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个月，医院可谓不平静：“缝肛”事件；“10万元治疗方案、8毛钱解决问题”事件；同仁女医生遇刺事件……医患双方的说法，大相径庭。就具体事件而言，是非并不难辨，不日就会尘埃落定。然而，医患之间渐成怨偶，猜忌攻击、侵害不断，却是我们必须格外重视的。

事实上，如果不从制度上有所改革，理清权利归属，使医患各得体面，那么就很难遏制各种“门”的开启，无法恢复救死扶伤的本义。毕竟，医患关系闹到如此不可开交，并非医患双方相互抱怨所谓“医生无良、患者恐怖”就可以解释的。现实可能恰恰相反。

先说患者，他们往往很无助。在进医院门之前，他可能已经辗转赶了千百里，勉强在小旅馆住下。在天光微亮时，他就得去挂号处排队，而且未必能够成功。看病情的缓急，他也许得明后天再来，也许得向号贩子“求援”。挂了号，他得继续排队，前头的病人望不到边。

好不容易挨到了，熬着身躯的疼痛，他小心翼翼挤出笑脸来：“医生，您看我这……”医生甚至都没有瞧他一眼：“你去做个检查再说。”他就又得去排队了。如果检查回来的消息不错，医生三下五除二写了方子，他就得去拿药了。几个小时的折腾换来不到几分钟的诊治。药房门口也是长龙。他早已焦躁不已。交钱时心里一哆嗦：这么贵！不禁要骂娘。

如果检查出来的结果很差，是大病，要手术，他马上脸就灰了：这得多少钱呢？卖头牛也不够吧，或者半年的工资总是要的。想起一些故事，他更加害怕：医生要是不负责任，把什么东西拉在我肚子里怎么办？于是，他通过给主刀医生送红包来买踏实。

终于出了医院的门，他觉得这一路不但受尽了折磨，而且有被鱼肉的感觉。回去之后，他对医生就没有什么好话讲。

再说医生，也很委屈。和欧美的同行比，他的劳动强度极大。他一天要看上百个病人，相当于欧美同行一周、一月的工作量。他没有时间听某个患者的倾诉，因为后面还有几十个人在等着。另外，常年技术至上的熏陶，使得他更喜欢用手术刀说话，而不是用眼睛微笑。他经常值夜班，节假日也难得休息。他还要终生学习，以免拿不到执业资格。

他如此的辛劳，换来的账面工资却很微薄。看到从政的同学、经商的朋友，他惭愧万端；面对老婆、孩子，他心生歉意。他不禁也要骂娘：全世界的医生都是收入很高的群体，为什么偏偏中国是这个样子？这5年、8年的医科，难道就值挂号的几块钱？真是白读了！

药商深知医生的苦恼。他们用甜言蜜语、美食金钱诱惑着他。有时候还以学术的名义，无孔不入。当然，这一切都不是免费的。药商央求他多开药、开自家的药。慢慢地，他也相信这是应该得的，只要能治病，这也许没什么不可以。

可是，一旦这么做，他就上了道德的审判台，随时都有被大众批判的可能。有时候，连政府也打击他：你这是搞商业贿赂嘛！这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他总认为自己是某种东西的替罪羊。全社会都对不起他。这种情况下，让他如何充当白衣天使？

这些无助，这些委屈，堆积在那里，只要一点火星就能引燃——那就是病没治好，或者人死了。医闹十之八九由此而起。实际上，只要病治好了，患者一般不闹。往往人才两空的时候，就再也无法忍耐。医生怨怼患者，发生纠纷可以走法律途径啊！可患者担心，法律很难帮到他。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都是卫生系统的人，能向着患者吗？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一些患者选择诉诸于最原始的力量。

虽然在就诊和法律上，医生处于强势，可是一旦患者“暴力”了，医生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医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多数时候会息事宁人，赔钱了事。这更加重了医生的不公平感。

今天，卫生部要求北京市卫生局组织专家全力救治受伤女医生，密切配合有关部门严惩凶手，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于前者或许不难，凶手当天即被抓获；于后者却不易，如同前文所述，不从体制上动脑筋，此类事件很难不再重现。问题是，体制却不是北京市卫生局能定的。

目前看来，理顺医生的收入机制是当务之急。一个社会无论如何不能穷酸了医生和老师，更不能让他们拿不义之财。让收入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让医生通过自己的技术致富，这是正当的也是必须的。当然，患者权益的保障机制也要真正建立起来。医院“以病人为中心”的横幅管不了事儿。医生应当学会尊重患者。其处方权也该得到有效的监督。要知道，有规矩才有自由。在监督过程中，医生也得到了最大的保护。

唯有当患者不恐惧，医生不怨恨，前者以性命相托，后者救死扶伤，才有和谐社会。（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