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方剂学
发表者：郭永红 人已读
经方三字经
南京中医药大学 黄煌
1、
对中医来说，方是极其重要的。古时称中医为方脉家，医术为方技，日本则称中医为汉方。无论是伤寒派，还是温病派，是古典派，还是现代中西医结合派，是讲脏腑辨证，还是讲六经辨证，到最后交给病人的都是方，所以，日本古方家吉益东洞说：“医之学也，方焉耳”。方，是中医的内核，是根本。
中医的方剂，数量多得让人兴叹。宋代的《太平圣惠方》有100卷，方16834首；《圣济总录》有200卷，有方2万首；明代的《普济方》有426卷，方61739方；我校编写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收录医方达96592首。要熟悉掌握这么多的方剂，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关键的方剂，不过上百首，这就好比汉字的字根，英语的词根，是组成千万张处方的基本构成，可称之为“方根”。
方根在那里？在《伤寒论》，在《金匮要略》。这两本书的方剂，并非张仲景一个人独创，而是总结了汉代以前的用药经验，而且经过后世数千年无数医家的临床验证被证实并发展，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是我们中国人经自身试验筛选出的临床有效良方。只有把这两本书弄通了，才能在临床上左右逢源，触类旁通。后世名医虽多，其临床的基本法度都不出仲景学术的范围。所以，成无己说“仲景之方，最为群方之祖”。张元素说“仲景药为万世法”，王好古说“执中汤液，万世不易之法，当以仲景为祖”，朱丹溪说“仲景诸方，实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笔者说仲景方当为中医之根，为中医之魂。可是，现在古典的东西往往被视为不合新潮的，是阳春白雪的，是束之高阁的供观赏的古董。这是对中医学的无知。中医学的经验性是极强的，经验的东西就需要经过历史和时间的考验和锤炼，时间越久，经验提炼的越精，就象好酒一样，越陈越香。《伤寒论》《金匮要略》之所以被称为经典，是因为在数千年的实践中证明它是有用的，是科学的，在临床上是能解决问题的。学经方，离开了仲景方，那就成了一句空话。
2、读原文，要类比，抓主治，识方证。
学《伤寒论》《金匮要略》，最好读白文，也就是未加注释的原文。古往今来，注《伤寒论》的有数百家，注《金匮要略》的也有几十家，其中虽不乏精品，但大多数是随文演绎，无大发挥。这些注释看多了，往往把你带入大空世界，使你在所谓理论的解释里混混屯屯，云里雾里，而临床实用功夫则十分贫乏。其实《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的文笔十分朴实，多为临床实际的客观表述，少有空洞的解释，故读白文是可行的。不过，两书的体例为条文式，孤立地读常常不得其要，必须采用分类比较的办法。按什么分类？古时候有按六经分，有按治法分，有按症状分有按主方分，分法较多。笔者倾向于按主方主药分。按主方分，徐灵胎的《伤寒论类方》最好。这位医学家研究《伤寒论》三十余年的心得之作，形成初稿以后，竟反复修改7年，其间五易其稿，最后他才写上“乃无遗憾”四字。他采用的方法就是将《伤寒论》方分为12类，如桂枝汤类、麻黄汤类、葛根汤类、柴胡汤类，栀子汤类、承气汤类、泻心汤类、白虎汤类、五苓散类、四逆汤类、理中汤类等。笔者拙作《中医十大类方》是以主药分的，其特点是以药类方，以方名证，主要便于初学者，便于记忆。本书并非中医经方的全书，而仅仅是为读者提示一种认识并掌握中医经方的一种方法。经方何止十类？本书之所以题名为《中医十大类方》，只不过为读者阅读本书增加一点轻松的氛围而已。应当指出，无论按方分或按药分，关键是要抓主治，识方证。许多人对方论以及方剂功效的解释比较热衷，而对其主治则轻描淡写，含糊其辞，一笔带过。这可以说是混淆了主次。对中医来说，经方的主治是最要紧的，解释在其次。方证最关键，功效在其次。
药物的应用指证称之为“药证”。方剂的应用指证为“方证”。如桂枝的应用指证为“桂枝证”，桂枝汤的应用指证为“桂枝汤证”，这是古人应用药物和方剂的根据和证据，是中国人几千年积累起来使用方药的最为实用和重要的经验。如把桂枝比作箭，桂枝证就是目标，目标对准了，命中率就高，同样，药证、方证相对了，疗效自然会出现。换句话说，药证相对了，这就是必效药、特效药；不对应，则是无效药。这是中医取效的关键。《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用药十分严格，有是证，则用是药；无是证，则无是药，加药或减药，都以临床见证的变化而变化，决不能想当然地随意加减。故恶风、汗出、脉浮用桂枝汤，如汗出多，恶寒关节痛者，必加附子，名桂枝加附子汤。如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又必加人参，名新加汤。如无汗而小便不利者，则要去桂枝，加白术茯苓，这就是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治心下悸，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则为咳逆上气。大剂量药与小剂量药的主治也不相同，同样是桂枝汤的组成，但桂枝加桂汤的桂枝5两，其主治为气从少腹上冲心者；桂枝汤倍芍药主治腹中急痛，方名也改为小建中汤。又虽用过某药，但其证未去，则仍可使用某药，如《伤寒论》“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101）“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若不上冲者，不得与之”（15）。这种用药法，即方证相应法，《伤寒论》所谓“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317）。又《伤寒论》中有“桂枝证”“柴胡证”“病形象桂枝”等说法，都为药证相应、方证相应的体现。药证相应与方证相应，体现了经方的极为严格的经验性。这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内容。离开了古人的用药经验，辨证论治只能是空想的游戏。
“方证相应”是《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基本精神。清代伤寒家柯韵伯说：“仲景之方，因证而设，……见此证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其所以为“活法”，是因不同于辨病论治，常常是异病同方或同病异方，非常灵活。不理解者，则谓中医不规范，难以掌握。但从另一角度看，方证相应则是不变应万变的方法，如徐灵胎说：“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伤寒论类方》自序）。正因为有定，才能变化，这就是有规矩方能成方圆。有是证用是方，就是强调规范。方证就是规范，这是中医学的灵魂。
3、仲景书，隐药证，细寻觅，可通神。
经方医学有一非常关键，就是药证。中医理法方药，药是基础，没有药，何谈方？没有方，何谈理法？但是，许多搞经方者，往往停留在方证的层次，就缺少变化。这就是徐灵胎先生所谓的“有方无药”的毛病。仲景书中，许多方证条文下，均有加减法，不加减，是不容易取得好的临床疗效。而要正确的加减，就必须了解每味药物的主治，也就是药证。
张仲景的书，是方书，他没有留下张仲景的药物学，那么，《神农本草经》如何呢？这本书是中医现存最古老的本草书，但是，其中的神仙家的味道太重，对临床医生用药还不是非常适合的。比如它收录365味药，与天数相应；以上、中、下三品分类法，与临床指导用药相距甚远；至于书中许多关于“轻身”“不老”“延年”等药性记载，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所以，本人推论《神农本草经》与《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经方家医学尚不是同一流派的书籍。显然，要学好用好经方，必须有一本张仲景的药物学，一本古代“疾医”所用的本草学。本人所著的《张仲景50味药证》就是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通过对仲景原文的比较分析，试图破译出一本《张仲景临床药物学》。这个药物学，就是药证。
