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死亡的理解 儿童对死亡的理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约到5岁,认为死亡就是分开,与睡眠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低龄的孩子会爬窗台、越过护栏、甚至身体卡在窗外的护栏,因为他们并不懂得死亡,对死亡的回避是缺乏的。 第二阶段,大约到9岁,认为死亡就是结束,并不是那么可怕。这个年龄段儿童的活动范围更广,接受的信息更多,他们可能会扮演超人飞天拯救世界。 第三阶段,儿童的想基本与成人无二。 养育环境不佳(或称为:功能失调)的家庭特征: 1、父母精神健康状况欠佳或患有精神障碍,如父和/或母患有抑郁障碍、精神分裂症、物质滥用等。 2、家族自杀史。 3、有暴力倾向的家庭,青少年曾被暴力侵犯或性虐待。 4、家庭互动模式障碍,例如,父母间长期存在矛盾冲突,经常争吵,家庭气氛紧张,亲子关系是拒绝的、不一致的甚至是敌对的,家庭的双重束缚,家庭凝聚性差;或父母过于专制或怯懦无能,缺乏威信,父母-孩子之间缺乏支持性的交流、共同相处时间少;或父母对孩子的学业和行为表现期待值低或过高,忽略孩子的情绪变化,未能及时发现孩子的心理问题。 5、家庭时常搬迁,导致“漂浮不定”、环境陌生。 自杀常常还和其他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同时发生,例如,暴饮暴食、抽烟、暴力、酗酒、成瘾物质的滥用,没有保护措施的性交而导致难以启齿的性传播疾病。 自伤自杀青少年的性格和心理特点 自伤自杀儿童青少年往往存在敌意、攻击、冲动的人格倾向(B型人格),较少计划或者考虑行为的后果(对行为后的估计不足),自私任性,情绪波动,遇到困难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表达情感需要的社交技能差,容易认知歪曲,产生无望、无助、无能的情绪,得不到有效的心理支持,而这些都是和自杀密切相关的不良心理学特征。 思维极端化,非好即坏、非黑即白,很少会又中间地带。一个完美主义者在挫折面前可能会选择自杀。 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三生三世”、“来世再见”,就如同一局游戏不顺利,此生艰苦,那么从新开始。这样对死亡误解的多是年龄偏小的儿童。 社会学家认为自杀在气候上、季节和时间的分布上有其规律,被称为“气候理论”,春季夏季是自杀的高峰季节,自杀动机强烈的人,往往把自杀的时间选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白天远离人烟的地方。自伤的儿童也多选择夜深人静父母入睡时,常备小的刀具或者利器划伤自己的前臂、大腿甚至腹部,继而拭净血迹,常着长袖长裤以掩饰伤痕,多数就诊儿童青少年伤痕长短、深浅、新旧不一。 自伤自杀青少年与精神疾病的关系 发现70-95%的自杀青少年患有一种或几种精神障碍或者心理障碍,每次自杀完成一次大约有8~25次尝试自杀的行为。最常见的是抑郁障碍、物质滥用障碍、破坏性行为障碍,而且往往同时患有两种或以上精神障碍。15%的抑郁障碍最终死于自杀,精神分裂症的自杀率是普通人群的的20~50倍。根据临床观察,这些障碍的存在并非只是短短时间内出现的,而是已经长期存在没有受到关注和重视。 负性不良生活事件与青少年自伤自杀的关系 出现自伤自杀行为的儿童青少年往往较脆弱,由于家庭养育环境不佳、具有适应不良的心理特征或患有精神障碍,这些脆弱的青少年往往对压力过于敏感,易产生焦虑、无助、无望及绝望等过度反应,最后出现自杀观念及自杀。简而言之,负性生活事件只是一个外因诱发了具有家庭养育环境不佳、适应不良的心理特征、精神障碍等内在脆弱的青少年产生自杀行为。 可能会对青少年造成重大影响的负性不良生活事件 1、遭受耻辱、羞愧,被歧视,丢面子,如受到同伴排斥、孤立;受人欺负或迫害;堕胎;患上性传播疾病;比如HIV感染或艾滋病,自杀危险性增加6.6倍。 2、丧失重要的人际关系或情感联结:自己敬爱的人或对自己有重要意义的人死亡;家庭变故;与朋友同学绝交;恋爱关系破裂; 3、遭遇重要的人际冲突或违法违纪行为; 4、学习方面:如学习成绩不理想或重要的考试失误;在考试期间承受过多的、持续的压力; 5、身患躯体重病;肾透析者自杀危险增加14.5倍。 6、遭遇突发自然灾害等,异乎寻常的打击,地震、火灾、疫情。 预防青少年自杀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其中学校是重要场所。基于学校的青少年自杀预防计划包括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提高教师团队对儿童青少年情绪问题乃至精神障碍的识别率,建立青少年自杀早期发现、预警干预、监测管理的公共卫生工作程序,理顺学校和精神卫生机构之间的转诊途径,正确宣传精神、心理卫生机构的功能,对精神卫生机构的去妖魔化。 