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参加肝移植

“那是希望！”

——我在美国参加肝移植的经历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杨 田

今年1月以来，我参加了美国纽约西奈山医院肝外科和器官移植科的国际交流培训，为期一年。西奈山医院的器官移植科在业界相当知名，号称是开展肝移植全美最多和纽约州最早的单位，目前每年的肝、肾移植数量分别在100例和170例以上，曾经开展过一个肝脏供体三个受体共用、肝肾联合移植等高难度手术。迄今为止，我已有过多次摘取器官供体和参与肝脏移植手术的经历。此过程让我感触良多，愿在此作一分享。

首先，不得不说一下美国的器官移植整个体系和机构，总体上相当完备。被许可开展移植的医院以各自所在州为单位建立组织，从捐献登记、捐献评估、器官获取、器官分配、信息共享、采集供体、移植后随访等各个环节都是流程化展开，这不仅保证了器官分配的公开、公平、公正，而且能做到供体采集的灵活、迅速、高效。美国公民的器官志愿捐献率非常高，达到了47%的比例。换句话说，也就是差不多每2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人自愿在发生意外死亡后捐出器官。相比之下，中国国内的志愿捐献率非常之低（具体比例我还尚未查到统计数字），这与制度建立不到位、科普宣传少作为、管理机构无统一、合作机构缺配合、以及国人存在的普遍传统观念等有关。自从2007年国家对尸体供体来源的进一步规范和约束后，中国的尸体器官移植的数量明显减少，器官移植专业呈现“僧多粥少”，以至于不少器官移植医生纷纷转换专业甚至改行，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发展并不令人乐观。其实，这一点也是我之所以分享这段在美国参加肝移植经历的初衷。

在美国，每个需要接受肝移植的患者会加入到所在州的等待供体名单中，就诊医院会根据患者肝功能状况、肿瘤进展程度、已等候时间等多项指标综合评估打分，等候期间定期复查后更新。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等候名单可以在网上查询到，医生和患者可以根据名单了解到患者的排队位次，大致估计到可能等到供体的时间，这样就保证了供体普遍紧缺情况下的公平公正和机会均等。当然，不排除有少数的特殊情况存在，如暴发性肝炎或药物性肝损害等导致的急性严重肝衰竭，所以也会有少数患者得到“插队优先”的机会，比如，像我来美国后参加的第一个肝移植手术的受体患者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那是一个中年白人女性，56岁，入院前3天因家庭琐事与丈夫发生争执，结果被丈夫动手用烟灰缸砸到了右侧颧骨。她一气之下打了911电话，结果她丈夫被指控家暴而被拘留。她在去警察局录完口供后返回家后，由于伤口疼痛和心情沮丧，一下子吞服了20粒“泰诺林”（tylenol，一种非甾体类解热镇痛剂），导致了急性药物性肝损害，总胆红素在2天内迅速飙到300多微摩尔/升。无疑，这种状况下，除了急诊肝移植外可谓回天无术，死神就在眼前。不过她很幸运，住到西奈山医院1天后就得到了肝移植的机会。我原本认为她的这段家暴经历可以不用在病历中描述，但美国住院医生告诉我，对于通过“插队”患者，移植医院需要尽可能交代清楚原因和经过，“插队”的理由是病情危急所致，而非患者特殊身份或医生有意偏袒，做到有理可依、有据可循！

一般情况下，美国的供体分配以供体所在州为优先考虑，但是也有很多时候存在不同州之间的相互供给，我就曾有过与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医院的医生同台切除心肺脾肾四个供体的经历。一旦外州有合适器官供体需要紧急去摘取，那么就很有可能选择最快捷的交通工具前往，比如飞机。而我有幸第一次在美国参加取肝，就是乘坐了一架专用私人小型飞机前去的，当时感觉很是兴奋和新奇。

那一次恰逢周末，来自墨西哥的住院医生Emad就在凌晨2点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协助他前往毗邻纽约州的佛蒙特州取肝。我们两人乘坐了一架豪华小型私人飞机，飞行一小时后又乘车来到了肝供体所在的佛蒙特大学附属医院。等待我们的肝脏供体来自一个年仅27岁的年轻白人女性，病历里记录着，她选择自杀方式想要离开人世，被发现经抢救后已处于脑死亡的“植物人”状态，虽然心跳呼吸尚存但是每况愈下，不久于人世。她生前有签订过自愿捐献器官的协议，并且她的父母也同意将女儿的部分器官（除心脏外）捐献出来以挽救他人。我还记得那个女孩被推进手术间时，她的床头放着一个玩偶小熊，还有一张与父母的全家福照片，照片上的她洋溢着微笑。我在国内之前从未参加过此类手术，面对此情此景的触动非常大。手术开始之前，手术室里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保持沉默肃静，由巡回护士宣读了一段话，大致内容是对她志愿捐献器官之举的歌颂，并祝愿逝者得到安息。之后我们便开始了紧张的切取过程，两个多小时完成了全肝和双侧肾脏的摘取。我作为第一次亲历这种手术的人来说，的确受到了很多来自心灵的震撼。Emad医生的操作非常娴熟，胆大心细，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在返回途中他告诉我，这是他第80多次负责取肝了。那天恰好是五一劳动节，我想这应该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劳动节吧！