从本质上来说，方证与药证，两者本无区别，同属一门。所以，宋代伤寒家朱肱说过：“药证者，药方前有证也”。他将药证与方证是合称的。考虑到中医用药的习惯，我还主张分论。单味药的主治，称为药证，复方的主治，称为方证。药证，是方证的基础，是经方加减变化的前提。它的好处有，一是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方证，比如四逆散，方中柴胡甘草治疗往来寒热，胸胁苦满，枳实芍药治疗痞痛，芍药甘草则治疗腹痛脚挛急，所以，四逆散能够用于四肢冷、腹痛腹胀者。有比如同样是治悸，药证不同，其所主治的悸也不同，如黄连黄芩治烦悸，桂枝甘草治动悸，龙骨牡蛎治惊悸，半夏茯苓治眩悸，人参麦冬阿胶甘草治虚悸。二是能组合成新的处方，而且不离经方精神。本人的四味健步汤（芍药、牛膝、石斛、丹参）就是根据药证的思想创制出来的。我的八味逐瘀汤，就是根据药证对血府逐瘀汤进行修正后得来的。
4、辨体质，望为首，脉与舌，反映“人”。
经方医学的又一特征是着眼于“人”。如果说西医是治“人的病”，那么，中医是治“病的人”。这个“人”，就是整体，就是全身。中医没有剖开肚子去寻找在器官细胞水平上的病理变化，也无法看到天地间的各种致病的微生物，但我们的先人却能从宏观上把握住机体的变化，寻到消除病痛的办法。清代伤寒家钱潢说得好：“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这就是经方医学的疾病观。这个“发”，是“人”在疾病中出现的全身性的反应。
张仲景是如何着眼于“人”的呢？
其一，望形。如强人、羸人、尊荣人、失精家等。尊荣人骨弱肌肤盛，即为缺少运动，肌肉松软，稍动即易汗出伤风的体质类型。失精家则为男子面色白、瘦弱，脉大而无力者。
其二，切脉。脉浮、脉沉、脉微细、脉沉迟……不表示某种病，而是患者全身的反应状态。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脉象，主要是用于辨“病的人”而不是辨“人的病”。换句话说，脉象可以辨人的寒热虚实表里，不可辨食道癌、胃炎、痔疮、关节炎。所以脉象不可不重视。
其三，问所苦。张仲景使用的症状都是一些人体基本生理活动的变化情况，如恶寒恶热、口渴与口不渴，小便利与不利，不大便或下利，能食或不能食等。以上三点，均体现在张仲景的医学中。如五苓散主治口渴而小便不利者，麻黄汤主治无汗而喘者，桂枝龙骨牡蛎汤主治失精家的腹痛里急而脉极虚芤迟者，黄芪桂枝五物汤主治尊荣人的身体不仁，新加汤主治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
需要指出，后世比较重视的舌诊和日本的腹诊，其本质也是辨体质状态，辨寒热虚实，补充经方方证，故在临床应用经方时，是完全应当使用的。
经方的舌证，散见于后世各家医著中，代表性的有清代张登的《伤寒舌鉴》、叶天士的《外感温热论》、俞根初的《通俗伤寒论》、梁玉瑜、陶保廉的《舌鉴辨正》等。各经方家的医案中则这方面的内容尤为丰富。
经方的腹证，《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已经有较多的表述，可以细细揣摩。日本汉方家研究古方腹证较深，其中古方家吉益东洞的《类聚方》以及稻叶克文礼和和久田寅叔虎的《腹证奇览》记载较详，值得参考。
笔者通过研究张仲景医学和吸收后世各家辨脉、望舌、切腹的经验，认识到临床上寻找经方与“人”的对应点，是运用好经方的关键。笔者的话是：未识方证，先辨“药人”。即寻找和辨别某种药证方证的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体制类型，以此作为辨方证的先导。《中医十大类方》中提出了五种“药人”，即所谓“桂枝体质”“麻黄体质”“柴胡体质”“大黄体质”和“黄芪体质”。“药人”决不至五种，以上五种则是本人比较熟悉和临床常见的。这些体质类型的识别，主要运用中医传统的望诊、切诊、问诊来观察患者的体型、皮肤、脉象、舌象而完成的。书中有“附子脉”“黄连舌”“桂枝舌”的提法，是为了更为直观地反映“病着的人”与药物的对应点，便于记忆和临床应用。笔者认为，若使用中医方剂，唯以辨病为主，不诊脉，不看舌，没有脉舌上的指证，那就失去了中医的特色。
5、加与减，细分析，煎服法，意义深。
经方方后的加减，不可忽略。张仲景加什么、减什么，是有严格的指征的。这是研究药证的重要内容。如咳加五味子、干姜、细辛；腹痛加芍药；口渴、小便不利加茯苓、白术；气上冲加桂枝；咽痛加桔梗；不呕，去半夏；无汗、小便不利去桂枝；咳去人参。
仲景对煎服法也极为讲究。煎法有去浮沫、先下、后下、去滓更煮。煎药用水有水、酒的不同。服法有顿服、日二服、三服、四服、五服、少少咽之等。还有药后喝粥或不喝粥的不同。如桂枝汤服后要喝粥和温覆取汗，这在临床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有实验研究证明这样能增强桂枝汤对流感病毒性肺炎的抑制作用。以上这些临床护理技术，经方应用中不可忽视，用清代伤寒家陈修园的话说，“古圣人之心法在此”（《长沙方歌括》）。
6、名医案，当研究，小验方，尤可珍。
要真正活用经方，光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也是不够的。揣摩后世名医的医案，特别是经方家的医案，尤有实用价值。如叶天士医案中关于运用桂枝汤、栀豉汤、苓桂味甘汤、真武汤的经验；尤在泾医案运用金匮肾气丸的经验，近代名医范文虎医案中运用四逆散、桂枝汤的经验；徐小圃医案运用麻黄汤、四逆汤的经验，吴佩衡医案运用附子的经验，都是学习经方时的重要参考资料。本人所编著的《医案助读》中选择了不少经方家医案。这些医案，或为大病奇病，或立法有新意，或处方用药别致，或议论精辟，值得细读。
在读名医医案中，应注意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把握经方的应用指证的？二是如何加减变化的？
此外，研究历代名家小方的主治和药证，也很有必要。这些小方，药味在3味左右，主治比较明确，对于理解经方的主治以及配伍规律是有较大帮助的。有人统计《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翼方》《普济本事方》等古籍中，4味药物及其以下者分别占各书方剂总数的38.7％—64.5％，可见经方中小方数是占有极大比例的。研究小方与研究经方具有相同的意义。
7、实验室，应利用，勤临床，是根本。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医药研究人员对一些常用经方进行了大量的药理作用和配伍的研究，其实验结果对经方药效的证明、方证的明确，经方剂量、服用方法和剂型的改进等，都有积极的意义。这是学习与研究经方时所必须了解并加以利用的。但也应该认识到，由于实验室与临床尚有较大的区别，动物试验与人体实验不同，单因素研究与多因素研究不同，传统水煎与提取物不同，所以，实验室的结果只能作为临床应用的参考，而不是临床指南。如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黄芪对心血管系统、血液系统、肾功能、物质代谢以及肿瘤等均有良好作用，可使减少的血细胞数恢复正常，可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心脏功能，增加抗缺氧能力，防止脂质过氧化，改善肾脏功能，防止肝糖元减少，抗衰老等。但是否临床是所有心血管疾病、肾病、肿瘤都可以使用黄芪呢？显然是不符合临床实际的。所以，要正确使用经方，注重临床是关键，这是根本。经方的方证目前尚难作出公认的动物模型，只有在临床，在具体的病人身上，才能体会到经方的使用方法，才能悟到经方的精妙之处。笔者对经方发生兴趣，完全是在临床培养的，不是信而好古，而是经方的疗效确切，如桂枝龙骨牡蛎汤治咳喘胃痛，防己黄芪汤治疗汗出而肿的糖尿病，黄连阿胶汤治疗漏下不眠，白虎加人参汤治出血……使笔者尝到了应用经方的甜头。
有人可能会对经方的使用价值发生怀疑。应当说明，不要认为古人不识现代病，就认为经方不能治今病。要知道，人类有文明以来，疾病谱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一些疾病被控制了，另一些新的疾病又发生了。过去没有艾滋病，没有埃博拉病毒，但现在出现了，可见病是不断变化的，而人对疾病的反应方式是几乎不变的。由于中医治病抓住的是“人”，而不是“病”，所以，经方完全可以治今病。我们也只有在经方今用的实践中，才能发展经方。
8、寻名师，得真传，多交流，经验增。
经方的运用经验，来之不易，如有名师指点，那比自己在临床摸索要强许多许多。此外，同道之间多交流，注意收集各种杂志上有关经方应用的报道，也有利于自己经验的积累和临床水平的提高。
9、中医学，要继承，用经方，留住根。
