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女儿给父亲的礼物！

2017年6月26日，我如同往常一样忙着安排部门的工作，表哥从安徽老家打来电话：“你爸的B超和核磁共振报告出来了，医生说确定是肝癌，晚期。”

这个消息如同一道晴天霹雳，我的大脑霎时一片空白。

在电视剧里看过、也听人说起过癌症，但从来没有想过它会发生在我身边，而且是在我的至亲身上。

父亲是名退伍军人，不仅身体素质过硬，每年也会按时去体检。在确诊两个月前刚做完今年的体检，血常规、肝功能各项指标都显示正常（后来我们才知道甲胎蛋白也是要定期检查的项目，这是检验肝癌的指标之一）。

一个月前，他开始感觉肠胃不适。先后在附近的诊所和小医院问诊，医生给他开了些调理肠胃的药，没有任何起效。反复的胃痛折磨了父亲一个月，直至他在县医院确诊，才开口告诉远在四川的我。

工作上忙得焦头烂额的我，得知这个消息，方寸大乱。我打电话跟家人沟通情况，才发现全家人都处于惊慌失措的状态。

“癌症”俩字就像针尖一样刺眼，在大家看来这就是“不治之症”，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

“死亡判决书”

县医院的医生告诉父亲，上海有一家在肝癌领域较有权威性的专科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医院，可以考虑去做个检查，看能否进行手术治疗，不行就保守治疗。

抱着试试的心态，恰好妹妹在上海也方便照顾，父亲便启程前往上海，同时也委托他在上海的战友帮忙找到该院的医生。

因为时间仓促、床位紧张的缘故，医生没有让父亲重新再做一次检查，他看了县医院的报告和结果，说：“可以做手术。”

听到这个消息，父亲心情大好。在我们看来，只要能做手术，病愈的希望就很大。

7月3日手术前，医生让我签字，并告知我有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是：切开“肝脏”以后做不了手术就关上。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和担忧。

果然，父亲刚进手术室不到半小时，主治医生就回到我们面前，隔着手术室的门告诉我们：“病人的肿瘤太大了，和胰腺发生黏连，没有办法进行手术。”

我的情绪一度濒临崩溃，想到还躺在手术台上毫不知情的父亲，心里满是悲愤：为什么手术之前不再做一次检查呢？早点儿查出这种情况，我父亲也不用平白无故挨这一刀！

为了不影响大家情绪，我只好强忍着悲愤问医生：“这个之前不能查出来吗？”

医生只是冷静地说：“手术前已经告诉过你可能出现的情况了。现在病人的情况不适用手术治疗。肿瘤那么大，随时可能大出血。如果你们经济条件允许，就回去吃多吉美（靶向药），效果好的话，可以维持一年。”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在向我们宣告父亲的“死刑”。

我感觉全身力气瞬间被抽离剥净，垂坐在手术室外，身旁是抱头痛哭的母亲和妹妹。

其实父亲这场病早有预料。虽然还未到退休年龄，但年过半百的他却依然每天在生意场上折腾，不能按时作息已成常态。平日并不酗酒的他，在确诊前曾有过两次酩酊大醉。这些情况，我们姐妹俩都是在他生病以后才知晓。

毕业以后，妹妹随妹夫定居上海，而我也在四川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常年分居两地的一家人，每年相见次数屈指可数。又因为父亲固执的性格和火爆的脾气，为了避免争执，我们之间的沟通也是“能省则免”。

想到这里，一股强烈的自责涌上心头。平时疏于关心和问候，却始终没想到这一次见面，竟有可能是陪伴他人生的最后一程。

不行！不能放弃！我告诫自己，为了不让自己后悔，一定要继续寻求治疗方法，至少我们还有一年时间可以争取！

风雨求医路

做完手术的父亲，身体日渐消瘦。我们没敢告诉他手术的真实情况，即便精神状态每况愈下，父亲却始终以为自己的肿瘤已经切除，正处于康复阶段。从他眼神里透露出的极强的求生欲，更坚定了我继续寻求治疗的想法。

