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公立三甲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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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 尿道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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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美国ASCO-GU大会报道:来自肾盂和输尿管的上尿路尿路上皮癌(UTUC)研究进展李思明盛锡楠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来自肾盂和输尿管的尿路上皮癌,又称为上尿路尿路上皮癌(UTUC),约占西方人群尿路上皮癌(UC)的5%-10%[1]。由于发病率不高,UTUC的治疗总体上缺乏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并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参照来自下尿路的膀胱尿路上皮癌(UBC)的治疗来进行。因此,UTUC诊治水平亟待提高。每年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泌尿生殖肿瘤年会(ASCO-GU)都会有一定数量的UTUC研究,代表着该领域的国际前沿进展。本次整理2022年ASCO-GU大会的UTUC研究,与读者一起了解UTUC最新动态。一、UTUC围手术期研究进展POUT研究奠定了含铂方案术后辅助化疗的地位[2];但围绕该研究的质疑不断,其中就包括“UTUC患者根治性肾输尿管全长切除术(RNU)后肾功能的改变可能限制含铂方案的应用”,并认为将含铂方案从RNU术后提至术前、患者肾功能储备良好的状态下进行,即新辅助化疗(NAC),可能会为UTUC患者带来更多的获益。1.新辅助化疗目前仅有回顾性研究[3]以及小规模的II期前瞻性临床研究[4,5]结果提示NAC能给UTUC患者带来更好的病理缓解率。2020年发表的一项双臂、2期研究(ECOG8141)入组了36例高危UTUC患者,6例进入吉西他滨联合卡铂治疗组,因入组病例数太少而关组;另30例患者进入aMVAC(甲氨蝶呤、长春花碱、阿霉素、顺铂)方案治疗组,获得14%的病理完全缓解率(pCR),总的病理缓解率(<pT2N0)为62%,结果令人鼓舞。但随访时间较短,中位随访21.1个月时,中位无复发生存时间尚未达到。今年的ASCO-GU大会在RapidAbstractSession口头报道了一项多中心前瞻性II期新辅助化疗临床研究(NCT01261728)结果。该研究入组高危局限性UTUC患者,先接受4个周期吉西他滨联合顺铂(GC方案)新辅助化疗,具体用药为:吉西他滨1000mg/md1,8;顺铂35mg/md1,8;Q3w。化疗后12周内进行根治性手术及淋巴结清扫术。主要研究终点是病理缓解率(病理缓解定义为<pT2N0)。次要研究终点包括pCR率、无进展生存时间(PFS)、总生存时间(OS)和安全性。结果显示:该研究入组了58例可评估患者,均接受了GC方案新辅助化疗,有47%的患者完成了全部4周期的化疗,42%的患者完成了3个周期化疗,最终有57例患者进行了手术。术后病理缓解率为63%,达到了预设的主要研究终点;其中病理pCR率为19%。中位随访3.1年。2年及5年的PFS率分别为78%和65%,2年及5年的OS率分别为93%和79%。获得病理缓解的患者获得了更好的PFS(p<0.001)和OS(p<0.001)数据。该研究的病理缓解率和pCR率均与ECOG8141研究相似,但GC方案的临床实施便利性显然优于MVAC方案;且当前研究的随访时间更长,其相应的生存数据也更有优势。期待后续的3期研究进一步开展。此外,在晚期UC中取得成功的抗体药物偶联剂(ADC)以及免疫治疗等目前已经或正在UC新辅助治疗中进行着尝试,包括与化疗的联合等。欣喜的是,从今年ASCO-GU中公布的正在进行中的临床研究项目(TPS)中,我们看到了这些药物(例如ADC类药物---EV)也在UTUC患者中进行着新辅助治疗的尝试。希望UTUC的新辅助治疗研究也能尽快赶上UBC的步伐,像POUT研究那样获得基于UTUC自身的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而不是处处都需要参照UBC治疗。当然,目前UTUC的NAC也存在其相应的问题,诸如:1.NAC本身或其副反应可能延迟RNU时间,存在疾病进展风险;2.化疗耐药导致NAC期间出现疾病进展,使患者丧失RNU机会;3.病理缓解的评估缺乏标准等。