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的穿梭：从SARS到SARI ——记“非典”往事与新冠肺炎思考（上）

2003.03 临危受命挑大梁

2002年12月份，我被派往协和医院睡眠呼吸暂停中心，专注于睡眠领域的进修，突然接到了医务处付处长的电话：“光熙，非典疫情升级，你明天就到岗！你们科除了李主任，全部与疑似患者密切接触正在接受隔离，由你接管全院发热病人筛查，全面承担主检工作！”

31岁的我，昨天刚刚接到妹妹的电话，她万般忧虑地问我“是不是东直门医院有大夫被传染了？病重了？东直门医院要封院了？”我还回答“不可能吧？是不是谣言？”

妹妹的电话刚完，我广州同学的电话又响起，告诉我他被气管插管了，刚刚从生死线上爬过来。我中日医院的同学也追来了电话，他也被确诊了非典，他还第一时间回溯了感染过程，后来写了文章“请战友们绕过我的雷区”提醒一线临床医生完备防护细节。

完全没有准备的我就这样回到了本单位，2003年的广安门医院还没有发热门诊，医院为我开辟了一小间屋子，里面有生活必须的家具，供我留院修整，我的内心非常满足。从接到电话的第2天，我就怀揣供全院联络的发热病人会诊电话，按照要求做好防护（当时没有防护服，我带护目镜、手套，穿一件小的隔离衣，尽量减少自己皮肤的暴露，绝对不用自己的皮肤接触疑诊病人），穿梭在全院各个角落，在纷繁复杂的发热病人中，将非典病人找出来并送往定点医院。

每一个工作的间隙，我都无比庆幸医院自1995年开始对我进行住院医规范化培训，1999年又派我到朝阳医院进行专科培训进修，学习了规范的呼吸重症以及机械通气培训，那时带我学习重症的老师正是王辰院士和童朝辉院长，庆幸我在协和呼吸科进修期间没有在不知情情况下接触非典病人。很多综合因素的作用才得以使年纪轻轻的我在如此危急情况下有机会有能力承担重任。保院卫国的信念，在那一刻真的是我的精神动力。

连日奔波，我的体力也有所下降，当时的条件还没有完备的防护工具，我的内心也是惴惴不安。当时医院发了增强免疫的针剂胸腺肽，每天自己注射，我注射之后体温蹭蹭涨到了37.5℃，心里非常紧张，也没敢跟医院报告，害怕还没有上战场自己先倒下，后来我找到了原因，把胸腺肽停了，体温果真就下来了。另外胃肠不适的感觉也使我困扰，中医出身的我立刻给自己开了几剂汤药调整，正当壮年的我很快恢复了巅峰状态，才放下心来。

2003.03 SARS与非SARS

全院发热病人此起彼伏。按照规律，不可能所有的患者都是非典患者。

每年冬春季节，都会有甲流、乙流、普通感冒等有发热症状的上呼吸道疾病。

不可能SARS一来，就全变成了SARS，这肯定是不符合疾病规律的。

但是一片恐慌、忙乱之下，我如何能稳住阵脚，最大限度的将疑似患者找出来隔离，将其他发热病人保护住呢？每诊断一个疑诊病人，就意味着更多医生被隔离；每漏诊一个病人，就意味着大片的医生和其他人陷于危险。当年没有试剂盒，全凭临床的问诊与影像学资料。

我的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我的判断，决定了病人的去留。我每天都不间断地思考这个问题，对于病人的分检工作极其谨慎。

当时我们本院的三名医生被判断为疑诊，于煤炭医院隔离。我接管医院的分诊工作后，重新对医生的隔离情况进行梳理，我将隔离医生的影像资料从我院已关闭的临时发热门诊丢弃的片子里找出来，备齐了临床证据，于广安宾馆专家讨论时，将病历资料提交给专家组，最终我们的三名医生解除了隔离。事实证明，查找遗失的这些片子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影像学资料，可能很难通过专家组鉴定。

