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蔡钦林教授

我的导师蔡钦林教授，因患癌症不治，于2002年12月23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的病人、他的学生、他心爱的工作岗位。
今天晚上7点钟，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张立副主任医师打来电话，告知了这个消息，噩耗传来的那一刹那间，我的心一阵抽搐，放下电话，即被无尽的痛苦所笼罩。想就在一个月以前我还拿着X线片子去他病床边请教，即使在那时，他不能稍稍坐起来，躺着看我递给他的片子，对病人的病情分析丝丝入理，言谈中还深切地关心我目前的工作状况，关心我的心境和情绪，想到这儿，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据张立介绍，在蔡教授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在病床上审稿子。
蔡教授是湖北麻城人，是我国著名的脊柱外科专家，著名颈椎外科专家。 1963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疗系，1985年赴日本札幌市中野整形外科医院研修脊柱与关节外科。1963年起一直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工作。1986-1997年任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脊柱外科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1990年任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临终前任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骨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他是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损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骨坏死病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骨科分会委员、《中国脊柱脊髓杂志》及《实用骨科杂志》副主编、《中华外科杂志》审稿成员、《中国矫形外科杂志》、《临床骨科杂志》编委等。1998年，被聘为中国医学基金会国际医学中国互联网络专家委员会远程会诊专家委员会委员。
知道蔡教授是在1986年，那年我参加了在淄博举行的全国骨科新技术高级讲习班，在那次讲习班上我第一次了解了颈椎后路的各种椎管成形手术，是由已故的殷华符教授主讲的，而那些新技术的推广和引入者就是蔡钦林教授。从那以后，蔡教授作为一个颈椎病专家一直在我心中占有重要位置，及至后来考研究生，我毫不犹豫的报考了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导师就是蔡钦林教授，研究方向是颈椎病和颈椎外科。
第一次见他是在9年前，那是1993年的12月份，我前去北京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有一次外科学考前辅导就是由蔡教授来讲的，三院骨科的中厅被考生挤满了，我去晚了，只好坐在最后面，看见蔡教授满脸严肃，身穿白大衣，带着白帽子，言简意赅地讲了骨科的一些重点内容以后又提问了几个关于颈椎病的问题，说不上是不是因为那年他要招考颈椎病专业的研究生，后来知道，颈椎病专业研究生那年是第一次招考。我鼓起勇气回答了他那个“什么叫做颈椎病”的问题，得到了他的赞许。于是倍添了我能够考上的信心。在考完笔试以后，临到我入场面试，蔡教授坐在我右手边的桌子后面，正对着我前方坐着刘忠军教授，记得后面的值班用的床上还坐着几位当时的副教授，现在能够想的起来的应该有陈仲强教授。陈仲强教授现在已经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院长了，而刘忠军教授现在也已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骨科掌门人了。蔡教授仍是一脸的严肃，我看了看刘忠军教授，他脸上带着微笑，也许是看出了我有些紧张，就说不用紧张，别的考生也许不如你，没准比你更紧张呢。于是我很快放松下来，在简单回答了蔡教授一些关于个人情况的简介以后，蔡教授就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的诊断和鉴别诊断问题提问我。在连续问了几个“还要和什么病鉴别”以后，我看见他微微点头，并且拦住其他教授问话，说：就到这儿吧。当时我的感觉真的很好。那是蔡教授给我的第一印象，威严，认真，思维敏捷，不苟言笑，然而却心地善良。
后来我成了他的研究生，三年的学习生活很艰苦，蔡教授时常问寒问暖。记得有一年，他听说我放寒假要回家，马上手就去掏皮夹子，拿出400元钱给我，说让我作路费。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让我收下这些钱的，也许他深知一个学生在外学习的困难。当然我出于可怜的自尊心坚辞不受，但是我却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十分简单的心理感觉，那就是觉得你需要帮助。
1996年的冬天，我在北京帮助蔡教授书写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书，在查了大量的资料和请教了著名生理学家唐天驷教授以后我很有把握的填写了申请书，交给了他。那时候寒假已经开始了，我单身在京当然归心似箭，在没和他打招呼的情况下就已经买了火车票，然后就说，我下午就走，票已经买好了，他一听就急了，说，你怎么回家这么心切？你打听打听，马庆军读研究生的时候回过几次家？我的脸也红了，甚至声音也不是压得很低，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理，我就说我放假了，当然就可以买票回家，他说你不能和基础的研究生一样啊，想走就走，连招呼也不打，那怎么行呢。我赌气地说好吧好吧，我去退票。转身就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回到宿舍，磨磨蹭蹭想到底是退票呢还是不搭理他继续回家，正在犯难的时候，他让我的师兄杨文来我宿舍告诉我，让我还是回家吧。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北京回到山东的家。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正是申请国家自然基金课题的关键时刻，因为所有的资料是我查的，了解课题的情况比较多，他是想带我找一个专家给评估一下课题，这才一听说我下午就走就着急的原因。后来想到了我的实际困难就又急忙找人告诉我让我离京。回到家以后我的心也不踏实，那时候家里也没电话，不知道进展情况，终于在那年的春节前一周等到了蔡教授寄给我爱人转交的一封信，说让我赶紧到北京去。在那个人人都往家赶的时候我离开家去了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三院要召开课题立项投标会议，我当然要回来的。我忙忙碌碌一个周，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最后通过了专家评定，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是落了地。那天已经是腊月二十八了，我收拾东西，准备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坐汽车回家，因为火车票肯定买不到了，蔡教授找了我来，说今天晚上到我家吃饭，我已经让你赵老师在家准备了，一定去，我说，不去，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他说你一定得去。。。他请了几个准备在春节留在三院值班的进修医生陪我，做了一桌子丰盛的菜，我一进门就看见了他拿出了一瓶珍存了十年之久的产于1986年的茅台酒，我的心里顿时感到热乎乎的。他给我满满斟上一杯酒，说你辛苦了，一直工作到了年底，今天算是在我这儿过个早年，当时我的眼泪差点流出来，一切的辛苦和委屈顿时化作乌有。我的导师就是这么一个有时不讲情面，却又充满慈悲心肠的人，我知道，对于工作，他从来不讲什么情面，是什么就是什么，对于人和人之间的情意他却是比谁都更懂得的。
他经常对我讲，什么才是最好的外科手术？手术做的简单，不输血或者少输血，花钱少，手术效果好，这就是最好的外科手术。他告诫我不要为了开展新技术在手术方法上耍什么花样。他言传身教，带着我在第一时间出现在手术室让我看着他为病人摆体位，为了让我有更多的实践机会，在他外出会诊手术的时候特意带着我给他做助手……
他不放弃任何可以教给学生们诊断思维和手术技巧的机会，他说，你不要嫌我老头子罗嗦，也不要怕我讲话声音高，你就好好体会我给你讲的这些，……
在我毕业前夕，他几次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够留下，继续做脊髓损伤方面的研究，然而我却因种种理由没能够留在他的身边，成为终生的遗憾……
泪花模糊了我的双眼，难以继续写下去，我深深地怀念我敬爱的导师！蔡钦林教授安息！
王海蛟转自师弟任守松教授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