因此,当前NCCN指南对于UTUC的新辅助化疗仅推荐用于选择性的患者;相信除非出现基于UTUC的大型3期随机对照研究结果,否则这样的推荐可能仍将维持下去。2.循环肿瘤DNA(ctDNA)检测与UTUC围手术期治疗决策2020年ASCO报道的III期IMvigor010研究针对高危肌层侵犯尿路上皮癌(MIUC)辅助免疫治疗在改善无病生存时间(DFS)方面未达到研究终点[6];但在后续分析发现:ctDNA(+)是患者预后的不利因素,且ctDNA(+)患者更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从此,ctDNA研究进入UC研究者的视线。后续开展的IMvigor011、TOMBOLA、PURE02等辅助/新辅助免疫治疗研究纷纷纳入前瞻性ctDNA检测。本次ASCO-GU中的一项研究(Abstact543)希望通过检测ctDNA状态来区分可能从NAC中获益的高危UTUC患者。该研究前瞻性收集影像学无转移的、拟行RNU的、高级别cTa-T2分期的UTUC患者。术前采血,处理血浆并提取ctDNA;用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的RNU术后肿瘤标本提取组织基因组DNA。二代测序(NGS)方法进行变异分析,血浆样本基因突变检测通过一个NGSPanel进行,比较血浆和体细胞组织突变结果并分析。该研究最终对收集的15例UTUC患者成功进行了配对肿瘤组织样本和血浆样本的NGS分析。肿瘤组织样本发现TERT启动子变异(62%)、TP53(38%)、FGFR3(31%)、ERBB2(25%)、ARID1A(19%)和PIK3CA(19%)等变异。配对的血浆ctDNA显示TERT启动子(47%)、TP53(30%)、ARID1A(20%)、ERBB2(20%)、FGFR3(20%)和PIK3CA(17%)等基因改变。5名患者(33%)的血浆ctDNA突变与肿瘤样本检测的基因型一致。术前可检测到ctDNA的患者经术后病理证实均为分期较晚(≥pT2或≥pN1)或具有淋巴血管侵犯的患者,该NGSPanel检测的敏感性为71.4%。而分期较早(pTis、pTa、pT1和pN0)的患者均未检测到ctDNA突变,检测特异性为100%。该结果提示应用特定NGSPanel进行术前前瞻性ctDNA检测可预测高危UTUC患者,并鉴别出可能从NAC中获益的患者人群。随着技术手段的逐渐成熟和优化,微创方式获取血液样本进行ctDNA检测是组织检测的一种有效补充手段,在临床实践中具有可期待的未来。同时也期待上文提及的以ctDNA为基础设计的各项辅助/新辅助免疫治疗研究结果的报道。二、UTUC肿瘤微环境及分子特征研究进展UC是高突变负荷(TMB-high)型肿瘤,PD-1单抗也在UC的辅助治疗、一线化疗后维持以及后线治疗研究中取得临床获益;但多个亚组分析也发现:免疫治疗的获益主要发生于UBC而非UTUC。与之相佐证的是:既往分子谱系研究发现UTUC归类于lunimal亚型和T细胞耗竭亚型[7],认为UTUC可能对免疫治疗缺乏敏感性。但是无论是UC分子分型还是UTUC分子分型均未能达成共识。去年ASCO-GU的一项研究采用单细胞RNA测序(scRNA-seq)技术,发现UTUC的肿瘤免疫微环境(TME)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尤其是高级别UTUC样本中有更高的鳞癌标志物表达以及更显著的巨噬细胞浸润,提示高级别UTUC仍然有可能从免疫治疗当中获益。1.UTUC的分子分型今年ASCO-GU又报道了一项针对UTUC的转录组和TME特征研究(Abstract564)。该研究从100例UTUC患者中获取肿瘤标本进行RNA测序,并基于杂交捕获分析进行癌症相关基因的深度测序,然后对top-10%的变异基因进行非负矩阵分解聚类(cluster),再利用基因集富集和免疫反褶积分析评估TME差异。研究确定了5个具有不同生物学特征的cluster,并发现不同的cluster具有不同的无病生存时间(DFS)(P<0.01)和OS(P=0.03)。Cluster1和2与pT3/4分期和更差的DFS及OS有关,而cluster5则与pTa/T1分期和更好的DFS和OS有关。在体细胞突变频率方面,cluster3和4有更高的TMB和更多的表观遗传调节基因突变;这与转录研究发现的高MSI相呼应。Cluster3富含FGFR3驱动基因突变(93%),而TP53突变在cluster2(47%)和cluster4(55%)中更为常见。Cluster1和2富集一些炎性信号,例如通过NF-κB调节的TNF-α信号、同种异体移植排斥反应、炎症反应、IL6的JAG/STAT3信号、IL2的STAT5信号。这些分子特征和TME研究的目的在于认识疾病本质,最终指导临床实践;现有研究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但目前的问题是临床指导意义有限,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相关结果特异性不强,也缺乏统一和共识。