癌的概率也有显著下降。更值得关注的是,BSO手术降低了她们各种原因的死亡率,尤其是卵巢癌相关的死亡率。 换句话说,这些突变基因携带者,做了手术的比没做手术的活得更长。 另一项更大规模的临床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调查了5783名BRCA基因突变携带者,发现BSO手术使她们发生卵巢癌、输卵管癌或腹膜癌的概率下降80%;同时,到70岁时,做了预防性BSO手术的,各种原因的死亡率下降77%。 当然,因为卵巢在女性体内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 -- 生育和分泌女性激素,切除卵巢势必会造成提前绝经。所以预防性BSO手术一般推荐在35 -40岁之间、生育任务完成后及绝经期之前进行,以尽量不影响生育功能、但依然能有效降低卵巢癌发生率的年龄段来进行。 对于有家庭史的病人,则推荐在家庭成员诊断癌症的年龄之前10岁进行,因为大多数癌症的发生都有5-10年的孕育潜伏期,早10年切除才能有效阻止癌症的发生。 朱莉的母亲49岁时诊断有卵巢癌,而2015年,39岁的朱莉已经有了自己的三个孩子;这一年的常规检查虽然影像学上并未发现卵巢早期癌变的任何迹象,但非特异性的血液检查中却出现了某些指标的异常,因此在医生的建议下,朱莉做出了决定:是时候切除卵巢了! 这一决定,绝不是“赌一把”的意气用事,而是在了解了各种可能的情况、经历了几年的深思熟虑、并有强大的临床数据支持下的成熟理性选择! BSO术后,大多需要长期使用雌激素和孕激素补充治疗至50岁左右。提前绝经,也使得发生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增加。这些对身体负面的影响,可以通过补充维生素D、加强锻炼、戒烟、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等方式来降低其危险;而致命的卵巢癌一旦发生,则再无机会挽回。 两害相侵取其轻,如何选择更明智,相信大家已有所认识。 专业人士怎么说? 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家癌症网(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和相关专业医师协会对这一类高危人群的推荐指南吧: 1. 对已知BRCA突变基因携带者,预防性双侧乳房切除可以有效降低乳腺癌风险。对已诊断有晚期卵巢癌的携带者,则不再推荐乳房切除术(除非卵巢癌已有5年以上),因为此时患者的生存取决于卵巢癌。 2. 对已知BRCA突变基因携带者,预防性双侧卵巢和输卵管切除(BSO)是唯一证实有效的降低卵巢癌风险的方法,推荐在35-40岁之间、生育功能已经完成后进行。对于已诊断有早期乳腺癌的携带者,此推荐依然适用。 3. 对于有很强的卵巢癌家族史的人,即使BRCA检查正常,进行预防性BSO手术也是合适的。对于有乳腺癌但没有卵巢癌家族史的人,如果BRCA检查正常,不推荐BSO. 4. 对携带有BRCA突变基因、但选择不进行双侧乳房预防性切除的人,推荐每年进行乳腺钼靶扫描和乳腺核磁共振进行癌症筛查。对她们予以抗雌激素类或芳香酶抑制剂类药物治疗,预防或减少癌症的发生,也是合适的。 5. 对携带有BRCA突变基因、但选择不进行或尚未进行BSO手术的人,推荐从30岁或家族中最早诊断有卵巢癌的年龄提前5-10岁开始,每6个月进行卵巢癌筛查,包括经阴道超声检查和血液CA-125检查。但目前尚无高质量的数据证实这样做有效。 6. 对携带有其他突变基因致乳腺癌和卵巢癌发病率显著增加的人,这些推荐同样适用。 7. 携带有BRCA突变基因的男性,其发生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概率增加,推荐比常规年龄更早地开始前列腺癌筛查;推荐常规进行乳腺临床检查,发现有乳腺增生的,推荐进行乳腺钼靶扫描。 现实中,患者会如何做决定? 围观群众也许会说了: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在这儿一个劲鼓吹预防性切除乳房和卵巢,你又没得癌症,你又不会切除乳房和卵巢,你怎么理解这些手术对身体的伤害有多大! Bingo,你蒙对了,我正是一名乳腺癌患者,进行了双侧乳房切除。我觉得乳房切除丝毫没有影响我的生活质量,相反,没有了对癌症的担忧,不用化放疗,不用长期囗服什么药,让我过得更安心。但是我没有BRCA基因突变(早说过了,亚洲人中概率很低的嘛)。 