中医学已经流传了数千年，今后能不能继续流传下去？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中医学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中医药学后继乏术，后继乏人的局面未能改观。现在的局势是：中医人才过剩，而城乡分布不均；总体水平不高，而名中医日趋减少；社会呼唤中医，而青年中医纷纷改行。问题在那里？作为中医教育工作者，首先要在学术上找原因，在教育上寻出路。笔者呼吁中医药学的继承，呼吁青年人重视古典中医学，呼吁高等中医院校切实开展经方医学的教学改革工作。继往才能开来，根深才能叶茂，中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古代优秀遗产的继承。
论《伤寒论》类方研究的学术意义
南京中医药大学 黄煌
打乱《伤寒论》原有以六经为纲的编次顺序，改为以方剂为中心的分类形式；从逐条解释原文，转向归纳分析方证药证，这是18世纪以后我国及日本《伤寒论》研究的主要动向。一大批以方类证著作的问世以及许多经方家的涌现，形成了《伤寒论》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类方派”。
1 类方研究的回顾
最早以类方形式全面编集《伤寒论》的是著名伤寒家柯韵伯。1729年（清雍正七年），他的《伤寒来苏集》作成。他认为“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而历代注家或随文敷衍，或奇说巧言，违背张仲景心法。遂根据《伤寒论》中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名词，采用以方名证，以经类证的方法重编，即以方证名篇，再附以原文。又列举六经脉证总纲，某方证为某经所重者，即分列于某经。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列于太阳脉证下，栀子豉汤证、白虎汤证列于阳明脉证下。继柯韵伯而起，主张类方研究更彻底的是著名医学家徐灵胎。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徐氏“探求三十年”的心得之作《伤寒论类方》终于定稿。他认为，张仲景当时著书，“不过随症立方，本无一定之次序”，故《伤寒论类方》“不类经而类方”，共分十二类，每类先定主方，然后附以同类诸方，共分桂枝汤类、麻黄汤类、葛根汤类、柴胡汤类、栀子汤类、承气汤类、泻心汤类、白虎汤类、五苓散类、四逆汤类、理中汤类、杂法方类，六经脉证则附于书末。柯、徐两氏之后，有王旭高（1789－1862）的《退思集类方歌诀》，左季云的《伤寒论类方汇参》（1927），江苏省中医研究所的《伤寒论方解》（1959）以及近十年出版的《伤寒论方证研究》、《伤寒论汤证新编》、《伤寒论方运用法》、《中医名方应用大全》等，均采用了类方的研究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汉医对类方研究也情有独钟。在徐灵胎完成《伤寒论类方》后仅3年的1762年，日本的古方派大师吉益东洞也完成了作为该流派经典著作的《类聚方》，此书将《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的处方与证“列而类之，附以己所见，其有疑者，矩之以方焉”（自序），其研究思想与编集方式与《伤寒论类方》十分相似。《类聚方》在日本汉方医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后世相继有《类聚方集览》、《类聚方辨正》、《类聚方集成》、《类聚方广议》等著作问世，形成了一股古方热。
2 类方研究的理论依据
类方派的学术主张是什么？其思想实质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伤寒论》乃至整个中医学的科学实质，对于活跃当今中医学研究思路，必然带来有益的启示。
强调以方名证，方证相应，是类方派最主要的学术主张。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1）方证相应与否的鉴别是医者基本的临床技能，也是《伤寒论》的基本精神。与基他《伤寒论》注家不同，类方派所注意的并不是伤寒中风等病名，也不是六经脏腑等理论术语，而是《伤寒论》中最基本的内容——方证。在他们看来，《伤寒论》的基本精神是方证相应，是有是证便用是方。柯韵伯说：“仲景之主，因证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证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徐灵胎说，《伤寒论》是一本“救误之书”，而“误治之后，变证错杂，必无循经现证之理”。故张仲景当时著书，“亦不过随证立方，本无一定之次序”。所以，按六经、病名去编集《伤寒论》，均不如以方类证为合适。随证立方，与《伤寒论》中“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治疗原则是一致的。《伤寒论》中有“桂枝证”、“柴胡证”等称呼这点也证实了张仲景的这种以方证为中心的临床思维方式。徐灵胎还说，以方类证的《伤寒论类方》能“使读者于病情药性，一目了然，不论从何经来，从何经去，而见症施治，与仲景之意无不吻合……”。这里的“见症施治”，便是辨方证施治。“仲景之意”，实际是《伤寒论》乃至中医学的基本精神。吉益东洞则说得更直截了当：“医之学也，方焉耳”（自序），其私淑弟子尾台榕堂在《类聚方广义》中也补充道：“医之急务，在方证相对如何耳”（题言）。
（2）方证是证的基本构成，而《伤寒论》的方剂分别与六经的表里、寒热、虚实、阴阳相对应，因此，掌握了《伤寒论》方剂的应用规律，便能掌握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临床上自然能应变无穷。徐灵胎的话是：“盖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序）“方之治病有定”中的“方”，主要是指《伤寒论》“方”；“治病有定”的含义有二：一是指《伤寒论》方于应用指证有明确的规定，二是指《伤寒论》方证是六经、八纲等机体的反应状态的具体反映形式，与强调特异性的病名诊断相比，辨方证就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吉益东洞的话是：“夫医之处方也，随证以移。惟其于同也，万病一方；惟其于变也，一毒万方”（凡例）。这里的“万病一方”与“一毒万方”是辨证论治的不同说法。需要指出，《伤寒论》是一部治疗多种外感疾病的著作，其中科学地记载了在外界致病因素的刺激下机体的多种机能反应状态及治疗方法。其中的方剂大多是经过数千年实践检验证明是有效的良方，这些方是“证的方”，而不是“病的方”。因而，《伤寒论》方证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虽然研究的是方证，实际上是研究治疗方法及原则，这种寓思想于实证的研究方式，是与中医学极强的实践性相一致的。
3 类方研究的意义
从医学发展的角度出发，类方的研究有其积极的意义。这首先是因为，规定方证是中医规范化的基础，是医学发展的前提。长期以来，中医学的不规范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就《伤寒论》一书为例，宋代以后，注家日多，每家皆持一说，有主三纲鼎立说者，有主经络脏腑说者，有主气化说者，且编集体例也各不相同。至于对论中的条文更是意见不一。正如徐灵胎所说“后人各生议论，每成一书，必前后更易数条，互相訾议，各是其说，愈更愈乱，终无定论”（《伤寒论类方序》）。《伤寒论》研究以何为标准？如何规范？徐灵胎经长期研究，最后决定以方证入手，因为医者随证立方，最为具体，处方的组成、剂量、加减法，皆可以作出规定，特别是张仲景的方剂，于此规定甚严，“各有法度，不可分毫假借”。研究《伤寒论》的方证，无疑是研究中医学的临床规范，其意义不言而明。所以，徐灵胎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比较满意，完成《伤寒论类方》以后，才在序文中写上“乃无遗憾”四字，柯韵伯对其《伤寒来苏集》以方名证的方法也充满自信，说“虽非仲景编次，或不失仲景心法耳”（凡例）。与中国的伤寒家一样，吉益东洞也是不满当时日本医学“空言虚语，臆说理义”（《类聚方凡例》）“其方法不统一，而治疗无规”（《类聚方广义题言》）的倾向、而提倡古医学，强调恢复张仲景的诊疗标准。据说《类聚方》于宝历十二年（1762）刊行之后不久，在京都、江户即卖出一万册，以后，作为日本汉方的临床规范，《类聚方》有力地促进了日本医学的进步。
其次，方证研究便于理解药性及方意，便于临床使用，正如《类聚方凡例》所言：“诸言以类就位……其方之用与药之能，可得而言矣。”《类聚方广义题言》也说：“类聚之旨，在审方意、便方用也。”徐灵胎也认为类方能使读者“于病情药性，一目了然”，不失为“至便之法”（《伤寒论类方序》）。类方使用的是比较异同的方法，由于《伤寒论》有关方证散在于条文中，前后参差，或隐于字里行间，故分类比较无疑是主要的研究方法。通过方证比较得出的药证，比《神农本草经》记载的内容为实用，更为详实，也更为科学。吉益东洞尚通过《伤寒论》方证的分类比较，研究了药物的使用指征，著成了颇有特色的临床药物学专著《药徵》。
