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移植的历史与现状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寿命延长，心脏病的发病率也在不断增加。在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其发病率及死亡率已跃居至第一位。当不同类型的心脏病发展到终末期，心脏功能已无法满足人体最基本的需要，均可出现心功能衰竭，即便使用药物以及进行常规的心脏手术也不能有效改善心功能，心脏移植便成为其惟一的希望。

心力衰竭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病理状态。此时，患者的心脏不能泵出足够的血液以供应全身。呼吸困难、乏力和体液潴留等症状均可缓慢出现，并逐渐加重，明显影响生活质量。心衰的成因大多由于心肌功能受损。引起心衰的高危因素还包括高血压、心绞痛、糖尿病、心肌梗塞和瓣膜病等。

慢性心功能衰竭是各种心血管疾病的终末期表现。目前，全世界约有数千万心衰患者。根据2003年发表的数据，心衰的人群患病率为0.9%，中国心衰患者大约有450万。而且，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心衰作为心血管病的严重和终末阶段，患者人数还将持续增长。据最近部分地区的调查，心衰患病率可能已达到1.3%，现症患者约有800万至1000万，中国可能已经成为拥有全球最大心衰患者群的国家。据南方媒体报道，我国每年死于各类心血管病患者约200万人。心脏移植主要是针对晚期充血性心力衰竭和严重冠状动脉疾病进行的外科移植手术，是治疗晚期心衰最有效的方法。

心脏移植通俗地讲就是换一个心脏，用人体一个健康的心脏替换病人身上衰竭的心脏，具体说是将已判定为脑死亡并配型成功的人类心脏完整取出，植入所需受体胸腔内的同种异体移植手术。受体的自体心脏被移除（称为原位心脏移植）或保留用以支持供体心脏（称为异位心脏移植）。

早在20世纪初期，医学科学家即开始了对心脏移植的研究工作。至20世纪30年代已成功建立了一系列动物心脏移植模型。1960年，美国lower和shumway成功利用深低温保护供心技术，解决了长途运输问题，并采用受体左房和右房中部切口与供心的左房、右房分别吻合，供体与受体的主动脉、肺动脉分别作端—端吻合，奠定了原位心脏移植的外科基本技术。

1967年12月，南非的barnard医师成功施行人类第1例同种异体原位心脏移植术，这是人类心脏移植史的里程碑，标志着心脏移植开始正式应用于临床。但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排斥反应和术后感染等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心脏移植同其他大器官移植一样，移植效果不佳，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环孢素的诞生，为器官移植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心脏移植的手术成功率和远期生存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术后1年及5年的存活率分别达到了85%和65%以上。同时由于心肌保护技术的改进，外科技术的提高，使心脏移植术日趋完善。迄今为止，全世界已开展了超过10万例心脏移植手术，每年全球300多个心脏移植中心有4000例心脏病患者接受心脏移植，并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

我国最早有关心脏移植的文字记载于《列子·汤问》上，迄今已有2000年左右，描述了神医扁鹊为两个患者开胸交换心脏使疾病消除的故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有关心脏和器官移植的最早记录。1978年4月21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瑞金医院张世泽医师成功完成了我国第l例原位心脏移植，患者存活109天。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心脏移植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目前，中国大陆经卫计委批准能开展心脏移植手术的单位有26家，使心脏移植在我国规范化，疗效稳定。当前，国内心脏移植总量已超过1000例，每年心脏移植手术300余例，成规模的移植中心4～5个，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湖北、福建、广东等省市。心脏移植手术的成功率为90%～98%，3年生存率大于80%～90%，5年生存率大于65～80%，手术后平均生存期为13年，疗效已经与国际上报道的结果相近。其中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至今已完成原位心脏移植400余例，年移植手术量超过30例，手术规模及疗效已达到国外中等规模移植中心水平。心脏移植已经成为临床治疗终末期心脏病的常规手术，为终末期心脏疾病患者提供了一个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命、确切有效的治疗方法。

从2015年开始，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标志着中国器官移植走上法治轨道。但是，由于捐献器官数量有限，器官紧缺已成为制约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问题。受传统伦理道德及医疗水平影响，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数非常少，器官需求缺口巨大。目前，全国每年约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1万例左右，还不到1%。中国每年能进行的心脏移植例数约300余例，也就是说，不到千分之一的心衰患者能从中受益，更多心衰患者因得不到有效治疗而丧失生命。器官捐献既实现器官捐献者生命的延续，也为挽救器官接受者的生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充分展现了人类人性的光辉。虽然中国在器官移植技术领域虽然已达到世界水平，但有关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制约了器官移植临床救治工作和移植医学的发展。因此，相关法治建设还要不断完善，建立一个符合伦理道德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我们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