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毛主席看中医

那些年，毛泽东看过的中医

2018-02-25 马派传承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毛泽东主席学识渊博，对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与实践自然有着很深的研究。他不仅经常在写作与谈话中谈到过中医，还曾多次接受中医治疗，并与不少中医名家有过交流。

四剂中药治愈风湿性关节炎。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患过关节痛，在延安旧病复发，胳膊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有人介绍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陕北名医李鼎铭来给主席看病，主席欣然同意。

当李鼎铭来到杨家岭窑洞时，毛泽东亲自到门口迎候，两人走到窑洞内坐好。李鼎铭首先询问病情，知道是在长征时感受风寒落下的病根。接着又给他诊脉，拿出毛笔当即开了4剂中药，很有把握地对毛泽东说：“吃完第一副，保你胳膊抬得起，第二副吃完，叫你胳膊能转动；三副以后胳膊就活动自如，，吃完第四副药，你就能爬单杠了。”

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果然，毛泽东服完4剂中药，病症全部消失。后来，李鼎铭又用按摩疗法治好了毛泽东的胃病。

这一成功案例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他介绍李鼎铭为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以及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都收到了满意的疗效。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中，为解放区军民的健康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1955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中医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

这本书是3月23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一代代中医人不断完善创新中医针灸技法，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程莘农编写的《中国针灸学》成为了美国、墨西哥、巴西等国针灸医师资格考试的评判范本，中医针灸走出国门，在全世界大行其道。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中医药机构，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了毛泽东的夙愿。

随主席前往莫斯科的中医保健医生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

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

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于是，舒同的夫人石澜便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担当起了为毛泽东抓药、煎药的特殊任务。

3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毛泽东感到特别高兴。

毛泽东问起刘大夫的药方里有一味“酸枣仁”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要“生、熟合起来捣”。

舒同夫人石澜回答：“药用的酸枣仁，数陕北的最好。当年在延安，主席您住过的那个杨家岭满山都是酸枣树。我们常去摘一些酸枣回来，放在衣兜里当水果吃。酸枣仁这东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就能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平衡中枢神经。所以您不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这正是刘大夫的高明之处呀！”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对坐在一旁的舒同说：“看看，你的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11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1959年冬，刘惠民为毛泽东诊治感冒。在开处方时，毛泽东忽然提了个问题，问刘惠民民间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刘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1950年，毛主席发烧，一个多星期了，打了些针，吃了些药，烧还是不退。毛主席对保健医生、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说：“麻烦你给我吃点中药吧”。孔伯华给毛主席诊了脉，看了病，开好药方，请毛主席吃两到三付。结果，毛主席吃了两付，烧就完全退了。

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国医大师朱良春恩师）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1974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

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闭上眼睛在听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毛主席懂中医，愿意接受中医治疗，为中医的广泛应用和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在中医成为建设“健康中国”重要环节的今天，毛主席对中医发展的关怀和期待，依然激励着中医人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