这也是未来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2.HER2表达与UTUC既往诸多研究提示HER2高表达是UC患者的不利预后因素,但相关研究更多关注于膀胱尿路上皮癌,对于UTUC的关注较少。HER2表达在UTUC中的预后意义并不明确。我们团队通过检测UTUC患者的HER2表达水平来判断疾病预后,相关研究结果也于今年的ASCO-GU公布(Abstract557)。该研究纳入了130例UTUC患者,针对患者FFPE肿瘤组织采用IHC方法检测HER2蛋白表达水平,对于HER2IHC(2+)的患者进一步行NGS检测其HER2基因拷贝数(copynumber,CN)变异情况,拷贝数扩增即为CN+,反之为CN-。最终将HER2IHC0定义为HER2阴性;IHC1+以及IHC2+/CN-定义为HER2低表达;而IHC2+/CN+以及IHC3+定义为HER2高表达。分析患者HER2表达水平与疾病预后的关系。结果显示HER2IHC(0),(+),(++)及(+++)的患者比例分别为36.2%、21.5%、31.5%、10.8%;相应的中位总生存时间(OS)分别为27.5个月、48.7个月、67.3个月以及未达到;总体比较差异显著(p=0.014)。41例HER2IHC(++)患者中,15例患者完成了HER2基因拷贝数检测,1例患者为CN+,其他14例为CN-。最终有47例患者归入HER2阴性组,42例归入HER2低表达组,15例归入HER2高表达组;其相应的中位OS分别为27.5个月、58.0个月和60.0个月,但总体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184)。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年龄分组、根治性手术、组织学变异、pT及pN分期、TNM分期、HER2IHC评分、辅助治疗、初诊至转移的时间间隔、肝转移以及转移器官数等因素均与患者的OS相关;而多因素分析提示HER2IHC表达是独立预后因素。虽然既往针对HER2的靶向药物治疗在转移性UC(mUC)中并未能取得临床获益,但近年来,以HER2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剂(ADC)在UC二线及后线治疗中获得令人瞩目的疗效,包括国内原研药RC48,已经在中国上市并于今年批准用于HER2阳性晚期UC的治疗。今年ASCO-GU还报道了另一个以靶向HER2的ADC药物DS8201联合纳武利尤单抗治疗化疗失败的HER2表达晚期UC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抗肿瘤活性。可见HER2表达及相关应用在UC中具有较好的前景。本研究在UTUC中证实了HER2的预后价值,也会给未来UTUC的HER2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三、特殊类型UTUC1.孤立肾UTUC的手术方式孤立肾患者再罹患UTUC是一个临床挑战。实施RNU意味着患者术后将需要终生透析,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预计生存都会受到影响。而如果进行以保肾为目的内镜下肿瘤切除又可能导致无法切净的风险。这两种方式导致的患者生存结局是否存在区别可能是影响手术决策的考量之一。今年ASCO-GU报道的一项研究(Abstact477)就尝试去解答这个问题,以指导临床决策。该研究利用美国SEER数据筛选出自2017年以来即是孤立肾又罹患UTUC但临床无淋巴结及远处转移的患者(cN0M0)共2108例。诊断UTUC的中位年龄为75.3岁。中位随访2.8年。高级别UTUC者1531例(占比72.6%),其中1336例患者接受了RNU术,195例接受了内镜下手术。高级别UTUC患者中,RNU和内镜手术两组间的5年癌症特异性死亡(CSM)(25.1%vs.16.1%;p=0.08)和5年OS(41.7%vs.39.2%;p=0.10)均无显著区别。如果综合高级别和低级别UTUC患者一起来看,RNU组(1839例)和内镜手术组(269例)的CSM和OS仍无显著差异。但是相比于低级别UTUC患者,高级别UTUC患者的癌症特异性死亡率和总死亡率明显更高(P值均<0.001)。该研究提示对于孤立肾罹患UTUC的患者,内镜下切除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2.遗传性UTUCUTUC是Lynch综合征(LS)中常见的几种恶性肿瘤之一,位于结直肠癌和子宫内膜癌之后排在第3位。LS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肿瘤综合征。微卫星不稳定性(MSI)是LS的分子标志,通常具有错配修复(MRR)基因的胚系突变。但目前缺乏明确的指南推荐用于鉴定携带LS相关胚系突变的遗传性UTUC患者。来自美国MSKCC的一项研究(Abstract523)回顾性选择了接受过胚系突变NGS检测的UTUC患者,收集患者所做的超过77个癌症易感基因的NGS检测结果,并进行前瞻性配对肿瘤-正常基因组图谱分析。