再是，方证的研究使《伤寒论》研究走出了传统的以经解经的圈子，而直接面对临床。长期以来，《伤寒论》一直被作为伤寒病的专书，其辨证论治的普遍原理未得到广泛的认识，一些问题长期争论不休，如《伤寒论》是伤寒专书抑是伤寒杂病合论之书？《伤寒论》仅为狭义伤寒而设，还是为广义伤寒而设？伤寒与温病别途还是寒温一体？若从方证的角度看，问题便是十分清楚的。有是证便用是方，着眼点不在病而在证，其适应范围当然不拘于伤寒一病了。柯韵柏明确地提出《伤寒论》中是伤寒与杂病合论，《伤寒论》方不仅仅合于伤寒，也能用于杂病，所谓“伤寒杂病，治无二理”，“仲景方可通治百病”，从而使《伤寒论》方的应用范围大大扩大了。同时，各家在方证的研究中必然突破《伤寒论》的范围，而汲取后世临床经验，如王旭高的《退思集类方歌诀》，即以徐灵胎的《伤寒论类方》为本，又附以《金匮要略》方，后世方及作者的经验方，共分24类；左季云的《伤寒论类方汇参》中汇集了临床常用的加减主治及各家应用经验，使《伤寒论》方更为实用。现代许多方证研究著作中更是大量引用建国以后有关《伤寒论》方临床应用的报道资料，充分体现了《伤寒论》方一方治多病，一病有多方以及中医学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特点。同时各家在研究中重视《伤寒论》原文而又不拘原文，使研究的立足点从文献转移至临床，《伤寒论》的错简重订与维护旧论的争论也变得无意义了。这不能不说是《伤寒论》研究的一大突破。
《伤寒论》类方研究的实质是医学研究的实证化，即尊重前人的临床经验与事实，强调中医学的实践性。这种思想，对于促进中医学中临床实验医学的发展，提高中医学的临床疗效，有积极的意义。明末清初，我国学术界对空疏浮泛的宋明理学作了深刻的反省，“经世致用”的实学之风兴起，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中医学界也开始重视整理应用前人的经验与临床事实，重视方剂药物的研究，特别是汉代医典《伤寒论》的研究，类方派正是其中的代表。日本的现代学者也曾将《类聚方》作者吉益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的出现，称为日本的“文艺复兴”，它“并不意味着医学的倒退，实质是医学的自然科学化”（山本严）。应当指出，中医学是一种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其中有大量的人文科学的内容，完全纯自然科学化是不可能的，也是有违中医学的本质的。但是科学实证是医学的基本精神，这点无可非议。作为一项传统的实证研究，类方及方证研究仍应在中医学的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经方的魅力与学习的方法
南京中医药大学 黄 煌
什么是经方？
说起经方，似乎有点陈旧的味道，但入了中医这个门，就时常可以听到这个古今相传的名词。经方，原来是古人对药物处方的称呼。比如，汉代对书目进行分类时，就将研究医学理论特别是养生的道理和方法的医著归入“医经”，把古代相传的经验药方，则归入“经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经方11家，274卷。但是，很可惜，那么多记载经方的书籍，由于战乱等原因，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了。不过，在一部书里保存了许多具有极高临床实用价值的古代经验方。这就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经方之祖
张仲景是东汉时代的人，据说他曾经当过长沙太守，后来因为当时疾病流行，死亡率很高。他原本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在近十年中，竟然死亡了三分之二，而其中因伤寒这种发热性疾病导致死亡的占到了70%。家族的不幸，促使张仲景发愤研究医学，他一方面研究了许多前人留下的医学著作及其治病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到处收集临床有效的经验方药，用他的话说，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这个“众方”，就是经方的另一种称呼，所以说，《伤寒杂病论》集中了汉代以前经方的精华，后世称其为“经方之祖”，这一点也不过份，因为经过１７００多年的临床验证，《伤寒杂病论》的临床指导价值是举世公认的，书中所记载的经方的临床疗效也是确确实实的。需要说明，张仲景在写完《伤寒杂病论》不久，就由于频繁的战乱，这本书就散失了，幸亏西晋的大医学家王叔和，花了许多力气将《伤寒杂病论》中有关伤寒的部分收集起来，编成了《伤寒论》。以后，到了北宋，《伤寒杂病论》中杂病的部分，又被人在古书堆中发现了，经过编校整理，改名《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的传世，对于经方的传播和应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要研究经方，不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是绝对不行的。
经方与时方
历史上与经方相对的有“时方”这个名称。所谓时方，就是宋元以后的方剂。也指近代医生师承授受的常规方、流行方、通套方。时方就像时装一样，是指当时流行的比较通俗的一些新创制的配方。与经方相比，两者有着一定的差异。
第二，药物组成上的多寡之别。经方的味数甚少，以《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而言，1味药的有15方，2味药的有40方，3味药的有45方，4味药的有30方，5味药的有28方，合起来有160余方，而两书去除重复，共有方281首，可见5味药以下的小方已经占总数的半数以上。时方也有小方，但大多数是大方，目前中医处方用药动辄12味以上，体现了这种特点。
第三，在药物选择上的峻缓之别。经方多用药性较猛，带有偏性的药物，所谓“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轻如麻黄桂枝，重如大黄附子，毒如乌头巴豆，剧如芫花大戟；而时方则不然，多用补药和食物，如熟地、人参、石斛，如菊花、梅花、厚朴花、代代花，如丝瓜络、荷叶梗、扁豆、黄豆，以及牛肉、鹿筋、羊肾、猪肚，皆入药。
第四，在适应症上的隐显之别。经方的主治比较明确，具体，每味药均有其主治；时方所主治的则是“阴虚”“阳虚”“水亏”“火旺”“上实下虚”“一切风”“五劳七伤”等病理概念，它的适应范围比较泛滥，如九味羌活汤，张元素说，“此方冬可以治寒，夏可以治热，春可以治温，秋可以治湿，是诸路之应兵也”。
第五，在方剂结构上松紧之别。经方相当严谨，动一药即换一名，甚至改一量即换一名，主治与功效也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了严格的构效关系，表现出古典朴素的结构美。而时方则比较松散，加减繁多，许多时方仅是罗列了一些治疗这类疾病的基本药物，如九味羌活汤条下规定，“视其经络前后左右之不同，从其多少大小轻重之不一，增损用之”。
第六，在研究方法上的证机之别。经方可以通过以方测证，以药测证的方法研究其主治，其疗效经得起重复；时方的研究则必须研究病机，然后才能识其大意，所谓方义，研究到最后往往千篇一律，云里雾里。疗效的可重复性也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最后只得以中医是辨证论治为由搪塞作罢。
与《伤寒论》《金匮要略》方相比而言，后世的许多方剂均属于时方，尤其是金元以后医家的创制的新方，清代的温病方，当代一些医家的经验方，都可以归于时方的范畴。这些新的配方，虽然有的尚缺乏较长时间的考验，在适应症和用量服法等发面尚待积累经验，但从本质上来说，也属于经验方的范畴，则是不够成熟罢了。但是，历史上却有些医家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或者知识结构的不同，临床经验的差异，对经方或时方产生了各自的偏爱。有的推崇《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经方，凡是后世的处方一律排斥；有的则不研究古代经方，不吸收历代相传的配方经验，或仅仅承袭家传或师授的一家之说，或师心自用，随意创制新方。这两种思想倾向，都不利于中医学术的发展。正确的态度是，在掌握好经方的基础上，注意吸收和利用后世经验方，以取得更好的临床效果。