我加入了一个女性癌症患者的公益团体,团体中大部分人都是癌症患者,绝大多数是乳腺癌和卵巢癌,其中有不少BRCA基因突变者。她们有些是家族中第一例发现卵巢癌的;有些是一侧乳房发现有癌症,除了切除病侧乳房,也做了对侧乳房的预防性切除和卵巢切除;有些是象朱莉一样,母亲有卵巢癌,去查发现自己也BRCA突变基因阳性,然后做了预防性手术切除。所以,朱莉并不是特立独行,预防性切除已经是这一类高危人群的临床常规过程。 团体中做了预防性切除的这些姐妹,无一例外都非常高兴,终于不用再活在癌症的阴影下,每天忐忑不安地担心何时这颗“定时炸弹”就会爆炸;相反,她们更从容更自信地生活着,活得风生水起,有热心于公益的,有当律师的,有喜欢画画并最终开了个人画展的... 这个团体活跃在新泽西的各个医院、医学院,扮演着“病人教育者”的角色,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医学生、护士、住院医和牧师学生们,更好地理解疾病和病人。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49岁的母亲。 她5年前发现患有卵巢癌,和几乎所有这一类病人一样,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三期。然后是创伤巨大的开腹肿瘤减灭手术,包括切除双侧卵巢和输卵管,切除子宫,切除大网膜,切除阑尾,切除部分小肠和大肠,腹腔淋巴结清扫及活检,腹水活检。 手术的难度、对身体造成的创伤,与腹腔镜下预防性BSO,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接下来是化疗-缓解-复发-再次化疗... 现在,她已经是第三次化疗。每次化疗的间隔越来越短,化疗的副作用越来越大,而化疗的效果却一次次越来越差。她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她说:“我自己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不怕死,这是在5年前诊断出卵巢癌时就已经知道的结局;我担心的是我还在上高中的儿子,他能不能承受这个打击,他能不能坚强、独立,他能不能迅速地成熟、长大,在我死之前......” 她是在我们医院,面对着一群医学生,讲述的这段经历。我坐在教室的最后面,看到一向开朗的她在说到儿子时声音哽咽,心里也在默默流泪。 所以,不要跟我说,有了某个化疗新药,可以延长缓解期xx个月,延长生存期xx个月,就可以质疑预防性治疗手术的合理性,就可以和癌症概率“赌上一把”! 这延长的几个月,是什么样的生活质量,是怎样的几个月?无休无止地看医生、抽血、检查、化验,无数次地奔波在医院与家之间,不可能正常的生活(更别提是否还有可能工作),一家人都被打乱的生活节奏,难以承受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 所以,如果上天十年前能给这位母亲一个机会,让她知道自己是BRCA突变阳性,让她可以选择做预防性卵巢切除,还是十年后的现在,你说,她会怎么选择?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 蔡琴,著名歌手,2000年查出乳腺癌,并接受乳腺切除手术,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普通人应该怎么做? 告诉大家我的经历,是想通过我做为患者的亲身感受和做为医生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澄清一些错误的观念和认识。 你一定还会问:那什么人应该去做基因检测,看自己是否带有这个这么致癌的突变的BRCA基因呢? 如果你的家族中,有人在50岁前得了乳腺癌,有人在两侧乳房都得了乳腺癌,有人同时得乳腺癌和卵巢癌,有多人得乳腺癌或卵巢癌,有男性得乳腺癌,那患癌的这些人首先应该去检查,看是否带有BRCA或其他的基因突变。 如果他们基因检测阳性,那你做为亲属,应首先找遗传专科医生咨询,根据家系图,判断你可能阳性的概率,再和医生讨论决定是否应进行这项检查(儿童不推荐进行该基因检测)。
