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个心理学家

摘要：父亲壕壕的爱是我一生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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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前后，就一直想念着我的父亲，一直想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他。

父亲在14年前离开了，如果他仍在，今年是90岁。中国人不论在世或不在世，都讲究过生日，尤其是逢10的大寿。

过去，我们医疗条件落后，活到90岁不容易；现在生活改善了，医学进步了，活到90岁不再那么稀少。

于是我就常常奢望，如果父亲还活着，该多好！

可惜世事不再，奢望不可能实现，只能在梦中和回忆里与父亲相聚。

父亲原本是一个文盲，后来参军、参加抗美援朝，读了扫盲班，他很努力，学习到能认识绝大部分汉字了，后来在战场火线入了党，又自学了一些机械知识。

退伍后他当了一名工人，他不愿意当干部，说自己是大老粗，没有文化。他也从来没有学习过心理学；但是他的一生，用他满满的爱来对我。

在今天，在我从事心理学工作30多年后，突然觉得，他才是真正的心理学家。

我10岁就开始一个人出门到1000多里外寄宿读初中（父亲所在的地质队在深山里，附近没有学校），与父亲呆在一起的时间少而又少。

学了心理学、尤其是接触了精神分析的一些理论后，我也曾尝试去寻找与分析，我的童年和原生家庭是否对我现在的有点焦虑和不善社交的个性有影响。

我把与父亲在一起的回忆翻过来翻过去，除了温暖，除了感动，竟然找不到一点点创伤，哪怕是微创……

记得那时别人家的孩子帮父母做家务，有人说我不做的时候，我的父亲是那么霸道地说：“我家女儿就是不做，我不让她做”

记得别人家的父母在埋怨孩子学习不努力的时候，我的父亲总是自豪而又夸耀地说：“我家女儿我是规定她每天必须玩一段时间，刚吃完饭也不能学习，她学得太多了……”

记得我们单位那时每年有几次职工一起整车买水果（相当于现在的团购），我家买的西瓜和苹果总是比别人家多很多，别人的父母亲说：“我家有3个孩子，都没买那么多，你家只有一个小孩，不用那么多”。那时我的父亲总是很霸气的回答：“我家女儿喜欢吃，我就要多买一些给她猛吃”。当时还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物质还极度匮乏，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我的父亲真是壕啊！

记得初三的时候，一次父亲出差来到我寄宿学校所在的城市，上午去帮我买了一件新衣服，衣服的颜色有些偏灰色，中午我到父亲住宿的旅馆，他刚好不在，我试穿了他放在床上的衣服，试了以后仍然放在床上，继续去上学。下午放学回来，看到新衣服变了一个颜色，变成了红色的。后来父亲告诉我：他下午回旅馆时发现衣服的扣子掉了一个，想可能是我不喜欢这个灰色的，所以下午赶紧去帮我换了一件红色的。他还夸我就是比较有眼光，红色的比较好看，他是担心我一个人在外，灰色的比较不嫌脏，比较容易洗。然后他高兴地说：“只要你喜欢，就买红色的”。这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其实我当时急急忙忙试穿了衣服，并没有喜欢或不喜欢，只是因为新衣服的扣子缝得不够结实，正好扣子掉了。

后来，我面临高考，当时我仍在1000多里外寄宿，父亲来信问我：“别人家的父母都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天天给孩子增加营养，煮人参等补品，我们也到学校旁边来住吧？”我十分反对这个建议，坚决不同意。后来，父亲只是默默地告诉我“考不上大学的话，可以顶我的职当工人”（当时我们所在的地质队有这样的政策）。

再后来，父亲退休了。他问当时还不到18岁的我的意见，问我喜欢留在工作地还是回去浙江老家。

我至今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我回答喜欢回浙江，而选择了退休时告老还乡，回到浙江老家。

而我，那个时候仅仅是因为觉得老家离杭州不远，想去杭州看一看西子湖呀！

再后来，父亲退休在浙江老家的农村，每学期我放假回家，他都会爬到我家茶山的高处，远远地眺望我，然后在看到我时一路小跑下来弯弯曲曲的茶山小路上接我。充满期许地看着我：“知道快要放假了，我和你妈就天天都盼着你回来呢，我们经常来这边路边看看，都好几次梦见你回来了”。

放假的时候，父亲看我一个人在老家农村没有朋友，就叫我和他一起去和他的麻友们一起打麻将，而他就在我身后观战，兴奋地对朋友们说“今天我女儿替我”;老家的麻将我不太会打，记得那天我出错了一张牌，父亲情急之下，稍微大声了一点，我当时就眼圈红了，一个人跑出来，父亲一路小跑追出来，小心翼翼地问我“我是不是讲重了，我是不是讲重了……”

