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髋从娃娃抓起——全面推进髋关节发育不良早期筛查

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s，DDH）是儿童最常见的肌肉骨骼先天缺陷之一，各地报道的DDH发病率在1‰~3.4‰。DDH是导致髋关节骨关节炎的重要原因，延误诊治或治疗不当，都将严重的影响成年后生活质量。既往文献报告，近40%接受髋关节置换病人和“髋关节发育不良”有关。

近年来，全髋关节置换术（THA）是当今最成功的骨科手术之一。多种原因导致的髋部疼痛时，THA都可缓解疼痛、恢复功能并提高生存质量。但是，有个重大的问题是技术本身克服不了的，那就是，“全髋关节置换”的“年限”和初次关节置换时年龄密切相关，与之相反的是，“翻修手术”难度大风险高，但效果反而不如初次置换。因此，对于髋关节发育不良这样长病程的疾患，“保髋”是“全生命周期治疗”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青少年、儿童期严重型髋关节发育不良/脱位，通过规范手术治疗可以获得满意的中期效果。

对于行走期（walking age）及以前发现的髋关节脱位孩子，可以通过“闭合复位石膏裤固定”保守治疗的方法，不过，存在一定的“残余髋关节发育不良”的几率，部分病例需行二期手术矫正。

和很多与发育相关的疾病一样，髋关节脱位同样需要尽可能早的发现、诊断，及时复位，让髋臼-股骨头维持良好对位，才能让儿童髋关节沿着正常“轨道”发育，从而“治愈”它。

而早期针对髋关节脱位/发育不良的筛查是解决“早期诊断”的唯一出路。回顾看来，最早从1879年Wilhelm Roser、后来Ortolani等医生更多是通过体格检查的方法检查出儿童期“脱位”的髋关节。

在我国，以上海新华医院吴守义教授等为代表的小儿骨科前辈也陆续开展了针对髋关节脱位的筛查工作。

自上世纪80年代，以奥地利Graf、美国Harcke、挪威的Rosendahl、Terjesen医生为代表，开始利用髋关节超声技术来评估髋关节形态，并逐渐形成了早期髋关节超声检查技术及分型系统。从而，将针对DDH的早期检出时间大大提前。并使基于这项技术的、针对人群的DDH筛查成为可能。

奥地利是最早针对DDH实行全民筛查（universal screening program）的国家之一，他们的数据表明，早期全民筛查可以大大降低后期需手术的比例。从卫生经济学角度来说，整体上也大大降低了政府的医疗支出。

我国已从政策层面高度重视，国家卫健委在《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年）》中再次强调，要“逐步将先天性髋脱位等疾病纳入筛查病种”，从而整体提升儿童骨骼发育健康。

然而，西京医院严亚波主任的一项针对儿科、儿保、妇产科、小儿骨科等7个专业医生，共466份有效问卷的调查发现，会对婴幼儿常规进行髋关节查体的比例为37.9%，而常规进行髋关节超声的比例仅为20%。理想是丰满的，而现实是骨感的。

目前，以上海、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实行的是基于危险因素的“选择性筛查”或“区域性全民筛查”，不过，仍面临诸如政策、运营协调等多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康复医学会修复重建外科专委会保髋学组张洪教授、罗殿中教授、程徽和杨劼教授等，在西藏地区克服重重困难、开展针对髋关节脱位的系统性早期筛查工作，星星之火已被点燃。

在以天津医院小儿骨科杨建平主任、天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刘功姝主任为代表的儿保、小儿骨科医生持续努力下，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陈博昌主任等的技术支持下，新生儿期针对髋关节发育不良的早期筛查，和先心病、白内障等一样被纳入“早期筛查项目”。天津市自2008年开始实行全市范围内“全民筛查”，将针对髋关节发育不良的超声筛查纳入到“天津市儿童保健手册”、“天津市预防接种手册”（小红本）内，基于信息化管理，采用“2+1”的模式，确保了筛查覆盖率及良好的质量控制。

天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潘蕾主任总结了天津市2013~2020年的“天津髋筛经验”，题为“天津市婴儿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筛查结果及危险因素分析”的文章发表于2022年《中华骨科杂志》上。

新生儿期检出，及时规范治疗，是从临床、影像学上“治愈”髋关节脱位/发育不良的前提。

有意思的是，天津市的人群数据显示，经超声确诊髋关节发育不良的孩子中，仅有不足12%存在例如臀位、家族史等“危险因素”。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陈博昌主任、扬州市妇幼保健院王加宽主任积极探索利用AI技术，提高髋关节超声检查的效率、精准度和同质化。

针对髋关节发育不良的早期筛查，意义重大，但仍需多方持续努力、协作。

不让每一名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保髋，真的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从娃娃抓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