之后至今的这两个月内，我还有多次在纽约州内取肝的经历，都是乘坐救护车一路呼啸来去的。有两次恰逢上下班高峰时段，然而救护车依然能够开得一路飞快没有耽搁，让我有感于美国的全民素质相当之高。当救护车行驶在高速路上时，前方将要遇到的所有车辆几乎都会提前变道，让出内道来让救护车先行——我们行走的真可谓“绿色通道”、“生命通道”啊！试想要是换了在国内，这种主动提前让道的车辆会有多少比例，恐怕只有你我心中自知了。

众所周知，美国的医疗费用是非常昂贵的，而肝移植属于特大手术，花费肯定就更高得厉害。据我了解，就在西奈山医院，尽管肝移植病人的平均住院天数只有1周，然而平均住院费用却高达60万美金——这个花费要是国内同样手术的20余倍啊！显然，这个费用自然也非普通美国民众能承担的（有很多人都说在美国要是没有医疗保险，是足以让人倾家荡产的，这是后话）。不过，好在这些病人绝大多数都有保险——这就意味着，他们几乎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除所有的医疗费用，当然还包括后续复查就诊以及终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所有费用。就拿我先前提到的那个乘私人飞机去取来供体而得到肝移植的病人，他本人是完全不需要为获得供体所需的高昂代价而额外埋单，他的所有医疗费用全部由医疗保险支付。

另外，还要说的是在美国从事移植专业的外科医生，其收入在各专业医生群体中差不多是中上水平。当然，我认为，这个收入水平与他们这个专业所需要付出的高专业要求和高劳动强度成正比。就像Emad医生（他目前是fellow第二年，年薪为8万美金，明年就要升为attending doctor，年薪20万美金，这都是我亲口问来的），每次取回肝脏后还要负责修肝，然后接着上移植的台一直站到关腹结束。他们这样级别的住院医生，24小时甚至36小时保持不休不眠和高度紧张状态，那是太常有的事情了。这一点对于国内的器官移植医生，必然也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比他们还要辛苦，因为我们的医生，人均管理床位数量要多，而且还要自己写病历、自己术前谈话、自己开术后医嘱、自己去观察术后病情，而在美国这些事情就可以分给不同的人完成，如病历和谈话可以交给PA（Personal Assistant，医疗私人助理），术后医嘱和病情观察交给ICU医生或移植科里专门安排的内科医生。然而，再看看我们器官移植医生的收入状况呢？他们要经受的各种压力呢？

至今，我仍然记得一个细节：那天就在Emad医生和我提着肝脏供体箱子回到医院时，在电梯口遇到了一个本院的老护士，六十上下，满头金发，慈眉善目。她问我们箱子里装的是不是liver donor（肝脏供体），我们回答说是的。就在此时，她只轻声说了一句话，却让我感怀记忆至今，包括她当时说话时流露的那种自然和庄重！那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只有三个单词——“That’s the hope（那是希望）”!

是的，那是希望！！对于患者本人和他（她）的家庭，那真的是满满的希望！！！肝脏移植的神奇之处，就是在于能够使一个危在旦夕的肝病患者一下子转危为安，完全康复，仿佛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因此，作为从事肝脏移植的医生，真的更能体会到医生职业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比起以肝切除为主的肝脏外科同行，他们能够更多见证奇迹转瞬发生，更常目睹患者重获新生。

然而，中国的器官移植的发展现状却在许多方面令人担忧，中国从事器官移植的外科医生或多或少有种前途未卜的感觉。就在前不久，媒体还报道了红十字会和卫计委为了“领衔”闹得不可开交，“争时间、抢资源、矛盾公开化”（http://t.cn/RvVrRL6）。此外，彻底摆脱游走在道德和伦理边缘的重压，光明正大地从事救死扶伤的崇高使命，获得巨大付出后换来的精神和物质双重回报，这又何尝不是中国的器官移植医生的梦想和希望呢？

那么，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的希望是什么呢？如何动员更多民众志愿捐献，如何保障捐献普及化和常态化，如何保证分配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如何加强制度建设和有效管理，如何强化机构间的联动合作，这都是我们所要面临的现实矛盾和严峻挑战，任重而道远！总之，为了让中国患者获得更多的重生希望，为了让中国移植医生获得更大的执业动力，为了让中国移植事业获得更高的发展前景，让我们一起满怀希望并积极努力吧！

（本文发表与《医师报》，部分有改动）

纽约西奈山医院举行的年度呼吁器官捐献的慢走公益活动（左下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