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病人出现意外以后

这篇文章写的很好，很真实。我认为西方现代医学一个巨大进步就是对人的尊重，对医患双方的人文关怀。尊重患者是对生命的敬畏。而尊重医者则可以让拯救生命的这个系统运转的更为健康，高效。是对生命敬畏的更高级表述。笔者几年前亲历了一次术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患者。眼睁睁的看着一个生命在3天内消逝而自己是主刀医生。我没有V医生那么幸运，经他全力抢救后患者没有留下残疾。我是多么希望我的患者能像她那么幸运啊。整整1个月，无法正常上班，曾经自诩为拼命三郎以做手术为乐的我几次想递交辞职信。曾经被主任夸奖还有什么手术不敢做的我有两个月拿着手术刀会心悸。直到1年多后的今天，仍常常在半夜醒来，几年前抢救的一慕慕仍在刺痛自己的内心。患者家属给予了我最大的宽容和体谅，这定会让我毕生难忘，想起家属握着我的手道别的情景内心瞬间温暖。努力表面坚强但实际已内心泣不成声。你只有亲身经历后才会和我一样感同身受。我们欠缺体制上的对医患双方发生医疗不良事件后的人文关怀。要靠自己和家人渡过那最难遨的岁月。否则活着的比死去的更痛苦。对人生命的尊重，是一切的根本。L女士成立组织去帮助医生的行为是伟大的，值得我们学习。医患不应成为敌人，诊室及护士站不应该有报警按钮。医生在救人后不应该后怕，人摔倒了，谁见到了都应该去扶一下

今天早晨是我们麻醉科每周例行的 Grand rounds（大查房）。请来的主讲人（V医生）是一名曾经在我们科工作过的麻醉医生，他现在从事医院管理工作。V医生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令所有台下的听众唏嘘不已，为之动容。

【事故经过】

那是1999年冬某天的中午，一位30几岁的女性来我们医院接受足部手术。麻醉方案是全麻辅以手术前下肢神经阻断，V医生是主麻。神经阻断操作一切顺利，神经刺激器给出预期的肌肉运动，针管回抽没有血液（表明针头位置正确），于是分次共注入30毫升的局麻药（Bupivicaine，布卡）。

但是几分钟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病人逐渐出现意识不清，继而发展为癫痫大发作，很快发展为 Cardiac arrest （心脏骤停）。V医生立刻组织抢救，心肺复苏。当时我们医院还没有治疗局麻药中毒的特效药 intralipid（脂肪乳剂）。虽然积极抢救，但是效果甚微。V医生同时还紧急联系心脏外科，当时正好心外紧急手术间空闲，而且所有仪器都准备就绪。事故发生30分钟后，病人体外循环建立。

最终，病人于10天后出院，没有任何神经系统功能缺损。

【医生感受】

参加过病人抢救（尤其是抢救医源性事故时）的医护人员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抢救病人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是一心想把病人从死神手里重新夺回来。但是当战场的硝烟逐渐消散，内疚，自责，失落，焦虑，害怕，所有的滋味一齐拥上心头。当时V医生第一想到的就是需要给病人和病人家属一个交代。

病人的丈夫已经被外科医生召回医院，并告知“你太太不幸发生了严重的麻醉并发症，现在正在手术间接受开胸手术，速回医院。”

当V医生和主刀医生走进家属等待间时，病人的丈夫好像一只困在牢笼里的猛兽，正在房间里焦虑地踱来踱去。他见到V医生，二话没说，一拳就砸向他，幸好主刀医生当场拦下。V医生更加内疚，屡次试图与丈夫交谈，但他当时的状态根本就不可能冷静下来，于是V医生只好选择黯然离去。

当他回到手术间，科主任安慰说，他已经为病人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今天就提前回家休息吧。第二天V医生被正常排班，但是他回想起来，那几天他的身心都笼罩在那天事故的阴影中，需要鼓足十万分的勇气，才能勉强完成日常医疗任务。

当时医院部门和医疗事故保险公司的态度都是：尽量避免V医生与病人/病人家属的直接接触，一切都由医院出面协调。当时V医生的同事为了避免刺激他的情绪，也都尽量回避与他讨论这件事情。V医生只有独自品尝无尽的心灵煎熬，他曾经试图到术后重症监护病房探视病人，但被病房主管拦下，说病人转归良好，为了病人和V医生着想，还是避免探视，他们会将病人的病情转归转达给V医生。

虽然病人在10天后安全出院，而且除了胸口的手术切口，几乎没有遗留下什么太多的伤残，但是V医生的内疚和自责仍然啮噬着他的身心。最终在事故发生大约一个月后，他终于鼓起勇气给病人写了一封信，留下自己的个人联系方式，试图能与病人直接沟通，向她解释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直到半年多以后，V医生终于收到了病人的电话留言。后来他们通电话时，病人对V医生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你究竟做了什么”，而是“告诉我事故发生以后你究竟是什么心情？”V医生在形容当他得到病人的原谅和理解后，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简直是他一生中最美妙的感觉之一。即使十几年后的今天，每当他提起这件事，他还能感觉到脖跟后面一股热流涌动。