2003.04 新的阶段

随着北京新发病例的逐渐减少，大家的紧张情绪逐渐缓解，主检工作也不那么忙了，病人越来越少，我们的内心时刻充满着喜悦。

北京疫情控制政策逐渐落地，小汤山病房建立了。

2003年4月，我被派往百望山胸科医院建立的临时隔离病房，和另外二十几名医生同道一同承担起30余名非典患者的救治工作，尤其对于重症患者的治疗方案、呼吸机调适与观察，当时还没有ECMO。由于对非典的认识有限，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很常见，对于可能导致的严重的股骨头坏死等副作用，也顾不得了。但是中医出身的我，还是想发挥中医的重要作用，虽然很多医生担心病人症状会反复，但是接管病人后，我们将360mg、240mg等比较高剂量的激素很快撤减到40mg，并逐渐停用，与此同时，积极的中药治疗配合脏器功能支持治疗方法，所有的SARS病人逐渐康复，也很少遗留下激素的副作用。

当时的防护服的样子和现在不同，但是相比在广安门医院做发热病人主检工作时的装备，隔离病房的防护更到位，物资充足，大概4个小时轮一班，解决喝水上厕所等生理问题。我心里更加安定下来，感觉安全踏实，紧张情绪基本消除，按部就班地全身心投入到临床工作中。

治疗期间，由于我对于电子产品感兴趣，接好了临时病房的远程血氧监测，解放了一线护士，并且避免了患者扎血气的痛苦。我还及时发现了一名结核病人，他在激素治疗后影像学恶化，临床症状加重，我迅速将他撤出非典病房，送往结核定点中心进行抗结核治疗。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名18岁的女孩A，她的肺炎非常重，在第一批医疗队接手后没有几天，她就因严重的肺损伤进入到呼吸窘迫阶段，最后去世了。与她同屋的另一个女孩B小秦也是18岁，也许是空间所限，我接手后才知道她是一个疑似病人，但是与这个非典的女孩A放到了一个病房里，后来她经历了非典肺炎的整个病程，真的成了一个非典病人。她非常害怕，我在这个时候才知道强有力的心理支持多么重要。这么年轻的女孩，在肺损伤非常重的那几天，她不停喘憋、剧烈咳嗽，虽然给予无创通气治疗血氧仍然下降，是最重的一个病人，我们轮班的医生就经常长久地握着她的手，支持她，鼓励她，给她希望，告诉她其他病房里的很多人，都慢慢好起来了，她一定也是其中的一员。她后来在我们精心的治疗下慢慢好了起来，直到解除隔离的很多年，都与我保持联系。当年她18岁，现如今也逐渐步入中年，很有可能，还是孩子的母亲，她有了自己的美好人生。我后来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我的老师Gajic专门在AJRCCM上写了一篇文章“THE HAND”指出在ICU里最重要的医疗干预治疗可能就是两天，以后的治疗就是那个握住你的温暖的手，会给你一切的支持。医疗真的不只是治疗更多的是心灵支撑，他每次查房一定紧紧握着病人的手告诉病人你在这里很安全，一切向好，我想不见得只是很高超的医疗技术才能救人，充满人文关怀的精神支撑也会让病人很快好起来。

那个阶段，武警警戒，没有家人陪护的隔离病房里，隔离的早期不停有患者情绪失控，试图逃走，或被遗弃的情绪严重，不配合治疗，种种心理问题在疫情当前被激发出来。我们医院的汪院长，做了大量的心理支持治疗工作。没有微信，没有发达的互联网，我们为每个病人都配备手机，免电话费，随时与患者沟通，了解心理状态，纾解情绪。患者们逐渐平静下来，为后续的治疗奠定了基础。我记得有一家人，全家聚集性发病，得了重型SARS，在他们互相鼓励，积极配合治疗，出乎意料地很快的康复了。17年后，大年初一出发的首批医疗队里，我们特意配置了心理方面的医生，也是当年非典经验的重要总结。

医生和病人，互相支持鼓励，一同面对病魔，关键的苦难时刻，我们拧成一股绳，最终战胜了SARS。每一位病人出院时候的感动和泪水，是医患之间互相理解的珍贵时刻。我们与最后出院的一批病人合影留念。照片遗失，非常遗憾，但是那激动美好的瞬间和我眼睛里的热泪，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非典工作在2003年5月底就逐渐结束了。病人全部出院后，我们接受了规定时间的隔离，撤退，回到本院进行正常的临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