为什么要提倡经方？
第一，经方是中医学的精华。中医学的发展是靠无数人的自身试验，靠经验的积累才能缓慢地发展的。前人的经验是后人实践的基础。历史是检验和加工医学经验最好的工具。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许多经方之所以必须掌握，就因为它们经过的历史最长，服用过的人最多，有关这些经方应用的规律说得最明白，对它们的毒副反应了解得也最清楚，其疗效也最可靠。也就是说，经方是经过数千年实践检验被证实了的经验方。比如桂枝汤，据说是商朝的伊尹创制的，现在我们的医生还在使用，我用桂枝汤治疗心脏瓣膜病，效果就很好。再如小柴胡汤，是《伤寒论》上的处方，但是不仅古人是常用方，今天依然是常用方，许多免疫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肝胆病，发热性疾病都在使用小柴胡汤。而且，不仅我们中国人用，日本人也用，韩国人也用。对于这些千古相传的名方不用，岂不可惜？时方中不乏好方，如玉屏风散，如补中益气汤，如藿香正气散等。虽然有不少处方的适应症不够明确，剂量及煎服法与疗效的关系也说的不是很清楚，但毕竟已经成方，只要在临床认真探索，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这些时方也将成为新的经方。问题是现在为数不少的临床医生，全然不顾中医处方的原则，随意处方，往往一张处方中药物达１５、６味，甚至几十味，完全没有处方的结构，也不了解药物配伍以后相互之间的反应如何，对患者服药以后的效果心中也没有一点数，这种临床态度是不可取的，对于这种“时方”，我们不仅不提倡，还应坚决反对。所以说，提倡经方是中医学术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再说，经方是配方的基础。方是药物的配伍结构。古人认识疾病，是从一个一个症状开始的，如发热啦，头痛啦，腹泻啦，呕吐啦，等等；用药，也是一味一味药开始用的，后来发现疾病常常是多种症状出现，或先或后，或同时并见，于是有了病名的概念，如伤寒啦，痞啦，痢啦、臌啦，等等。然后，用药也有了变化，不单是一种药物，几种药物相加使用，经过不知多少人的实践，也不知过了多少年代，慢慢这种配伍的结构趋于稳定，于是有了方名。如桂枝汤、麻黄汤、小青龙汤、大柴胡汤、温经汤等。这些经方，就像棋手必须熟读棋谱，画家必须熟识画谱一样，经方成为医生处方用药的基础和原则。就是当今常用的时方，也无不是在经方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例如大家熟悉的温胆汤，就是从小半夏加茯苓汤加味而来的；清代名医王清任的著名验方血府逐瘀汤则是四逆散的加味方。清代名医叶天士的椒梅汤、连梅汤等，就有乌梅丸的影子；藿香正气散则是半夏厚朴汤的变方。所以，后世许多名医，都十分强调熟读《伤寒论》《金匮要略》，道理就在这里。
经方还有许多特点：第一，随证治之。经方治病的基本原则是方证相应。《伤寒论》所谓“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也就是说，应用经方治病，必须严格遵循其适应症，这些适应症，比较客观具体，可以通过望闻问切的手段来确定。方证就是经方的适应症或主治，是指示医生应用经方的目标。目标不明确，方药再好，也不易取效。所以，中医非常强调对症下药。《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对适应症的描述，虽然言词古朴，叙述简略，但是比较客观，经过后世许多医家的充实和完善，许多经方的方证已经基本明确。如大柴胡汤证的“心下按之满痛”，炙甘草汤证的“心动悸、脉结代”等。第二，用药精炼。《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处方，药物较少，大多在２—７味之间，对于理解经方的结构，对于临床疗效的观察以及现代药理研究和新药的开发，都带来极大的便利。特别是许多2-4味的小方，更是后世组方的基础，可称为方根。第三，价格低廉。经方使用的药物大多为常用药，其中植物药居多，再加上处方药味少，所以价格比较低廉。我常用大柴胡汤原方治疗胰腺炎，柴胡、黄芩、半夏、大黄、枳实、芍药，加上生姜、大枣，每天只要3元多钱！桂枝汤则更便宜，每天1元就够了。
古方能治今病吗？
这是一个老问题。我的看法是，第一，经方是古人当年临床经验的结晶，经方所治疗的疾病，也是当年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由于疾病谱的变化，今天，古代的许多疾病消失了，古人没有见过的新的疾病出现了。但是，也不能说今天我们人类所患的疾病完全与古代不同，如现在依然可见的疟疾、痢疾，就是非常古老的疾病。所以，不能笼统地说古方不能治今病。第二，经方的许多主治，大多是针对人体在疾病中的反应状态，如恶寒与否，出汗与否，口渴与否，大便的通或结，小便的利与不利等等，这些着眼点，与人的生理病理的基本状态有关。出现人类到现在已经有数十万年的历史了，而张仲景离今天仅仅１７００多年，这个时间段中我们人类的体质变化并不明显，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对于外界的各种刺激的反应在总体上没有多少区别。就如我们与古人一起去洗桑拿浴，大家都会大汗淋漓；如果大家吃大黄，恐怕都会大便次数增加。所以，由于经方重视机体的反应状态，所以，古方未必不能用于今人的疾病，就是现代病的艾滋病，只有有症状和体征，就有使用经方的机会。据报道，日本的医学家已经证明使用小小柴胡汤治疗艾滋病有效。这就是因为虽然中医不认识艾滋病，但艾滋病所出现的消瘦、低热、食欲不振、淋巴结肿大等症状，与小柴胡汤证的“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相似。经方治疗的目标不是病原体，而是患病的“人”。这就是古方可以治疗今病的理论基础。
经方有毒副反应吗？
凡药三分毒。经方所使用的药物，都是一些经典的药物、常用的药物，所以，有毒性是必然的。但是，要回答经方有无毒副反应？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副作用的产生的因素，不能仅仅孤立地考虑药物本身，需要结合患者的体质、疾病，还需要考虑经方中药物的配伍、剂量、煎服法、护理措施等。在使用经方中，如果将各种因素都考虑到了，而且找到了比较合适的位置，可以减轻或不出现毒副反应。比如使用大青龙汤，由于该方中的麻黄剂量相当大，达6两，所以发汗作用强烈，有出现过汗、心悸、肌肉跳动、四肢冰冷、烦躁、不得眠等副作用。如何避免呢？张仲景指出，一是要认清主治，即“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二要认清禁忌症，即“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三是掌握服药剂量，“一服汗者，停后服”；四是注意服药后反应，并采取抢救措施，如“汗出多者，温粉粉之”。大青龙汤是发汗的峻剂，所以张仲景对其注意点说得很清楚。有些经方，张仲景并没有明确其注意点，这也并不表明是无毒安全的，特别是现代临床大多是长时间服用中药，与古代中病即止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出现毒副反应的机率在增加，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由于古代文献中对经方的主治证与禁忌症还说得不很清楚，需要我们谨慎地开展临床研究。
如何判定经方的疗效？
经方的疗效，由以下两方面组成，一是客观指征的变化。比如出汗、浮肿消退、大便畅通、气喘平、脉搏由沉伏转为平缓有力、舌苔有厚变薄等，如桂枝汤服用以后的“遍身执执微似有汗”，大陷胸汤服用后的“得快利”，通脉四逆汤服用后的“脉即出”等。除这些传统的疗效标准外，现代临床理化指标也应重视，如大柴胡汤与血脂水平，泻心汤与血小板数的增减，半夏泻心汤与幽门螺旋杆菌等。二是自我感受的好转，如食欲增加，胸闷消失、咽喉异物感消失、情绪好转等。这是经方有效与否的重要传统标准，因为许多经方的方证大多以自我感受为依据，如半夏厚朴汤证的“咽中如有炙脔”，小柴胡汤的“往来寒热、胸胁苦满”等。三是生存质量的提高以及寿命的延长等。前两者是目前常用的，后者很重要，但指征不是很明确，需要研究和探讨。
对经方的疗效指标，需要与医患双方共同商定，医生要认真倾听患者的主诉，了解患者就医的动机和目的，了解患者目前最痛苦的症状，最迫切的愿望，最需要医生给以解决的问题，然后根据对疾病及体质的判断，根据经方应用的临床经验和报道，遵循临床应用经方的证据，对经方的预期效果作出预测，即服用经方有无效果？有何种效果？疗程多长？有无副反应？然后与患者进行沟通，达成共识以后，就能做到互相配合，在复诊时可以对经方的疗效作出有效、显效、无效的判断。