面对自伤自杀的孩子,家长该做些什么 1、对于孩子的自伤自杀言语不能掉以轻心,不能以为孩子只是吓唬父母而失去警惕心,应认真对待孩子的负面情绪,认识到对孩子情绪,他的痛苦体验是真实存在的,不应当忽视甚至压制儿童青少年情绪的表达。 2、不要一味的认为、要求儿童青少年“你专心学习,其他的都不用你操心”,承认儿童在家庭、学校、社会存在的意义,承认他们是家庭的重要参与者。 3、对儿童青少年教育方法、模式不能一成不变,教育模式和方法而应当顺应儿童青少年生理、心理发展的规律共同成长,也就我们说的家庭成长的一部分。 4、对青春期敞开怀抱迎接,对青少年性发育采取积极的引导的模式,压制可能适得其反,也要倾听儿童青少年关于性的表达,甚至性取向的问题也应当得到尊重,可以共同找专业的精神科医师或者心理治疗师寻求咨询(不是治疗) 5、釆取自伤或自杀的行为说明孩子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宣泄自己痛苦情绪的方法,这是需要专业的心理治疗师帮助解决的困难。父母应帮助孩子树立疾病可以治疗的坚定信心。 最后,为了防患于未然,,还想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注意的是 1、要使自己保持理智思考的习惯,对事物学习、客观分析,且能站在旁观者、亲人等角度换位思考。多想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不要总想失去的东西。 2、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人际交往的能力,持有逆境中不放弃、绝望中仍愿等待曙光的积极人生态度。 3、时常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利用性格中积极因素更好地保护自己,留意情绪不稳造成为人处事上的思维判断偏差,懂得求助,保持与外界的沟通。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父母乃至社会未来负责。 4、承认这个世界并非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好即坏,”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两种人,而只有一种人;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一种人,而是形形色色各种人”,我们都有存在的价值。 4、如果发现自己近二周持续出现情绪消沉、做事失去兴趣、悲观厌世,并出现乏力、记忆力下降、食欲不振、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下降等情况,或者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更甚至这个声音在指令着你做事情,请赶快告诉父母;在父母陪同下到专业精神卫生机构就诊,可以到内蒙古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医疗中心门诊,或者拨打内蒙古自治区心理援助热线12320-5(24小时热线),或者可以直接拨打0471-4936404(8:30-12:00,13:30-17:00)
自童年早期(0-2岁)开始,精神分裂症家庭遗传高风险(FHR)儿童的行为、认知、社会功能受损即很明显; 这些患者后代的表现可能在一定水平上保持相对稳定,但也不排除在童年晚期及青春期急剧恶化的可能; FHR后代中有15-40%在成年后发展为精神病性障碍,同时对其他精神障碍也较易感; 对于已知的成年后罹患精神障碍的预测因素,需从童年早期即开始重复、高精度的评估,以更早地识别精神障碍高危个体,并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行为遗传学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模式复杂,表型表达多变,遗传度高达60-80%。罹患精神分裂症的三个高危因素(HR)为: ▲ 家族及遗传高风险(FHR) ▲ 基于症状的临床高风险 ▲ 基于神经心理学特征的心理测量高风险 一篇发表于3月《Harvard Review of Psychiatry》的综述中,研究者回顾了46篇、18项精神分裂症患者后代发育状况的纵向研究,发现这些后代表现出特殊的发育模式,特征为: ▲ 精神分裂症母亲产科并发症发生率较高 ▲ 后代神经发育障碍(如运动及认知障碍) ▲ 后代特殊的社会行为模式 其中,家族及遗传高风险(FHR)儿童定义为:出生时/前父母(一个或两个)符合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为了覆盖精神分裂症发作高峰年龄,研究的随访期长达30年。其中12项研究观察到,FHR儿童有15-40%成年后发展为精神障碍,也有相当比例发展为情绪及焦虑障碍。 FHR研究更关注后代在早期发育中表现出来的特征,并不以最终发展出精神障碍作为前提或预期。