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升岱岳，非径奚为——聊聊《金匮要略》的版本（上）

将升岱岳，非径奚为

——聊聊《金匮要略》的版本（上）

（本文供稿：从心堂主）

原文刊发于《中医药文化》2019年第1期，原名：《金匮要略》吴迁本与邓珍本对比研究

全文约3700字，预计需12min

《金匮要略》前身为《金匮玉函要略方》，是北宋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中发现的三卷蠹简，由林亿等宋臣重新编次整理成书，并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和绍圣三年（1096）先后刊行了大字本小字本。

关于《金匮要略》的版本，学界一般认为：大字本系统以邓珍本为代表，同时包括无名氏本、俞桥本、徐镕本、赵开美本等多个后传本，传世数量较多。小字本系统则仅有吴迁本传世。

邓珍本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1983年由日本学者真柳诚在该馆发现，根据序文可知该书刊行于元后至元六年（1340），是现存刊刻时间最早的《金匮要略》传本，也被普遍认为是大字本系统诸本的祖本，该本卷上第三、四页为明代修刻。

吴迁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由吴迁据祝均实所藏古本抄写而成，2007年真柳诚据沈津书籍中提供的线索找到该书，确认其为现存唯一小字本《金匮要略》，披露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邓珍本书影

↑吴迁本书影

将《金匮要略》吴迁本与邓珍本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二者在文字、结构、方药等多个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根据吴迁本中所抄的北宋国子监牒文显示，《金匮要略》官刻由大字本到小字本仅为重行校对，并未涉及篇章结构等问题，而现在见到的吴迁本与邓珍本的多方面差异明显超越了这个范围，因此引起了学界的困惑和讨论。

真柳诚教授认为北宋政府并非单纯将大字本改为小字本再版，而是实施了第二次大规模校订。这一观点看似可以解释问题，但缺乏相关史料作为证据，若北宋政府进行过第二次大规模校订《金匮要略》，不应于史无载。

段逸山教授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邓珍本属于大字本缺乏明确依据，而吴迁本属于小字本无疑，在大、小字本应当差别不大的前提下，二者的诸多差异证明了邓珍刊本并非源自北宋大字本，但未作进一步深究。

本文暂且先避开邓珍本是否属于大字本的定性难题，重在从二者的具体内容出发，通过对邓珍本与吴迁本二者文本差异的比较，来探求有说服力的具体例证，给出二本在文本高低优劣的对比。

吴迁本书名更符合历史记载

吴迁本附有宋臣序言：“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於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仍以逐方次於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於检用也。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取自杂病以下，终於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杂，各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 依旧名曰《金匮要略方》。”

邓珍本亦有此序，只不过“依旧名曰《金匮要略方》”作“依旧名曰《金匮方论》”，而其他各本书名也不一致。

① 邓珍本引宋臣所作书序标题为《新编金匮方论序》，序言末又题作《金匮方论序》；邓珍自序中将王洙所得本径称为《金匮方论》。

② 此书名与明正德年间无名氏刻本同名。

③ 徐镕误以为《金匮玉函经》（《伤寒论》的同体别名书）在五代改名为《金匮玉函要略方》（见徐镕序），可能据此二名而加“玉函”二字。其书卷上书名前有“新编”二字，他处都没有。

现代习称为《金匮要略》的这部书，历史上书名各有差别，其中吴迁本的书名《金匮要略方》更接近“旧名”《金匮玉函要略方》，仅少了与“金匮”意义相近的“玉函”二字；而邓珍本的书名《新编金匮方论》则缺少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要略”二字，且衍生出了“论”，因此很难称得上是“依旧名”了。

邓珍本自序云：“宋翰林学士王洙，偶得杂病方于蠹简中，名曰《金匮方论》，即其书也。”改变了宋臣序中所称的蠹简本书名，据此可以推论，“金匮方论”可能出于邓珍自己对此书原名的简化。此外，邓珍本的书名《新编金匮方论》较之其序言中的“金匮方论”还多出了“新编”二字，书名与序言自相矛盾。关于“新编”二字，一些学者以《素问》之“新校正”为例，参考序文所述，认为《金匮要略》既是宋臣重新编次整理成书，因此名叫“新编”是合理的，这种看法有待商榷。《备急千金要方》亦为宋臣整理的医书，其内容结构与未经宋校的《孙真人千金方》多有不同，但却没有冠以类似“新编”的名字。

《宋史·艺文六》中记载：“《金匮要略方》三卷张仲景撰，王叔和集。”该书名与吴迁本完全相同。《脉经》中所附的北宋国子监牒文（亦见于吴迁抄《金匮要略》）记载其印卖五种大字本医书之一为“金匮要略方”，并非邓珍本的《新编金匮方论》，而是亦同于吴迁本。成无己书中多次引用《金匮要略》，如《注解伤寒论·卷四》：“《金匮要略》曰：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注解伤寒论·卷七》：“《金匮要略》曰：腰以下肿，当利小便。”皆不见“新编”二字，且与吴迁本的书名相近。考虑到成无己书中引用《金匮玉函经》时皆简称《金匮玉函》，存在省略最后一字的习惯，那么《金匮要略》也很可能是《金匮要略方》的简写。

因此，基本可以确定吴迁本的《金匮要略方》即北宋官刻之书名，而邓珍本《新编金匮方论》并非原名，其“新编”二字可能由民间对官刻的重编而来。

吴迁本 比 邓珍本 更近古貌

有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词语可以揭示二者文本形成的先后关系，如“蜀”与“川”、“人”与“仁”、“作躯”与“受胎”等。

“蜀”与“川”

吴迁本《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王不留行散方中有“蜀椒叁分”，邓珍本作“川椒三分”。