经方不流行的原因
目前经方还不很流行，使用经方的医生也不很多，千古良方不得广用，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有三种可能：
一曰不敢用。经方是双刃剑，对证则效如桴鼓，误用非但无效，还能伤人。与其担风险，不如不用。
二曰不想用。经方味少药贱，对医者而言，不仅回扣少，往往病人也因药贱而怀疑轻视，因此，不如开大方，既取悦于病家，又增加经济效益，何乐不为！
三曰不会用。用经方须熟悉药证方证，最好应有专门传授，并加上细心体会，其经验性及实践性极强，若仅懂一些所谓功效方义，往往貌和神离，难以有确切疗效。
我认为，第一二种人不是很多，更多的是第三种人。让大家了解经方，运用经方，是振兴中医的当务之急！
学习经方的三大关键
第一 ，抓药证。
药证，是中医用药的指征和证据。如用麻黄的指征和证据，为麻黄证；用桂枝的指征和证据，为桂枝证。用柴胡的指征和证据，为柴胡证。这是古已有之的命名方法，《伤寒论》中就有“桂枝证”“柴胡证”的提法。一个萝卜一个坑，一味中药一味证。严格的来讲，都有其特异性的指征和证据。而不是象有些人理解的补气药，人参、黄芪一把抓，用活血药，当归、川芎、牡丹皮、桃仁一起上。
药证是必效证。即按照药证用药，必定有效，是指服药后必定能解除因疾病导致的痛苦。这种痛苦，可能是肉体的痛苦，也可能是心灵上的痛苦。换句话说，有效，是给人以舒服。这是中医追求的有效的最高境界。如黄连、山栀除烦，甘草、桂枝定悸。他并不局限在客观指标的变化上。因为，药证是以“病的人”为前提和背景的。
药证是那里来的？药证的认定不是来自理论的推测，也不是来自动物实验的数据，而是中国人几千年中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是经中国人用自己的身体亲自尝试得出的结论。你可知道巴豆大毒的代价？小青龙汤治愈了多少咳喘？小建中汤治愈了多少中虚腹痛？
药证是应用天然药物的指征和证据。天然药物成分极其复杂，下咽后究竟起到何种效应？要真正解明其中奥秘，相当困难。所以，使用这些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的老药，也必须尊重前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和久经实践证明的事实。如果使用新的制剂，那这些药的可靠性就大打折扣了。也就是说，你用饮片汤剂，必须弄清药证。
药证是来源于实践的经验总结，每个具体的药证所涵盖的面是不一致的，有的药证是单个症状；有的药证则是综合征；有的就是病，有的则是一种体质或体质状态。换句话说，中医治病，并不是单纯的辩寒热虚实阴阳表里，辩气虚血虚，辩脾虚肾虚。举例来说，甘草治咽痛，桃花汤（赤石脂干姜粳米）治虚寒滑脱血痢，就是取赤石脂的吸附和对肠膜的局部保护作用，（赤石脂含有硅酸铝及铁、锰、钙的氟化物），是对证疗法；竹叶石膏汤用人参、麦冬、甘草、半夏以养阴，更有粳米以支持营养，主治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是支持疗法；黄连治痢，白头翁治阿米巴痢，属对抗疗法；小建中汤用饴糖，大建中汤用白蜜，属食物疗法；甘草泻心汤就是治疗白塞病的专方，桂苓五味甘草汤就是治疗肺气肿的专方，半夏泻心汤是治疗热痞（多见于浅表性胃炎伴幽门螺旋菌感染者）的专方。甘草就是治疗心律失常的专药，属专治疗法；桂枝汤只要脉弱自汗就能用，四逆散只要胸胁苦满、四肢冷、腹中痛者就能用，故使用面非常广，属通治疗法。还有体质疗法，更是有独到之处。如黄芪就是一种体质性用药，柴胡也是一种体质性用药。经方的思路朴实无华，也是符合临床实际的。所以，回到药证这个层面，我们会发现中医的世界原来很精彩！
配伍是经方中最富有魅力的部位。古人用药，本是单味，后来逐步发展了，知道复方可以提高疗效，可以减轻副反应，可以矫味，于是有那麽多的处方发明。一加一等于几？高明的中医能做出大于二，甚至大于三。这些配伍的结构，是学习经方的关键。比如小青龙汤，关键是细辛、干姜、五味子；小柴胡汤，关键是柴胡甘草，从原文的加减法就可以看出这个结构。麻黄要配伍甘草，石膏要配伍甘草，这个通过统计可以看出。附子干姜甘草治虚寒证，本是四逆汤，是经典配伍，可以矫味，可以增食欲，可以护胃气，来源于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旋复代赭汤、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等。黄芪桂枝芍药，治身体不仁疼痛、自汗、浮肿、小便不利；桂枝甘草，治动悸；桂枝甘草茯苓，治眩悸；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治脐下悸、胸中悸、失精的惊悸；桂枝甘草人参麦冬阿胶，治虚悸；半夏茯苓生姜，治眩呕而悸；黄连黄芩，治烦热而心下痞；枳实芍药，治腹痛便秘；大黄桃仁桂枝，治少腹痛、便秘；半夏厚朴，治腹满呕吐等等。《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那些小方，是经方的精华，应当多研究。如四逆汤、桂枝汤、承气汤、芍药甘草汤、四逆散、枳实芍药散等，均是千锤百炼的经典配伍。后世许多方剂无不在此基础上衍化而来，是我们开发新药，创制新方的最佳选择。
前人说，中医有两种病，一是有方无药，即知道用成方而不知变化，是谓有方无药；一是有药无方，即缺乏配伍的规则，组合零乱，叠床架屋，当然效果不好。这种问题的产生，第一是基础不扎实，所谓“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没有学好经方，药证不明，配伍无法，临床所据不是道听途说，就是主观想象。第二是临床思维僵化，所谓“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如处方的用药大概均是14味，每病如此。每人如此，每日必如此。而不知医学是科学，不是艺术，不可凭个人喜恶。以经典汤方而论，有少至一味者，如甘草汤，多则如温经汤，12味者，变化很大，完全依据病情需要而配伍。所以学习经典配伍，可以使处方精练，组方严谨，犹如作古文，加一字嫌多，减一字嫌少，处方到如此境界，也可算好方了。
量效关系，是研究经方的又一关键。仲景用药，极为重视用量。麻黄附子细辛汤用于温经散寒，附子用一枚，大黄附子汤治胁下偏痛，附子则用三枚，是附子量越大止痛越明显。再如半夏，大剂量（2升）治呕吐不止，方如大半夏汤，，而小剂量（半升），仅治恶心呕吐或喜吐、咳喘、胸满、噫气、心悸和声哑，方如旋复代赭汤、小陷胸汤、竹叶石膏汤、半夏泻心汤等；黄连大量除烦，方如黄连阿胶汤，量至四两，而小量除痞，量仅一两；大黄大量（4-6两），治腹痛便秘、其人如狂，配枳实、厚朴、芒硝、甘遂，方如大承气汤；小量（1-2两），治身热、发黄、心下痞，吐血衄血，配黄连、黄芩、山栀、黄柏，方如泻心汤，茵陈蒿汤；中量（3-4两）治少腹急结、经水不利，配桃仁、丹皮、水蛭、地鳖虫，方如桃核承气汤、抵当汤。再如厚朴，大量（8两）治腹胀满，方如厚朴半夏生姜甘草人参汤、厚朴三物汤；小量（2-4两），治咳喘、咽喉不利，方如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半夏厚朴汤。白芍大量（6两0，治挛急，方如芍药甘草汤，小量（3两）和营卫，方如桂枝汤。柴胡大量（半斤）治寒热往来，小量治胸胁苦满。
经方的绝对剂量目前说法不一，教材通行折算为一两=3克，而柯雪帆认为一两=15.6克,日本药局方则以一两=2克算,所以我比较强调相对剂量,即方剂中各味药物用量的比例。药物的绝对量总结了仲景的用药经验，反映出汉代以前用药的趋势，而药物的相对剂量则体现出组方的法度和配伍规律。方剂功效的大小，无疑受到药物绝对量的影响，但方剂整体功效的发挥，必然受到药物间剂量比例的影响。例如，桂枝汤中桂枝芍药之比为1：1，为调和营卫剂，而桂枝芍药的比例调整为1：2，则变为缓急止痛的桂枝加芍药汤了。麻黄汤、葛根汤中麻桂比例为3：2，则发汗作用并不强，仅治身痛、无汗而喘等，而麻黄桂枝比例为3：1的大青龙汤，则具有强烈的发汗作用，仲景不仅说明“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而且在方下又强调“一服汗，停后服。若复服，汗多亡阳”。可见剂量的变化，对方剂的功效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使用经方，必须重视剂量。量该重则重，该轻则轻，本不以用药习惯而定。如果均是10克则有违经方规则了。至于影响药量的因素，则除了疾病以外，还有体质、配伍、药物质量、炮制、煎服法等因素，临床变化因素极多，尚难以说明，各家自有经验。
学经方还应注意的问题
要学好经方，还应澄清一些模糊认识。
一是认为中医先理法后方药，看病必先理论。实际上，中医临床思路试药—方—法—理。没有药，那有方，没有方，那有理法？