可是，随即而来的却是暗无天日的求医路。

7月10日父亲出院，我跟妹妹商量，等术后复查结束就带他换一家医院再做治疗。我告诉父亲，虽然肿瘤切除了，但是为了防止复发，还需要做一些后续的治疗。7月20日，父亲住进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内科，接受肿瘤介入治疗。

治疗前，父亲的检查报告显示甲胎蛋白2673（确诊时是1014），7月21日接受第一次介入治疗，术后甲胎蛋白2612，无明显变化。医生建议父亲出院，同时服用多吉美（靶向药）。

回家以后没几天，父亲便开始服用多吉美，可是身体状况却愈来愈差，食欲不振、狂冒虚汗，甚至大小便失常。

生病前精神抖擞、出门喜欢捯饬自己的父亲，不仅行动变得迟缓，吃喝拉撒也脱离了正常人的状态。衬衣耷拉在他虚弱的身子上，显得格外寂寥。

看着他生不如死的样子，全家人又一次陷入极度恐慌的氛围当中，也开始四处寻求能够缓解他痛楚的“偏方”。

8月2日第一次回中山医院复查，医生建议可以吃中药调理，我们便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开了中药。服用不到半月，又听闻乡里曾有同病患者，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吃中药调理恢复了状态，便又托熟人找该院医生开了处方。

8月22日再次回到中山医院复查，医生对父亲说：“你不要再去做那些治疗折磨自己了，吃些中药调理身体，让自己舒服点就没事了。”始终被埋在鼓里的父亲对我有些恼怒，觉得我不应该让他服用多吉美，白白遭受了很多罪。在他看来，接下来只要好好服用中药就可以了。

事情的真相是，报告上显示甲胎蛋白7196，医生告知我和妹妹，父亲的病已经没有其他治疗方法了，中药可以继续吃，让他能舒舒服服走完最后一程就好了。

7196，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连同医生那句“介入和多吉美均无效”就像一个响亮的巴掌，狠狠地抽在我的脸上，告知我：你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

除了父亲以外，家族里其他知道真相的亲戚，也开始对我的坚持有了异样的眼光。他们都认为癌症就是“不治之症”，我们要做的是让父亲能够在最后的生命里舒服坦然，而不是去做各种可能会导致人财两空的无谓的挣扎。

从得知父亲生病走到此时，其实我已经逐渐接受“父亲即将离我们而去”的事实。此时已过盛夏，医生给出的通知是：父亲大概撑不到过年。

大概固执也是一种遗传，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他那么快就离开我们。

面对父亲的日渐消沉，家人们焦急而无助的样子，我找到了另一种声音：“试试PD-1吧”。

曙光初现

早在购买多吉美的时候，我就在网上看到关于PD-1的讯息。同时也咨询了中山医院的医生，他说：“可以试试看。”

于是，我开始认真研究关于PD-1的信息。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要背水一战的，是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加入了一个肝胆肿瘤病友交流群，群里好些患者家属提及PD-1的正面效果，也提到一个人名：黎功主任。

在几次交流后，我才知道，有患者在黎功主任的指导下使用PD-1，得到不错的效果。于是我开始在网上搜索黎功主任的信息。

8月24日通过互联网问诊平台找到中国武警总医院的黎功主任。了解了我父亲的综合情况以后，黎功主任给出的建议是：“乐伐替尼+来那度胺+PD-1”三药联合。

因为咨询前做足了功课，知道黎功主任曾有过使用PD-1让部分患者肿瘤消失的先例，所以对黎功主任有足够的信任，对于他给出的治疗方案也有基础了解。我便开始说服父亲和家人接受这个方案。