吴迁本《趺蹶手指臂胫转筋阴狐疝蚘虫病脉证治第十九》乌梅丸方中有“蜀椒四两”，邓珍本作“川椒四两”。

吴迁本《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乌头汤方中有“乌头五枚”，邓珍本作“川乌五枚”。

↑左为吴迁本，右为邓珍本

“蜀”“川”皆指今四川地区，但“蜀”的历史更加悠久。

先秦时期即有蜀国，《史记·秦本纪第五》记载：“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郑。”秦设立蜀郡，西汉著名文学家扬雄即为蜀郡成都人。东汉以后，蜀郡之名几经反复，大体延续至唐。北宋乾德三年（965）灭蜀，初置西川路于成都，咸平四年（1001）又划分四川地区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合称“川峡四路”或“四川路”，后来才简称“四川”。

因此，在北宋以前不可能有“川椒”“川乌”等词出现。

张仲景、王叔和生活的年代都还没有“川”或“四川”的概念。

在未见吴迁本以前，一些学者推测邓珍诸本之“川椒”乃是林亿等宋臣所改，而吴迁本之“蜀椒”则证明了林亿等人并没有做这样的改动。考诸《外台秘要方》《备急千金要方》等宋臣所校医书，或称“蜀椒”，或仅称“椒”，皆没有“川椒”或其他冠以“川”字的药物出现，《伤寒论》和《金匮玉函经》所载的乌梅丸方亦皆用“蜀椒”。

因此可以认为，出现“川椒”“川乌”的邓珍本修改了《金匮要略》官刻，其内容已非原貌。

“人”与“仁”

吴迁本《痉湿暍病脉证并治第二》麻黄加术汤方中有“杏人柒拾个”，邓珍本作“杏仁七十个”（相同例子可见多处）。

吴迁本《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酸枣汤方中有“酸枣人弍升”，邓珍本作“酸枣仁二升”。

吴迁本《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并治第七》苇汤方中有“薏苡人半升”，邓珍本作“薏苡仁半升”。

吴迁本《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三》抵当汤方中有“桃人贰柒枚”，邓珍本作“桃仁廿个”。

同上篇，吴迁本还有蛇床子散方用“蛇床子人”，邓珍本则作“蛇床子仁”。

↑左为吴迁本，右为邓珍本

诸种仁之“仁”，在古时原本写作“人”，唐代开始出现写作“仁”的例子，宋元时期受到理学盛行的影响，“仁”才逐渐取代“人”。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道：“天地之心谓之人，能与天地合德；果实之心亦谓之人，能复生草木而成果实，皆至微而具全体也。果人之字，自宋元以前本草、方书、诗歌记载无不作人字，自明成化重刊本草尽改为仁字，于理不通，学者所当知也。”段氏虽不知唐例，其说未尽妥当，但对于“人”与“仁”二字先后关系的认识是正确的。

种仁之“仁”的写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唐以前，皆写作“人”，如《五十二病方》：“久伤者，齑杏核中人，以膱膏弁，封痏，虫即出。”尚未公开的老官山《六十病方》文本中也有桃人、杏人两条写作“人”的例子。

唐宋时期，“人”“仁”混用，如敦煌医药文献P.2378《五藏论》：“石英［研之似粉］，杏仁别捣如膏……”此条中的“杏仁”在P.2115、P.2755中即作“杏人”。

南宋以后至今，则基本都写作“仁”。

张仲景和王叔和皆汉末魏晋时人，因此古本《金匮要略》诸种仁当写作“人”而不是“仁”。吴迁本较好地保留了古貌， 而邓珍本全部改“人”为“仁”，已非《金匮要略》原貌。

“作躯”与“受胎”

吴迁本《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温经汤方后写道：“亦主妇人少腹寒，久不作躯，兼主崩中去血，或月水来过多，及过期不來。”

邓珍本中此处“作躯”写作“受胎”。 “作躯”与“受胎”同义，皆为怀孕的意思，但“作躯”一词更为近古。躯，《说文解字》谓：“体也。”此义古今相同。但在一些历史文献中，却有用“躯”表达胎、孕之义的用法，主要流行在东汉魏晋时期。

东汉支娄迦谶译《佛说遗日摩尼宝经》：“譬如遮迦越罗夫人怀躯七日，会当成遮迦越罗相也。”

《三国志·魏书二十九》：“其母怀躯，阳气内养，乳中虚冷，儿得母寒故也。”

《脉经·卷九》：“师曰：有一妇人来诊一作‘脉’，自道经断不来。师言‘一月为衃，二月为血，三月为居经’，是定作躯也，或为血积。”此外，《脉经》书中尚有“怀躯”“有躯”等词出现。

宋太医局所编医学考试题集《太医局诸科程文格·卷八》：“方其为母也，冲任通盛而为妊子之期；逮其怀躯也，血气温充而为寿胎之本。”虽用“怀躯”，但该问题及答案都是从《脉经》的内容申发而来的。

宋以后其他医书偶见“躯”字用例，亦都是引文。

《金匮要略》为“汉张仲景述，晋王叔和集，臣林亿等诠次”之作，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而王叔和为晋人，二人恰好都处在“作躯”“怀躯”等词较为流行的时代，加之有王叔和《脉经》为旁证，因此应当可以确定吴迁本的“作躯”是《金匮要略》官刻原貌，而邓珍本的“受胎”则为向通俗易懂方向改动的结果。

未完待续……

除了书名与标志性词语，还将有什么关键证据能够进一步敲定“吴迁本更接近北宋原貌”这一事实？今后开展研究，用哪个版本更为合适？

敬请关注本文下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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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东皇歧医

编辑：西瀛白衣

转自 从心堂主 羊山皇经会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_lsTTTb2cfAwOIvpGX3F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