应用免疫组化方法(IHC)检测MMR蛋白表达(MSH2、MSH6、MLH1、PMS2)来反映患者的错配修复蛋白状态。微卫星不稳定性(MSI)状态通过NGS方法检测。通过MMR基因中存在胚系致病性或可能致病性变异体(PGV)来判断LS,并评估临床诊断和基于肿瘤筛查标准的诊断之间的匹配度。该研究中共有232例UTUC患者接受了胚系检测;中位诊断年龄为67岁。70%的患者为男性,43%的患者在65岁之前诊断为UTUC,91%的患者为高级别UTUC,12%为双侧UTUC,11%的患者诊断时即存在转移,10%和31%的患者分别有LS相关癌症的个人史和家族史。在31例(13%)患者中发现了中等或高外显率基因中的PGV,其中6例(3%)为BRCA1/2基因,21例(9%)为MMR基因(13个MSH2、4个MSH6、4个MLH1)。在具有MMRPGVs的患者中:有48%的患者初诊癌症即为UTUC;94%的患者具有MMR缺陷,67%具有MSI-high状态。目前的Lynch综合征NCCN遗传转诊标准在识别Lynch综合征患者方面具有很高的特异性(100%),但按此标准在当前研究中遗漏了11/21(52%)的UTUC和MMRPGV患者。从而认为UTUC肿瘤都应该进行MMR蛋白和MSI状态检测来扩大Lynch综合征患者的筛选。四、小结从ASCO-GU报道的各项UC研究内容可以看到,UTUC作为少见肿瘤,其相关研究数量明显不及UBC,但目前在UBC中开展的各项研究无论是临床药物治疗还是基础研究探索,也都在UTUC中陆续开展。ASCO-GU的UTUC临床研究从去年的POUT辅助研究到今年的新辅助化疗研究,体现了整体治疗前移的现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需要解决。UC分子分型和免疫表型研究持续热门,但未来的路还很长。五、参考文献[1]RouprêtM,BabjukM,BurgerM,etal.EuropeanAssociationofUrologyGuidelinesonUpperUrinaryTractUrothelialCarcinoma:2020Update.EurUrol.2021.79(1):62-79.[2]BirtleA,JohnsonM,ChesterJ,etal.Adjuvantchemotherapyinuppertracturothelialcarcinoma(thePOUTtrial):aphase3,open-label,randomisedcontrolledtrial.Lancet.2020.395(10232):1268-1277.[3]LeowJJ,ChongYL,ChangSL,ValderramaBP,PowlesT,BellmuntJ.NeoadjuvantandAdjuvantChemotherapyforUpperTractUrothelialCarcinoma:A2020SystematicReviewandMeta-analysis,andFuturePerspectivesonSystemicTherapy.EurUrol.2021.79(5):635-654.[4]MargulisV,PuligandlaM,TrabulsiEJ,etal.PhaseIITrialofNeoadjuvantSystemicChemotherapyFollowedbyExtirpativeSurgeryinPatientswithHighGradeUpperTractUrothelialCarcinoma.JUrol.2020.203(4):690-698.[5]RoseTL,HarrisonMR,DealAM,etal.PhaseIIStudyofGemcitabineandSplit-DoseCisplatinPlusPembrolizumabasNeoadjuvantTherapyBeforeRadicalCystectomyinPatientsWithMuscle-InvasiveBladderCancer.JClinOncol.2021.39(28):3140-3148.[6]BellmuntJ,HussainM,GschwendJE,etal.Adjuvantatezolizumabversusobservationinmuscle-invasiveurothelialcarcinoma(IMvigor010):amulticentre,open-label,randomised,phase3trial.LancetOncol.2021.22(4):525-537.[7]RobinsonBD,VlachostergiosPJ,BhinderB,etal.Uppertracturothelialcarcinomahasaluminal-papillaryT-celldepletedcontextureandactivatedFGFR3signaling.NatCommun.2019.10(1):2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