再后来，我工作了，记得第一次出国，是考上了国家的JICA公派去日本，当时参观了很多日本的精神科医院和老年医院，还是90年代，对日本的医疗照料很有感触。回来后与朋友、同事不断地分享自己在日本的感触和感受。虽然给父母买了礼物，可是唯独没有跟他们多分享我的见闻和感受。我以为，这些不同的医疗、人文，他们不懂。

直到有一天，父亲温和的、幽幽的对我说：“我们也想知道呢”。这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后来父亲患了胰腺癌，当时是剖腹探查术开进去才发现一个大大的肿瘤，医生走出来手术室告诉我，我必须当场，在一分钟内，做决定手术的程度。当时，我一个人根据医生的话外之意，选择完全信任医生，当场做主决定，为他选择了姑息治疗。以后一共住了三次院，做了二次为改善生活质量的姑息手术，在确诊胰腺癌后还相对比较有质量地生活了18个月，最后在76岁生日后离开了我们。

在他确诊后，作为医生的我，就知道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减少他的痛苦，我选择了起初没有告诉他有关诊断的真相，选择准备了足够的止痛药，选择了尽量改善他的生活质量。以致于有一段时间，我自己都有一种幻觉，也许父亲患的不是胰腺癌，也许父亲还能陪伴我很多年……

最后父亲的疾病转归，证明了我的选择是正确的。生活没有侥幸、也没有谎言，在坚持了18个月后（差不多超过了帕瓦罗蒂确诊胰腺癌后的生存期了），父亲终于到了弥留之际，我那时告诉了他诊断的真相。同时我对他说，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对他照顾的不够周到。

记得父亲当时用虚弱的声音，微微笑着，对我说：“你已经做的足够好了，没有人能像你做得这么好”

这，应该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的鼓励了吧。

父亲一生，对我而言，都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从小到大，他一直认可我、鼓励我、肯定我，在人前表扬我，满足我的需求，尊重我的意见和决定。他还把他对我的爱毫不吝啬地大声在人前讲出来、面对面地告诉我（在那个时代，在东方文化下，说出爱是多么不容易）。

当我的所作所为没有达到他的期待的时候，他只是幽幽地说出来他的期待：“我们也想知道呢”或者反思自己的行为“我是不是讲重了呀”。他从来没有责怪我，而只是，用非常温和有爱的语言和语调，表达了他的需求。在我高考焦虑时为我提供了第二选择，缓解我的焦虑情绪。

正是父亲的认可、肯定、鼓励、让我参与决定，使我在他确诊胰腺癌的当下，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敢于做那么重大的决定。

在我的心理科临床工作中，常常碰到两种不同的家长，一种家长是：当孩子说头晕头痛的时候，会关心他是怎么样不舒服了，询问能做什么帮助孩子，或者简单地陪伴他，让孩子知道父母在这里、愿意帮助他；另一种家长则是责怪：“你是不是昨天又玩手机睡得太晚了，睡不好就又头晕头痛了吧，晚上早点睡”；更有甚者，有的家长会推而广之，说“你看，你就是天天玩手机，不睡觉，才会这样头痛”

一次门诊时，我的一个患者告诉我，他在家里连喷嚏也不敢打，因为打一个喷嚏他父亲就会一直责备，“你看，叫你多穿一点你不听，叫你晚上早点睡你不听，这不就又感冒了吗？”，有时实在忍不住了，只好赶快躲到房间或者厕所打喷嚏，以不让父亲听到。

每每这时，我就想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就是第一种家长，是那个温暖，让我时刻感到爱的父亲。

第二种家长的责备后面，掩藏的也许也是爱；可是这种爱，却让人窒息，让孩子感觉不到被爱，让孩子想逃离。更有一些家长一直无法认识到自己的爱的方式的不当，以爱绑架，长期重复这样的行为模式，对孩子造成很大的伤害。

父亲是一个细心的人，他也有一些敏感、焦虑和不善社交；也许我也拥有他的这些特质，但是因为父亲给我的爱和温暖，我学习到了怎么把敏感变成自己的天赋才能，使自己的敏感和焦虑能够在心理治疗中更好地与我的患者和来访者共情，也使不善社交的我能够静下来、坐下来，做更多的事情。

因为父亲的爱，我可以把自己的弱点变成长处和强项；也许因为父亲的爱，我才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心理医生。因为，我的父亲，他天生就是一个心理学家，因为，他有满满的爱。

这个世界，因为我父亲曾经来过而温暖；没有了父亲的世界，我因为有他的记忆而温暖。

附：感谢给我父亲做二次手术的两位厦门肝胆外科医生。感谢家乡的亲人每年在清明前后给我寄家乡的龙井茶，使我对父亲的连接一直持续。感谢我的患者和来访者们，你们的人生经历常常让我反思，丰富了我的人生。

作者简介：丁丽君 厦门市精神卫生中心 仙岳医院 主任医师 心理治疗师

文章于2021年4月清明节前后为纪念我的父亲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