二是遇见病人先考虑那里虚？不知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虚处受邪，其病则实！
三是中医本不求每证必有脉舌相应。黄芪证就不看脉，附子就可以不看舌，但必看脉；细辛关键是恶寒不渴，口不渴舌滑是鉴别要点；
四是不可被那些所谓的“理论”障目，见便血，便认为是脾不统血；见小便不利，就认为是中气不足；见胃下垂，就认为是中气下陷；见久病，便谓虚；见高血压，便谓肝阳亢；见冠心病，便谓瘀。临床实际，岂有此理？
五是不可先议药，后议病。即见大黄黄连，即畏其苦寒伤中；用地黄阿胶，就畏其滋腻碍胃，见桃仁红花，又畏其破血动血，见柴胡葛根，又畏其劫肝阴，伤胃汁。见人参黄芪，又畏固表碍邪。见麻黄桂枝，畏其辛温动血。有如此毛病的人，那能开什麽方？无非是竹茹丝瓜络百合代代花白扁豆罢了。
六是古方不能治新病。此说貌似革新，但其中有一隙未明。疾病谱是不断变化的，但人在疾病中的反应方式是不变的，各种症状是不变的，经方中有许多根据“病的人”的效方，可以说是几千年不变的。用曹颖甫先生的话来说，是“仲师之法，今古咸宜”。
七是经方难学。使用经方并不难，清代医学家柯韵伯说过“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伤寒来苏集》）。《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证，论述简洁实在，无空泛之谈，只要认真研读，反复对比，多向老中医学习讨教，多与同行交流，并在临床上反复运用，自然可以达到左右逢源的地步。曹颖甫先生是自学的，他对经方的推崇，就来自临床的大胆实践。他用大承气汤治疗邻居老妪便秘腹胀而拒按而脉实者，用大剂附子理中汤治疗先母洞泻，用大黄牡丹汤治疗潘氏肠痈，他还亲自尝试了白虎桂枝汤治愈寒热的疗效。他在临床上反复验证，使他运用经方十分娴熟，屡起沉疴。在上海期间，“用经方取效者，十之八九”（《经方实验录自序》），从而在名医云集的上海独树一帜。
八是经方有副作用，害怕。使用经方也不必害怕。“药不瞑眩，厥疾勿瘳”，凡是药物就有一定的副作用，只要方证相应，剂量适当，调剂科学，是不会有副作用或很少有副作用的。长期以来，中医界流行先议药后议病的风气，脱离具体的病人和病情来谈药物的优劣，这是需要批判的。
总之，提倡经方，不仅仅是单纯的临床技术问题，而且涉及到科学思想、医疗道德、人才培养、科研方法等关系中医发展的诸多方面。只有这样认识经方，才能充分认识经方派的历史功绩，充分认识提倡经方的现实意义。
我的药人方人说
黄 煌
一、
1973年，我开始跟家乡江苏省江阴市的名老中医叶秉仁学医，其间又向夏奕钧、邢鹂江等先生问业。夏、邢两先生均是苏南名医朱莘农先生的弟子。朱莘农先生幼承家学，壮年以擅治伤寒大症而享盛名，平生对《伤寒论》钻研甚勤，临床重视验体辨证。他有句名言：“医道之难也，难于辨证，辨证之难也，难于验体，体质验明矣，阴阳可别，虚实可分，病症之或浅或深，在脏在腑，亦可明悉，而后可以施治，此医家不易之准绳也”。其辨体质，多从望诊和切诊入手，尤其是擅长使用“咽诊”与“脐诊”。我虽无缘亲睹朱莘农先生诊病的风采，但从夏奕钧、邢鹂江先生的用药来看，他们非常重视强调客观指征，常常或凝神直视，或按压腹部，或察看咽喉，临床思忖良久，而当机立断，说“此人要吃桂枝！”“此人要吃黄连！”“此人是桂甘龙牡汤证！”这种以药—人相应、方—人相应的思路，对我的临床思路的形成影响很大。我曾一遍遍地翻阅苏南医家推崇的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从医案中归纳总结叶天士体质辨症的思想和经验，当时对体质的认识尚是零碎的经验和想法。
1979年，我考入南京中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攻读中医各家学说，有机会深入研读了柯韵伯先生的《伤寒来苏集》，其以方类证的思路深深吸引了我。其后，又翻阅到日本一贯堂医学的体质论，其简便易用的思路让我耳目一新。80年代中后期，我已经开始注意到不同体型不同体貌患者在辨证用药上的不同点，将临床诊疗的思路从单纯的症状辨别以及对病论治转向辨体质论治。
1989年我受中国政府派遣，赴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部进修，期间我细细阅读了细野史郎先生的《汉方医学十讲》，并有机会向细野诊疗所的坂口弘先生以及中田敬吾先生学习日本汉方，对日本汉方求实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细野诊疗所每周一次的读书会上，为求易记和实用，我大胆地用药物名来命名体质，由此而形成了“药人”的概念。回国以后，我又将此“药人”概念为基础，将在日本讲学的讲稿整理成书，名《中医十大类方》。此时，我的体质论基本形成。以后，在临床上不断补充，成为本人临床处方用药的基本思路
二、
所谓“药人”，就是适合长期服用某种药物及其类方的体质类型。这种体质，服用这种药及其类方，往往起效快，而且相对安全。我在《中医十大类方》中提出了五种“药人”，即“桂枝体质”“麻黄体质”“柴胡体质”“黄芪体质”“大黄体质”。后来，在临床上又发现了“半夏体质”等“药人”。遵循药人的经验识别，可以大致了解该体质患者可以考虑哪一类方。这些“药人”，虽然以单味的药名命名，但就其内涵来说，应该冠之以“某某类方体质”可能更合适。不过，就如《伤寒论》中有“桂枝证”“柴胡证”的提法一样，这种简约的提法，可能更便于记忆。下面，是我在临床常见的几种药人。
“桂枝体质”：患者肤色白而缺乏光泽，皮肤湿润而不干燥，口唇暗淡而不鲜红，体型偏瘦者多，肌肉比较坚紧，一般无浮肿，腹部平，腹部肌肉较硬而缺乏底力，如同鼓皮，严重者腹部扁平而两腹直肌拘急。多见于循环系统疾病、消化道疾病、营养不良患者。桂枝体质是适合长期服用桂枝以及桂枝汤类方的一种患者体质类型。代表方为桂枝汤、小建中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等。这类患者在疾病状态中多表现为心肾阳气的不足，或肝胃阴液的不足，易于表虚，易于阳越，易于气脱，易于气阴两虚。
“柴胡体质”：患者体型中等或偏瘦，面色微暗黄，或青黄色，或青白色，缺乏光泽。肌肉比较坚紧，舌苔正常或偏干。主诉以自觉症状为多，对气温变化反应敏感，情绪波动较大，食欲易受情绪的影响，四肢冷。女性月经周期不准，经前多见胸闷乳房胀痛结块等。多见于精神神经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胆道疾病患者。柴胡体质是适合长期服用柴胡以及柴胡类方的一种体质类型。代表方为小柴胡汤、柴胡桂枝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四逆散等。此类患者在疾病状态中多表现为气机的郁滞或逆乱，或外邪郁于半表半里不易透发，或肝胆胃的气机易于逆乱，或气滞，或血瘀。
“麻黄体质”，患者体格粗壮，面色黄暗，皮肤干燥且较粗糙。恶寒喜热，易于着凉，着凉后多肌肉酸痛，无汗发热；易于鼻塞、气喘；易于浮肿，小便少，口渴而饮水不多。身体沉重，反应不敏感。咽喉多不红，舌体较胖，苔白较厚，脉浮有力。多见于体格壮实的中青年和体力劳动者。呼吸道疾病、骨关节痛、寒冷、疲劳等常是这种体质患者患病的主要诱因。麻黄体质是适合较大剂量服用麻黄以及安全使用麻黄以及麻黄类方的一种体质类型。代表方为麻黄汤、麻黄附子细辛汤、葛根汤等。此类患者在疾病状态中多表现为寒气郁表，或肺气郁闭，或寒湿滞留经络之间，或表里俱实。
“大黄体质”：体格健壮，肌肉丰满，食欲旺盛，但容易腹胀，或大便秘结，口唇红或暗红，舌苔多厚。皮肤易生疮痘。血压偏高，或血脂偏高，或血粘度偏高。精神状态饱满，易烦躁，易激动。消化系统疾病、代谢病、感染性疾病等多见这种体质。这种患者长期使用大黄比较有效而且安全。大黄体质多见于中老年人。代表方为大柴胡汤、三黄泻心汤、桃核承气汤、黄连上清丸、防风通圣散等。此类患者在疾病状态中多表现为积滞伤食，或腑气不通，或瘀热于内，或积热上冲，或积热逆于营卫之间。
“黄芪体质”：其人多面色黄白或黄红隐隐，或黄暗，都缺乏光泽。浮肿貌，目无精彩。肌肉松软，腹壁软弱无力，犹如棉花枕头，按之无抵抗感以及痛胀感。平时易于出汗，畏风，遇风冷易于过敏，或鼻塞，或咳喘，或感冒。易于浮肿，特别是下肢肿，手足易麻木。咽喉多不红，舌质淡胖，舌苔润。这种体质的形成，除与遗传有关外，尚与缺乏运动，营养不良，疾病、衰老等有关。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骨关节退行性病变、免疫系统疾病、血液病、呼吸道疾病、消化道疾病的中老年人多见黄芪体质。黄芪体质是适用长期服用黄芪及其类方的体质类型。代表方如黄芪桂枝五物汤、防己黄芪汤、黄芪建中汤、玉屏风散等。此类患者在疾病状态中多表现为肺脾气虚，或表气不固，或气虚血瘀，或气虚湿阻，或中虚等。