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后代不仅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较高,而且广泛发育与心理健康结局也较差。 主要发现 1、产科及围产期并发症 丹麦哥本哈根的HR研究发现,FHR孕妇的产科及围产期并发症发生率及严重程度均高于对照组。芬兰赫尔辛基的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母亲怀孕期间的恶心、烧心、冬季早产发生率较高,且妊娠7-9月并发症发生率更高。 2、知觉及运动功能发育 1952年Barbara Fish提出的“广泛性成熟障碍”概念(pan-dysmaturation)指出,具有精神分裂症风险的儿童与知觉及视觉发育迟缓相关。 瑞典的研究发现,FHR儿童的运动发育迟缓发生率较高(22% vs. 3%),表现出更明显的笨拙、自主性运动、右侧舞蹈样不自主运动,闭眼平衡能力较差。以色列研究则显示,FHR儿童的运动协调、感觉知觉及运动平衡测试得分均更低。 3、认知发育 与对照儿童相比,FHR儿童在幼儿期智商、儿童早期语言能力及儿童晚期视觉空间技能上有着巨大的组间差异。Stony Brook的研究发现,FHR儿童言语较少且主题散漫,表现为关联模糊及引用不当等。 4、社会行为 童年晚期,FHR儿童在学校中表现为社交能力低下、易受情绪困扰、注意力不集中,因此易与环境发生冲突或格格不入。纽约幼年期研究(New York Infant Study)发现FHR儿童在教师、同伴、家长描述中为“被动、安静、疏离、情感控制力较差”。 以色列研究发现,FHR儿童的自我认知模糊且矛盾、自尊水平较低、自我防卫过激、适应不良、人格整合不良。埃默里(Emory)大学的研究发现,FHR儿童的情绪表达刻板、社交能力受损、负性情绪表达更多。 5、家庭功能 在母婴互动方面,罗彻斯特纵向研究及埃默里大学的研究均发现,与普通母亲相比,精神分裂症母亲对婴儿反应迟钝、动作粗鲁、不够温柔。瑞典研究发现有焦虑症状的母亲在婴儿出生后第一年里的母婴互动明显低于正常。 在家庭环境方面,Stony Brook采用环境分类(Environmental Q-Sort)评估FHR儿童及青少年,发现在FHR家庭中“气氛紧张、沉重、阴暗;感觉寒冷、被约束;紧张、常发生冲突。”家庭被描述为“运气差、动荡不安、混乱、无法预测”。有临床研究报告称父母的精神状态会直接影响到儿童的社交生活(如不愿带朋友回家)。 哥本哈根HR研究表明,出生后5年内父母接触及养育环境的严重不稳定可预测更高的成年后精神分裂症发生率。精神分裂症母亲的首次住院年龄也是子女未来结局(精神分裂症、分裂型人格障碍等)的预测因素。 6、成年期精神病结局 多项研究均发现,FHR后代的精神分裂症相关精神病患病率约为正常人群的20倍左右。哥本哈根HR研究中,FHR后代成年后精神分裂症、A类群人格障碍、轴Ⅰ及Ⅱ障碍均远高于对照人群(16.2% vs. 1.9%;21.3% vs. 0.9%;21.9% vs. 5%)。总体约43%FHR后代被终身诊断为精神分裂谱系疾病(DSM-Ⅲ-R)。纽约HR研究也发现,FHR组的精神分裂症相关精神病率远高于对照组(18.5% vs. 1.1%)。 注意力、记忆力及粗大运动功能是FHR后代成年后精神分裂症相关精神病的预测因素(OR分别为20、25、20)。 母亲患精神分裂症与FHR后代青春期及成年期轴Ⅰ及Ⅱ障碍相关(OR=12.86)。 爱丁堡HR研究中,发展为精神分裂症的FHR后代在16-24岁接受访谈时,表现出更严重的社交焦虑、抑郁、注意力缺陷、退缩及古怪行为,并有更多精神病性症状体验。Olin等的研究也报告,成年后发展为精神分裂症的男性后代在校期间的行为具有典型特征:课堂上的破坏性举动、不适切行为、情绪反应激进、与社会隔离。 启示 ▲ 自童年早期(0-2岁)开始,精神分裂症FHR儿童行为、认知、社会功能受损即很明显; ▲ 研究证据显示,FHR后代的表现可能在一定水平上相对稳定,但也不排除有在童年晚期及青春期急剧恶化的可能; ▲ FHR后代中有15-40%在成年后发展为精神病性障碍,同时对其他精神障碍也较易感。 ▲ 对于已知的成年后罹患精神障碍的预测因素,如行为认知功能、社会功能、执行功能等,需从童年早期即开始重复、高精度的评估,帮助更早地识别精神障碍高危个体,并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文献索引:Hameed MA, et al. Offspring of Par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 Systematic Review of Developmental Features Across Childhood. Harv Rev Psychiatry. 2016 Mar-Apr;24(2):104-17. 医脉通编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