父亲的第一反应是坚决地反对。在他看来，过去身体上出现的种种不适，全是拜这些“奇奇怪怪”的西药所赐。

已经回到四川的我，只好不厌其烦地给他打电话做思想工作。可是父亲的“抗争”一度达到只要看到我的来电就会挂断，甚至向我宣告：“我情愿不治，也不吃那种药。”

无奈之下，我只好跟妹妹商量，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对于求生欲望强烈的父亲，或许只有靠他自己主动跟癌症抗战，才能把握最后这一线生机。

袒露实情那天，我在电话里跟父亲沟通了一晚上，他终于有了让步。电话那头，仿佛绿巨人“浩克”变回了班纳博士的样子，怯生生却有又带着些固执地说：“PD-1可以吃，但中药也要吃。”

我又打电话咨询黎功主任，他说中药里有一味黄芪，跟PD-1相冲。我便跟父亲商量：“中药里面有相冲的地方，我们暂时不吃行不行？”

在黎功主任的指导下，父亲于8月29日开始服用乐伐替尼和来那度胺，9月4日使用了第一针PD-1。

在这之前，母亲曾询问我：“你可以保证这个药能把你爸爸治好吗？”我说：“我不能啊。医生都不能保证，但总归要试一试。”因为如果这条路都走不通的话，那就真的无路可走了，我几乎是哭着在心里说出这句话，但我隐约觉得，这个方法一定能奏效。

可是黎明前的黑暗，总是更让人彷徨。

父亲开始持续发烧，口服退烧药后缓解了症状，却又开始全身冒汗、四肢无力，食欲糟糕透了。最可怕的是骨痛得厉害，不管是吃止痛药还是贴止痛贴都无法缓解。后来还开始嗜睡，甚至一度出现意识不清的症状。

我赶紧又一次拨通黎功主任的电话，他建议我父亲查一下甲胎蛋白。9月13日，也是三药联合治疗后的第一次复查，甲胎蛋白4176，确实下降了，可是父亲的状态非常糟糕。

9月20日的急诊检查中发现父亲缺钠，马上急诊补钠，同时也做了骨扫描和头部MRI，显示结果排除了骨转移，此时甲胎蛋白已经降到1358。

等到9月27日住进中山医院肝肿瘤内科急诊的时候，父亲嗜睡、没有食欲，意识尚存却已经走不动路了的状况依然存在，甚至严重到生活无法自理。做了好多检查，血常规、肝功能、腰部核磁共振的结果显示都是正常的，但父亲出现这些症状的原因，却始终无法解释。

中山医院的住院医生把我狠狠骂了一顿：“病房里你父亲的几项指标都是最好的，但就是找不到他走不了路的原因。谁让你们瞎用猛药！要是你父亲承受不了副作用，问题比肿瘤还要严重！”他的说法并不是危言耸听，此前中山医院就曾在临床试验中接触过类似的案例：有患者肿瘤指标恢复正常，却因为副作用过大去世了。

那一刻，我心里的城墙轰然坍塌，我想，这一次我可能真的成罪人了。

背若芒刺、彷徨无助的我又一次给黎功主任打了电话。黎主任告诉我，副作用越大，说明效果越好。走不了路有可能是PD-1的副作用引起的，跟乐伐替尼和来那度胺没有关系。

他的话给了我希望和鼓舞。但是住院医生强烈要求不能再使用三药联合治疗法，我陷入困惑：是否停用PD-1？万一停药后肿瘤报复性增长怎么办？

黎功主任建议我们查查父亲的肌电图，如果确实是肌肉神经的问题，可以先不用PD-1。

经历了峰回路转，终于迎来第一缕曙光。

宣告胜利

肌电图显示果然是肌肉神经出了问题，医院开了些营养神经的药。期间半个月补钠、保肝（主要是谷胱甘肽），上营养神经药物，停用了几天乐伐替尼和来那度胺后瞒着住院医生继续服用。

