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她是我的孩子，我还会拒绝给她消融治疗吗？

2022年7月12日，星期二，上海的天气酷热难耐！这一天除了炽热的骄阳让我难受外，还有两例病情复杂的患者在确定治疗方案上让我颇感为难。

W奶奶今年78，身形瘦削，两米开外就能看到她的脖子鼓得老大，她是因为直径近20厘米的巨大甲状腺结节压迫气管导致呼吸困难而来，这枚结节已经伴随她生活了30年，因为农活重，家务忙，一直没有到医院正规地治疗过。尽管她口中声称不碍事，其实怎么可能不碍事呢！她站起身来呼吸还算好一些，一躺下来那巨大的结节立马就会把后方的气管挤扁。我让老人家试试吞咽口水，她都觉得比较费劲。无论是CT检查还是超声实时观察，她这枚左侧甲状腺结节的成分都很复杂，气管隆突处的管腔已成细细的月牙状了。由于一位亲戚曾经在我们中心做过甲状腺腺瘤微波消融治疗，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她也想来消融治疗，指望着消融后日常生活和劳动不受啥影响。

L姑娘今年23，拥有美女级的青春靓丽外形，刚踏出大学校园不久。近期无意中发现自己的脖子似乎有一些突起，可触摸到一个硬物，没有疼痛，也没有呼吸与吞咽方面的丝毫不适。不过，她的警觉性倒是蛮强的，很快就去上海某著名三甲医院就医，超声检查发现她的左侧甲状腺长了一枚直径近3.4厘米的恶性倾向结节，并且颈部中央区有多枚淋巴结肿大，高度疑似癌转移。细针穿刺活检病理诊断证实她的甲状腺结节的确是乳头状癌，颈部淋巴结的确有癌转移。据她母亲描述，从那一刻起姑娘一扫平日欢声笑语的爽朗神情，跌入泪水涟涟、盲目抱怨甚至有些绝望的境地。尽管那家三甲医院外科专家对她表示极大的同情，愿意为她开绿灯尽早安排住院手术，她还是犹豫不决，幻想着不开刀就把她的癌灶治好。此时，互联网的威力显现了，她上网一搜，热消融治疗跳入她的眼帘，上海国际医学中心介入超声临床研究中心章建全教授团队在甲状腺乳头状癌和淋巴结转移癌的微波消融治疗领域拥有精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于是她抱着“必胜”的信心来到我们团队。为何她是怀着必胜的信心，直到故事的结尾我也才知晓缘由。

一位是巨大的良性结节，一心想消融治疗；

一位是很大的乳头状癌还同时伴有5枚以上、位置很深的中央区淋巴结转移癌，也是一心想消融治疗。

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我迅速判断出这两位患者的病情若是采取消融治疗，都够我们消融医生喝好几壶的。于是，我心中已经有了初步决定：建议她们都去外科开刀手术治疗。然而，这一老一少一听说我不给她俩消融治疗，心情非常不悦，反复地“缠”着我，说了一大堆很动听的好话，鼓励我为她们挑战困难。然而，好话虽美妙，困难避不掉！

我本人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长期工作于军队教学医院，从医伊始便知道遇到疑难复杂病例，一定要及时组织召开病例讨论会，发扬民主，听取各种意见，汇聚群体智慧，这个意识早已牢牢地在我们大脑中生根。

面对两位患者及其家属的真切希望，讨论会上团队每一位成员直抒己见，以专业的素养发表负责的意见，最终形成决议：

(1)那位78岁的老人家，虽然是良性结节，但是综合考量各种要素，认为热消融治疗对她疗效甚微，甚至会耽误最佳有效治疗时机，绝不可行。

(2)那位23岁姑娘，癌症病情相当复杂，虽然我们有处置的技术能力，但是工作量很大，消融治疗手术过程一定会非常艰辛，应想方设法动员她去外科开刀为上策。经过反复沟通，患者们都明明白白地离开了医院。

次日上午8时许，在去医院的路上我接到了团队陈主任的来电，告诉我那位23岁姑娘与父母一早就又来到医院，一定要和我再谈一谈，希望我给姑娘消融治疗。不知何故，刹那间我眼前猛地闪过我儿子的形象，继而又出现那位姑娘的模样，脑海中竟莫名地跳出一个问题：假如这个姑娘是我的女儿，我是不是还会拒绝给她做消融治疗呢？她的病情确实复杂，尤其是那些位置很深的淋巴结转移癌已经与锁骨下动脉根部、头臂干动脉紧贴在一起，要把穿刺针、消融针安全、有效地放到位，操作上的困难与风险是相当之大。是我真的驾驭不了这些困难和风险吗？如果我努力一下就能够驾驭它们，那我想回避的是什么呢？是辛苦的手术过程吗？是担心她日后会有什么严重的不良后果吗？如果她是我的孩子，她是那么地渴望获得我为她消融治疗，我会拒绝我的孩子吗？当然不能拒绝，我必须为她付出最大的努力！

到了医院后我故意板着脸，把话讲得严肃，目的是试一试她的信念是否真的很坚定。是的，她很坚定，父母也很坚定。

当姑娘和父母亲耳听到我同意为她消融治疗的决定时，她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笑嘻嘻地去医院餐厅用午餐去了，而我们团队却进入了紧张忙碌的术前准备工作中。为了保障充足的精力和体力，我们特意将其他消融手术全部延期，集中一切力量只为她一人施治。

两个半小时过去了，我们成功地为她做了10枚淋巴结穿刺活检与消融以及一枚3.36厘米甲状腺癌灶的穿刺活检与消融。光微波消融耗时就长达38分钟16秒，而绝大多数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消融治疗也就是3~4分钟。

原以为消融术中姑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异常，没想到她竟没有感觉到什么不舒服，血压、心率、血氧饱和度的监测数据自始至终在正常范围内，术后讲话声音几乎没有异样。

她自己从手术台自如地移到转运车上，与我们手术团队全体人员合影留念。

当我们一行人走出手术室时，早已在手术室外等候的母亲一把拉住我问道“章教授，您还记得我吗？”，我说“当然记得啦，这两天我们都已经见面七八次了，怎么会不记得呢。”她说她十六年前就找过我，当时是姑娘的外公因为巨大肾脏囊肿在上海长征医院请我做了囊肿抽液硬化治疗，一次成功，效果很好，因此对我印象很深。没想到十六年以后，她女儿患了甲状腺乳头状癌，病情如此严重，焦急之际在网上查到一种叫做热消融治疗的技术，没想到眼前竟然跳出了章教授的名字，她们顿时感到有救了，于是直奔上海国际医学中心介入超声临床研究中心而来。

哦，此刻我仿佛明白了姑娘为什么会抱着“必胜”的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