乳腺癌骨转移双膦酸盐研究新证据之解读 晚期乳腺癌患者中骨转移的发生率为65%~75%,而乳腺癌首发骨转移者约占27%~50%。骨痛、骨损伤及骨相关事件(SREs)是乳腺癌骨转移常见并发症。骨转移不直接威胁患者生命,但伴疼痛的骨转移将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双膦酸盐可抑制破骨细胞活性、减少骨破坏,预防和治疗SREs。国内外多项指南和共识均将双膦酸盐类药物作为肿瘤骨转移基本用药,用药频率为每3~4周1次。然而,新的数据显示,长期治疗的骨转移患者适当延长双膦酸盐给药间隔至3个月1次,疗效不劣于1个月1次。基于新数据,2015年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乳腺癌指南将双膦酸盐治疗时间间隔给以延长。对此,2014年欧洲临床肿瘤学会(ESMO)指南有不完全相同的立场和观点。现将对这些新的研究和中外指南的推荐意见进行解读,以期对临床乳腺癌骨转移的SREs防治工作带来启发和帮助。 1、双膦酸盐标准方案的指南推荐意见: 目前治疗乳腺癌骨转移的双膦酸盐有第一代的氯膦酸盐、第二代的帕米膦酸盐以及第三代的唑来膦酸。2014年《中国乳腺癌骨转移和骨相关疾病临床诊疗专家共识》建议,应根据骨转移和骨丢失治疗目的不同而推荐不同双膦酸盐用药时间。对于乳腺癌骨转移患者推荐使用2年,每3~4周给药1次。2011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对乳腺癌骨转移治疗指南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指南延用2003版的意见,推荐唑来膦酸或帕米膦酸,给药间隔为每3~4周1次。2014年ESMO《肿瘤患者骨健康临床实践指南》的推荐意见与之类似,推荐每3~4周静脉1次唑来膦酸或帕米膦酸,或每月静脉1次伊班膦酸。 2、辩证解读新的研究数据: 然而,近年公布的ZOOM研究、OPTIMIZE-2研究和CALGB70604研究等研究数据一致表明,延长双膦酸盐用药间隔的治疗方案不劣于标准治疗,就这3个临床研究的设计,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如下解读分析。 1)ZOOM研究: 该研究首次对唑来膦酸标准给药1年后的乳腺癌骨转移患者的用药方式进行了比较。该研究共纳入425例有骨转移的Ⅳ期乳腺癌患者,所有患者随机分入唑来膦酸每12周给药组或每4周给药组,研究主要终点为SREs的年发生率(SMR)。结果显示,用药1年后改用唑来膦酸每12周给药和每4周给药方案的疗效相似,SMR分别为0.26(95%可信区间[CI]:0.15~0.37)和0.22(95%CI:0.14~0.29),组间差异为0.04%(95%CI:-0.09~0.17)。同时,患者对两种唑来膦酸治疗方案的耐受性良好,两组肾脏不良事件(<1%对1%)和下颌骨坏死(ONJ,2%对1%)的发生率无显著差异。但12周间隔组Ⅰ型胶原氨基末端肽(NTX)水平自6个月开始较基线显著升高(P<0.05),而4周间隔组患者的NTX水平保持稳定。据此,在唑来膦酸治疗的第2年延长给药间隔为每12周1次,疗效仍可维持。对于ZOOM研究的局限性如下:首先,开放标签的研究设计使得随访频率在两组间有差别,这会导致偏倚;第二,研究并未明确受试者的激素受体状态;第三,随访的影像学检查频次不够,易忽视部分SREs,尤其是无症状的病理性骨折;第四,研究仅意大利一国开展,其结果必然受当地疾病管理标准的影响,具有地域差异性。同时在2014年ESMO指南中也特别强调,ZOOM研究样本量偏小,证实"非劣效性"的效力还不充分,况且,NTX在延长给药组表现为显著升高。因此,仅仅依据ZOOM研究结果还不足以改变现行的每4周1次给药策略。此版ESMO指南还特别提到了BISMARK研究。该研究采用骨标志物指导用药的设计,首次对唑来膦酸个体化用药进行了前瞻性探索。结果显示,相比标准用药组,骨标志物指导用药组的患者节省了一半的用药剂量。尽管两组总体SREs发生率相似,但骨标志物指导用药组有更多患者出现≥2次SREs。此外,骨标志物指导用药组在所有时间点的NTX水平均显著升高,而标准治疗组的NTX水平较为稳定。分析显示,相比标准用药组,骨标志物指导用药组总体SREs发生率的风险比(HR)为1.41(95%CI:0.98~2.02。P=0.12),因此非劣效性的研究结论并未达到。 2)OPTIMIZE-2研究: 2014年ASCO公布的OPTIMIZE-2研究再次验证了ZOOM研究的结论。该研究共纳入412例既往至少接受9剂双膦酸盐(唑来膦酸或帕米膦酸)静脉治疗的乳腺癌骨转移女性患者,随机分入唑来膦酸每4周1次给药组或每12周1次给药组,持续治疗1年,主要终点也为SREs发生率。结果显示,唑来膦酸每12周间隔给药组的有效性非劣效于每4周间隔给药组。SREs发生率的组间差异为1.2%(95%CI:-7.5%~9.8%,P=0.724)。两个用药组首次发生SREs的时间(P=0.792)相似、安全性数据相似、骨标志物指标较基线时的变化也相似。