9月28日，甲胎蛋白375.3，10月12日甲胎蛋白降到78.6。对于与肿瘤的抗争而言，这个数据的变化预示着走向胜利。

10月14日出院之后，父亲的体感开始好转，逐渐恢复了精神状态和食欲，也开始可以自己活动了。看到这样的情况，家人逐渐恢复了笑容和信心。我赶紧打电话给黎功主任汇报情况，顺便问问是否能乘胜追击使用第二针PD-1。

10月25日，通过远程视频会诊平台，我们第一次和黎功主任有了“面对面”的沟通。在黎功主任的耐心指导下，10月27日打了第二针PD-1，这一次没有引起明显副作用，状态也很好。

在11月11日和11月14日的两次复查中，甲胎蛋白5.9，肿瘤也从8月22日的103*188mm缩小至97*75mm。不仅各项指标恢复正常，父亲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机体功能也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医院里的医生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11月21日打了第三针PD-1以后，为了更好地兼顾父亲和工作，我把他接到四川来疗养，12月5日在当地医院复查时甲胎蛋白为2.44，其他各项指标也都很正常。12月13日，父亲因为感冒引起左面颊肿痛，黎主任建议暂停PD-1，先处理炎症。炎症消除后，12月30日打了第四针PD-1。

在今年1月18日和黎功主任的第二次视频会诊中，得到了盖棺定论的好消息。黎功主任给我们做了个比喻：肿瘤细胞已经没有了活性，变成了一个死结，相当于一棵没了根的树，不再有任何生长的可能。他告诉我们：“可以停药了。”

听到这个消息，一家人如释重负，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停药以后，父亲感觉整个人都舒服了。恢复了食欲的他，体重也逐渐从120斤，回到正常时候的150斤。

△黎功主任和我父亲的合影

今年清明节前，为了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和全面的检查，我们带着父亲到北京找黎功主任。黎主任告诉父亲，肿瘤旁边已经没有血供，就像结了个疤一样。父亲对这个说法很受用。我却担心他喜欢抽烟的习惯会有所影响，便问黎主任是否要父亲戒烟。

黎主任笑着说：“让他抽呗。他心情好了才会抽烟，要是状态不好你看他抽不抽。”父亲像接到圣旨一样开心极了。看着父亲脸上的笑容，我才终于觉得，这将近一年的抗癌之路，总算成为了过去式。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父亲并不是第一个使用PD-1的人，也并不是所有使用PD-1的人，都一定会有这么好的效果（黎主任说只有20%左右的人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为什么父亲能成为这20%中的一位？

我想，除了父亲身体底子好、心态好、求生欲强，家人的鼓励和陪伴也十分重要。每一次在绝望边缘，我们都会想方设法把最大的希望给到他，而他正好也愿意接受，才有了这一路走来，并肩作战的硕果。

而这当中，还要感谢黎功主任不厌其烦地耐心指导。在决定使用PD-1之后，不管出现大小症状，我总是第一时间联系黎主任，他也总是能够及时给到反馈和专业的指导意见。

至于很多人会问及最初手术时那“白挨的一刀”，其实后来回想，如果不是那一次走了“弯路”，可能我们会不断选择作用微乎其微的介入治疗，而介入对于肝功能的损耗，只怕会成为我们后来选择PD-1治疗时的绊脚石。

告别了过去的父亲，已经不再沉浸在生意场中，他开始会注重作息、研究饮食。现在他和母亲一起在老家装修安度晚年的房子，平时也会到处游玩，他说，他要开始享受人生。

而陪父亲经历过这一年的摸索和抗争的我，看待事情的态度也变得很坦然。我想：人生应该珍惜当下，只要去努力，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对于来找我咨询的患者家属，我也总是希望他们能更关注治疗背后，患者的需求。

翻看手机里父亲生病期间发给我的那条信息：“感谢女儿……”，想起今天挂断电话时，我们又回到生病前日常争执的状态，我只想说：“爸，欢迎你胜利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