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不能忽略医生的利益诉求

“新医改”的目标是什么，医院和医生们有很多话要说。

如果为了加强医疗服务体系的社会公益性，而忽视了医疗行业的特点和从业者的利益，改革的效果同样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

在医疗服务行业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只有调动医者的积极性，才能最终保证患者的利益。所以说，损害了医生也就损害了患者。

有人认为，医生是造成“看病贵”的直接相关方，患者对医务人员的猜忌和不信任增加，医务人员对患者的防范心理加重，医患关系降到历史低点，医生应承担责任。

但是，医生也很无奈。

一方面，高价药、大处方和过度治疗的确是由医生直接造成的；另一方面，医生并不情愿开高价药、大处方和过度治疗，很多医生甚至教育自己的子女将来不要从医。

为何会出现这种矛盾的心理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说过，“如果社会创造出对一个海盗的激励，商人就会变成海盗；如果社会创造出一个对商人的激励，海盗就会变成商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有企业大部分实现了市场化改革，从物质和地位两个市场提供激励。但公立医院的体制却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现在医院的定位尴尬，说是事业单位，政府没有足够的拨款，让医院自负盈亏。说是企业，国家未按法人治理结构来设置，切实落实院长负责制，没有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机制。同时，政府还对体现人力资本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进行严格控制。

由于医疗服务定价偏低，医院仅靠医疗服务收费无法弥补其经营成本，医务人员不能获得同等人力资本的社会平均收入。因此，政策上允许医院以15%的药品进销差价来弥补亏空，即“以药补医”机制。“以药补医”机制使得医院获得了通过出售药品获利的合法权利。卖药收益越多，医院的经济状况越好、医务人员的个人收入越高。某些医院就可以利用这个渠道和医疗服务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缺乏弹性的需求，根据自身的利益而非患者的病情来决定用药的品种和数量。

另外，公立医疗机构的收入分配和升迁体制也扭曲了医生的行为。一个重点大学七年制医学毕业生就业后工资不足3000元，一个主任医师、教授每月工资加奖金不到5000元，他们怎么会没有动力去开大处方、开高价药呢？

现在社会把“高价药、大处方”归罪于医生，其实医生只是拿了其中的一小块，还有很大一块被其他环节消化掉。更让医生难以接受的是，本该光明正大的收入，却要自己通过不合理的用药来实现，这违反了医生的良心和道德，而且还要承担“罪名”，难怪医生不希望子孙后代从医了。

如此看来，是制度扭曲了医生的行为。他们在无法获得合理的收入时，需要用医术来为自己和他人谋取更大的不合理利益。

为了解决这种由医生导致的“看病贵”问题，“新医改”方案进行“收支两条线”改革，让医生的收入和开药检查脱钩。这固然可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虚高的药价，但如果国家的补贴不足以使医生的收入与社会同等人力资本水平的人的收入水平持平，医生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

因此，医疗体制改革须兼顾医生的利益。如果“新医改”后医院继续维持目前的经营模式，并通过收支两条线，彻底杜绝以药养医和灰色收入，同时又没有足够的补偿机制，就会使医生的回报更低。长此以往，医生失去了物质和地位市场的双重激励，医院如何吸引最优秀的青年从医？

医生职业是高脑力、高风险的工作，他们长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思想压力，工作严谨、强度大是其特点。一份调查表明，近80%的医生、护士觉得工作压力“大”或“很大”，48%的医护人员觉得他们的职业“不受尊敬”或“很糟糕”。

在美国，最优秀的学生考医学院；而我们，最优秀的学生学金融、考公务员。“医者父母心”，没有优秀的医务人员，受损的最终是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