“半夏体质”：营养状况较好，肤色滋润或油腻，或黄暗，或有浮肿貌，但缺乏正常的光泽；形体並不羸瘦，肥胖者居多。主诉较多而怪异，多疑多虑，易于精神紧张，情感丰富而变化起伏大，易于出现恶心感、咽喉异物感、粘痰等。脉象大多正常，或滑利。舌象多数正常，或舌苔偏厚，或干腻，或滑苔粘腻，或舌边有两条由细小唾液泡沫堆积而成的白线，或有齿痕舌。半夏体质是适合与较长时间或大量服用半夏及其类方的体质类型。代表方为小半夏加茯苓汤、温胆汤、半夏厚朴汤等。此类患者在疾病状态中多表现为痰热内壅、痰气交阻、风痰上扰、痰湿内阻等
三、
“方人”，是近年来本人在药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2003年来，我在给南京中医药大学开设《经方应用》中，为使大学生能更快捷地使用经方，而将本人应用经验作一总结，特别提出适合使用本方的患者在体型体貌、心理行为特征、发病趋势等方面上的特征，并以此方命名此类患者，简称“方人”。也就是说，所谓“方人”，即对本方有效而且适合用长期服用此方的体质类型。比如我对那些服用温经汤有效，而且长期服用也比较安全的患者，常常称之为温经汤体质。所以，常常病人一来，大致就晓得该用何方。比起药人来说，方人更具体，范围更明确，往往与某些疾病或某类疾病相关，可以说，方人是体质与疾病的结合体。下面，也是我临床常见的几种方人。
“温经汤体质”：羸瘦，肌肉松弛，腹壁薄而无力。口唇干燥而不红润，皮肤干枯发黄发暗，缺乏光泽，或潮红，或暗红，或黄褐斑。有些患者的手掌脚掌出现裂口，疼痛或发热感。指甲变薄变脆，缺乏光泽。还有的女性可以出现阴道炎、阴道干枯瘙痒，毛发出现脱落、干枯、发黄，易于折断。许多妇科疾病，特别是卵巢功能性疾病患者多见这种体质类型。
“三黄泻心汤体质”：营养状态比较好，无明显虚弱表现，面部暗红，腹部充实有力，食欲较好，大便干结或便秘，多有出血倾向。咽喉多充血，唇色或舌质红或暗红，脉象滑数。体检血压、血脂、血液粘度、血尿素氮较高者。目前最多见于高血压、动脉硬化患者以及出血性疾病。
“炙甘草汤体质”：羸瘦，面色憔悴，皮肤干枯，贫血貌。这种体质状态，多见于大病以后，或大出血以后，或营养不良者，或极度疲劳者，或肿瘤患者经过化疗以后。患者精神萎靡，有明显的动悸感，并可伴有早搏或心房心室颤动等心律失常。消耗性疾病、呼吸道疾病，或循环系统疾病，或血液系统疾病等的患者多见这种体质类型。目前在临床上多见于肿瘤患者及老年病患者。
“黄芪桂枝五物汤体质”：其人多肌肉松弛，皮肤缺乏弹性，平时缺少运动，食欲虽好，但经常疲乏，头晕，气短，尤其是在运动时更感力不从心，甚至出现胸闷胸痛，或头晕眼花。运动心电图常提示心肌缺血。面色黄暗，也有见暗红者，其舌质多淡红。头痛、胸痛、身痛、肢麻的中老年人多见这种体质类型。
“桂枝茯苓丸体质”：患者体质比较强壮，面色多红或暗红、皮肤干燥或起鳞屑，唇色暗红、舌质暗紫等。腹部大体充实。脐两侧尤以左侧下腹更为充实，触之有抵抗，主诉大多伴有压痛。多有头痛、便秘、腹痛腰痛、心悸等症状。妇科病、男性的生殖系统疾病，皮肤病、周围血管病变以及五官科疾病等的患者多见这种体质。
此外，还有如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体质、大柴胡汤体质、四逆散体质、当归芍药散体质、防己黄芪汤体质、防风通圣散体质等。
四、几点说明
一、体质的确定，是有效并且安全使用中药的基础。由于当前疾病谱的变化，中医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慢性病患者，慢性病的治疗原则以调整体质状态为主，服用药物的周期长，如果不针对体质用药，常常会出现许多副作用。所以，“药人”“方人”的提出，也是有时代背景的。
二、以上列举的“药人”与“方人”，并不能包涵人类体质的全部，而仅仅是本人临床上常见的适合使用某种方药的体质类型。就其人种来说，仅仅限于亚裔黄种人。也就是说，我的药人方人说，不属于体质人类学的范畴，而是一种应用中药及其配方的技术。
三、我所认识的“药人”与“方人”，应该是药证与方证的延伸，尤其是突出药证方证中“人”的部分，也就是突出了患者的体型体貌以及发病趋势的特征，从而突出了药证方证的客观性和整体性。这样，可以使人更易于把握方证与药证，更容易从整体的角度看问题。换句话说，方人药人的提出，与其说是经验的传授，到不如说是思维方式的强调。从本人的教学实践看，讲方人药人，可以让当今的中医大学生们的思路发生很大转变，一方面，让他们从纷繁的理论中摆脱出来，转向朴实无华的临床技术；还有一方面，让他们从“对病用药”以及“对症状用药”的思路中解放出来，转向整体的用药思路。所以，药人方人说的提出，是一种中医临床思维方式的技术调整。
四、重视患者的体质特征，是古典中医学的基本思想。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两本书中，有许多有关患者的体貌体态特征及疾病的易趋性的记载。如尊荣人、失精家、亡血家、支饮家、中寒家、湿家、喘家、呕家、冒家、淋家、黄家、疮家、衄家、汗家、盛人、强人、瘦人等。这些病人的个体特征，为张仲景的处方用药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照及依据。本人的“药人”与“方人”，很多都能从张仲景所说的那些“人”、那些“家”中找到影子，比如黄芪体质与尊荣人相似，桂枝体质与失精家相似，麻黄体质与湿家相似。
五、作为本人处方用药的参照系，药人方人说具有一定的预测病情以及指导选方用药的临床实用价值。但这种体质归纳，经验性很强，许多是经典的训示以及前人临床经验的提示和总结，当然。其中许多是本人的临床经验。所以，这个学说尚不是十分成熟的，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胃癌、肝转移——炙甘草汤
黄煌教授治疗痤疮经验
概述：痤疮又名粉刺，青春豆。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多见于青春期的男女。
临床表现：初起毛囊周围有白色或黑色粉刺，发病过程中有红色丘疹。
好发部位：颜面部，尤其是前额部前胸和后背部，又有的在肩部。
第一张方——桂枝茯苓丸
经典方：桂枝 茯苓 牡丹皮 芍药 桃仁 各等份
实用方：桂枝10-20g 或肉桂6-12g 茯苓10-20g 牡丹皮10-20g
1.本方适用于痤疮颜色暗红,疮体饱满硬结,久不消失者.以面部为主,疤痕结节
2.本方体质要求:
(1)望诊-患者体质比较强壮,面色多红或暗红,皮肤干燥或起鳞屑,唇色暗红,舌质紫暗等.
(2)腹诊-腹部大体充实,脐部两侧尤以左侧下腹(大便秘结的表现),触之有抵抗,主诉伴有压痛.女性常有痛经,附件炎等
(3)加味:加丹参 川芎效果比较好
第二张方——葛根汤
实用方:
葛根12-30g
桂枝10-20g 白芍10-20g或赤芍10-20g 生甘草3-10g 干姜5-10g或生姜10-30g(3-5片)
(1)本方适用于痤疮颜色发暗,疮头深陷不出,面背部均有,背部较多者
(2)本方体质要求(葛根汤体质)
面色发暗,没有光泽,肌肉坚紧,形体比较壮实,脉搏有力,痤疮在剧烈运动出汗之后会有所减轻,夏天比冬天来说的话要轻些,女性患者常有月经量少,月经周期较长或闭经等.
(3)加味: 加川芎效果较好
PS:麻黄量不可过大(麻黄能兴奋心脏,收缩血管,升高血压;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明显的兴奋作用,可引起兴奋 失眠不安)
第三张方——荆芥连翘汤(一贯堂经验方)
荆芥10g 连翘20g 柴胡10g 甘草6g 桔梗6g 白芷10g 薄荷5g 黄连10g 黄柏6g 山栀子10g 生地黄15g 当归10g 川芎10g 赤芍10g
(1)本方适用于疮体高突光亮,色红化脓,脓液粘稠者
常见疾病:青年人的鼻炎 扁桃体炎 痤疮 中耳炎等
(2)本方的体质要求:
体格强健,面色潮红或红黑,有油光,易烦躁,焦虑,目睛充血或多眵,唇红,咽喉充血,皮肤容易起毛囊炎,夏天易发.
第四张方——防风通圣上散
实用方:麻黄6g 大黄6g 防风6g 连翘10g 薄荷6g 芒硝6g 山栀6g 黄芩6g 石膏15g 川芎6g 当归6g 白芍10g 白术10g 荆芥6g 桔梗6g 滑石15g 甘草3g 生姜三片
(1)本方适用于痤疮密集,形态多样,为粉刺,丘疹,脓包,囊肿,结节及窦道,瘢痕,硬结密集发生
(2)本方体质要求(防风通圣散体质):
体胖形壮,皮肤粗糙,易生痤疮,皮肤瘙痒或起红疹,食欲好,食量大,易于便秘,女性多伴有月经少或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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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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