如同ZOOM研究一样,OPTIMIZE-2研究同样存在一定局限,如安慰剂对照组因获益有限而被取消,统计学顾虑与非劣效性边界的确定相关,因此依靠这两个研究去做指南的修订是否全面值得商榷。需要更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去证实。 3)CALGB70604研究: 2015年ASCO报告的CALGB70604比较了唑来膦酸标准治疗(每4周1次)与延长给药间隔(每12周1次)治疗癌症骨转移患者的疗效。与前述两项研究不同,CALGB70604研究除乳腺癌患者外,还纳入前列腺癌和多发性骨髓瘤骨转移患者共计1822例。所有患者随机分组接受唑来膦酸每4周1次或每12周1次治疗,持续2年。结果再次证实延长给药间隔不劣于标准治疗。 SREs发生率在每12周间隔给药组与每4周间隔给药组间的差异接近于0%(P=0.79)。首次发生SREs的时间在两组间亦无显著差别(P=0.601)。按疾病部位分层的SREs、SMR(P=0.75)、疼痛评分(P=0.75)、ONJ(P=0.12)和肾脏不良事件(P=0.08)发生率等也无差异。但对骨标志物进行的检测结果显示,从随访的第12周至96周,唑来膦酸每4周间隔给药组对C-端肽(CTx)的抑制程度显著低于每12周间隔给药组(P<0.011),这提示标准治疗相比延长给药对破骨细胞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尽管未转化为骨相关事件的临床获益。 CALGB70604研究设计相比于ZOOM以及OPTIMIZE-2研究而言,克服了两者的一些缺陷,也得出了上述数据。 3、基于新证据的指南立场: 基于新的研究数据,2015年NCCN乳腺癌指南推荐唑来膦酸每月1次治疗1年后,调整为每3个月1次。2014年ESMO指南的观点却与此不尽相同。ESMO指南明确建议,为了延迟首次SRE发生时间,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骨转移一经确诊即应起始包括双膦酸盐在内对SREs进行防治。有关何时停止治疗,ESMO观点与ASCO指南不谋而合,即一旦起始静脉双膦酸盐治疗就要持续。至于双膦酸盐的持续时间,ESMO指南认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标准去衡量患者可以从多长时间的双膦酸盐治疗中获益,并首次提出"非侵袭性骨转移"的概念,强调给予个体化的治疗策略。对于抗肿瘤治疗控制良好的非侵袭性骨转移患者,可以在治疗数年后暂停双膦酸盐,或降低给药频率(如每3个月给药1次);当骨转移有潜在进展风险,或近期出现SRE,合并或伴有骨吸收标志物升高时,应继续双膦酸盐治疗而不应停药。 4、SRE的高危因素: 乳腺癌骨转移患者使用双膦酸盐的主要目的是治疗和预防SREs,减少抗肿瘤治疗引起的骨丢失(CTIBL),提高骨密度(BMD)。因此对于骨转移灶控制稳定、进展缓慢的患者,可以考虑延长给药间隔;对于骨代谢速度较快、骨破坏较为明显患者,标准给药可能更为有效。 在强调个体化治疗的今天,临床上应如何识别SRE高危患者?Brown等利用010研究数据对乳腺癌骨转移发生SRE的潜在高危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SRE发生的高危指标包括:年龄>60岁、疼痛评分>3分、既往有SRE病史及溶骨性骨转移等;SRE发生高危生化指标有NTX、骨特异性碱性磷酸酶(BAP)、乳酸脱氢酶(LDH)等。而日本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只有临床分期和淋巴结转移数目是骨转移乳腺癌发生SRE的独立风险因素。针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开展的研究则表明,确诊时已有骨转移表现、有多处骨转移和基线高钙血症对于发生SRE有预测价值。 总之,预防和治疗SREs是乳腺癌骨转移治疗的根本。由于患者之间存在个体差异性,不同患者骨转移的疾病进展速度和SRE发生风险各异。新的研究证据还不足以改变临床实践。基于现有数据,对于SRE高危患者,双膦酸盐4周1次标准给药方案仍是适合的治疗选择;只有病情稳定、进展缓慢的低危SRE患者,可适当延长给药间隔。至于SRE高危因素的界定,还有待更多实验数据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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