【病人心态】

这次大查房的亮点是请到了当事的病人L女士，为我们讲述了她，作为一个“受害者”的感受和心态。

L女士的反应远远没有她丈夫那么激烈，她只是感激自己能够没有伤残地活下来，能够看着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由于个人的病情，L女士是医院的常客。每次当她与其他医生提起这次事故时，所有的医生都称她为一个奇迹：如果换了其他医院，多半她是活不过来的，即使活下来，恐怕也会造成终身残疾。

当L女士收到V医生的来信时，她仍然处于康复期，而且又碰上圣诞节，家里出了其他事情，所以她一直没有把V医生的来信放在心上，直到几个月后她重新回我们医院来看她的骨科手术医生。

她说大多经历过医疗事故的病人可能都会选择回避出事医院这个“伤心地”，但是她认为，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只有这个医院才有能力把她从死亡边缘救回来，所以她相信这个医院，她选择这个医院。

作为一个病人，L女士对医疗事故对病人及家庭的影响深有体会，但是她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件事情居然对手术医生也会带来严重的阴影。当时她的手术医生与她谈话时，也是情绪难以平静。当他转身离开诊室时，她注意到他深呼吸了好几次，调整好心态，因为他还有更多病人需要照顾。

这次经历使她意识到，这次事故对当事人V医生的影响恐怕比手术医生要严重一百倍，一千倍。于是她决定打电话给V医生，给自己也给V医生一个了结。

【传播正能量】

也许这件事情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会有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结局。L女士提到，她丈夫当时非常愤怒，他说必须让V医生这个混蛋付出应有的代价。但是最终她选择不对V医生提出诉讼。

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L女士意识到，当不良事件发生后，不管医生有没有责任，当事的病人，医护人员面对的都是冷冰冰的法律程序。实际上，不管是病人，还是医护，他们更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安慰和疏导。于是于2002年L女士创办了“Medically Induced Trauma Support Services （MITSS）”，一个旨在为病患，医务人员提供心理支持的非营利组织。MITSS 帮助我们医院建立了医生的PeerSupportGroup（同行间支持互助组织）

2004年L女士和V医生携手在全（美）国病患安全基金会年会上宣传了他们的故事和MITSS组织。随后多家全国性的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等都对这一故事做了相应报道。

【医院的转变】

最初，当L女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我们医院曾经请求L女士能不能不要提到医院的名字，而且对MITSS的理念持怀疑态度。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在不良事件发生后，对医护，对患者的心理支持，实际上是有利于提高医院医疗质量，改善医患关系，减缓医患矛盾的。医院对 PeerSupportGroup（同行间支持互助组织）采取越来越支持的态度。

我在住院医培训的第一周，科里就为所有的住院医生介绍 PeerSupportGroup。医生，尤其是麻醉，急诊，ICU医生，会经常面对病人的死亡和不良事件。有时候这些事件虽然并不是医疗失误的结果，但是仍然有可能对医护的心理带来阴影，而影响对其他病人的诊疗。而这种互助组织，其目的不是要调查事情的前因后果，而是为同事提供一双耳朵来倾听，一张嘴来安慰，或者一个肩膀来依靠。

【结束语】

不良事件是医疗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不管医护人员是否负有责任，医院或整个医疗体系都可以通过完善医疗制度，提高防患意识，出台标准化流程，从系统上尽量减免不良事件的发生。

但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让更多地人（包括患者，医院领导，医疗政策制定者，整个社会，以及医护人员本身），意识到：不良事件不仅能给病患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它也有可能给当事的医护人员带来非常巨大的负面影响。希望越来越多的患者理解关爱你的医生，越来越多的医院领导理解关爱你的员工，越来越多的医生护士理解关爱你的同事，越来越多的群众能理解关爱医护这个群体。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也能看到类似的Peer Support Group，帮助医生在面临不良事件后，尽快走出阴影，为病患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附录】

1. MITSS网站：www.mitss.org。写这个故事之前，我征得了L女士的同意，她对我能在中国传播这种理念表示大力支持。

2. 一篇相关文献：The Impact of Perioperative Catastrophes on Anesthesiologists: Results of a National Survey （围手术期事故对麻醉医生的影响：全美国调查结果）

链接：http://www.anesthesia-analgesia.org/content/114/3/596.full.pdf+html?sid=18b65d16-560d-4613-8757-ac004ad48836

此研究在全美国范围内随机调查了1200名麻醉医生，调查显示：84%的麻醉医生在其职业生涯中至少有一次预期外的病患死亡或严重伤害。19%的人承认他们永远也不会完全摆脱不良事件对他们的影响。67%的人认为在事件发生头4个小时，他们的诊疗能力受到严重影响，但是仅有7%的人批准休假。

本文首发于《医学界》总第11期“医学界杂志”原创文章，转载请标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