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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大国医事”访谈全纪录

方清 副主任医师 宜昌市中心医院 肝病科
2013-10-03 646人已读
方清 副主任医师
宜昌市中心医院

   转载至协和余可谊大夫的新浪博客。   引言:

   医患关系的核心是信任,但现在的问题是,医患关系目前就是缺乏信任的土壤。慢性乙肝长期随访管理能够执行到位,关键在针对医患关系信任缺失的土壤进行改良。首先是医疗机构或部门需要鼓励或支持医生,尤其是专科医生对公众开展健康常识教育,其次是构建与医患信任相适应的医疗服务有关制度保障。显然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实现的事情。然而,作为本网站的读者或者是以本网站为基地的病友群的朋友们,我们还是需要直面这些问题,并且和我一道用亲身的实践来探索和回答问题,捍卫我们自己的健康。为此,我选择了这篇文章,帮助公众或群友们能够站在医生的角度,换位看看我们医患信任缺失在哪里,我们作为病友或公众有哪些地方的改进值得医生们的期待。相信在未来,只要不是全民免费医疗,那么病友具有选择医生的权利,医生同样具有选择病人的权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医生和医学生们对医患关系的期待吧。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肝病科方清

原文地址:转载:协和医科大学就徐文事件后的讨论会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af214d0100ujw7.html 作者:丹医李医生

白剑峰:华西设置了比较专业的宣传科, 2003年非典之后新闻发言人制度更加完善(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从2003年4月初到6月24日,卫生部连续举办了67次新闻发布会,是举办新闻发布会最密集的时期,也是全国全面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标志 “大国医事”访谈全纪录  

 

时间:2011年9月28日 地点:新科研楼八楼报告厅  

 

一、主持人开场致辞

 

各位尊敬的老师、各位亲爱的同学: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2004级傅麒宁。当北京正式走入秋高气爽的美丽金秋之时,中国的医疗行业却意外地迎来了一个多事之秋。8月末,上海宝钢医院手术室的一场大火,“医跑跑”的恶名伴随铺天盖地的谴责一夜之间将医生推向道德的审判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万不抵8毛再次引爆各方争议,中秋之夜患儿的再次入院,8毛事件的续集还未来得及写下结局,在距离我们今晚所在之处不到10分钟步行距离的同仁医院,一起令人震惊的恶意伤人事件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彻底点燃了这个行业从业者心中的压抑。若将我身当作你,17刀,每一刀都深深地砍在了每一个医护人员的心里。当医院这个与死神和病魔战斗的战场,变成了医护人员与媒体、与患者的战场时,谁都不可能真正的成为赢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每一次真诚而理性的沟通,或许都是融冰路上的一小步。为此,北京协和医学院学生会、职业发展协会、超级课程协会、研究生会、学生记者团、心理协会历史上首次联手,奉上这场“大国医事”,以理性、思辨,呼唤一个包容的公民社会,一个和谐的医疗环境。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晚到场的嘉宾。他们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主任、著名的医改问题专家,余晖老师 人民日报经济社会部主编、高级记者,中国医院协会常务理事,白剑峰老师 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学会青年委员,北京协和医学院教育处处长王仲老师 北京协和医学院青年工作部副部长、骨科主治医师,余可谊师兄 同仁医院眼科住院医生,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2001级毕业生,张慧师姐 今晚到场的还有: 学生处王云峰处长、团委马春雨老师、田昊老师、唐菲老师。 同时也有很多协和医院及其它医院的医生: 北大人民医院心血管科许俊堂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普通内科曾学军主任  

 

二、嘉宾访谈

 

Q1:张慧师姐,我们现在都很关心这次事件中心——同仁医院的一些情况。可不可以请师姐给我们介绍一下,同仁医院医护人员对这样一个恶性的事件是怎样一个态度?针对这一事件大家做了一些什么事?

 

张慧:当天感到很愤慨,血案3点多在四楼发生,我们四点刚好要在同一层的报告厅开会。开完会后在上楼梯时被病人拦住,说穿白大衣不要走那里,于是从1楼绕路,到了报告厅才知道这个消息。我们充满愤慨和不解。星期一对事件进行了回应,西区100多名医生停诊一小时,为徐文医生祈福并捐款。大家都在思考,心惊胆颤,考虑如何保护自己,要怎么做。  

 

Q2:这样的事件给所有医护人员极大的震动,医生一直是保护患者的,但是血溅白衣的恶性事件屡有发生,对当前的医疗环境,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嘉宾有什么看法?

 

白剑峰:我在人民日报从事医疗卫生报道十多年,都说我是记者中的余则成,是潜伏在记者中的医生,医生的代言人。其实记者是中立的职业,在追问真相,有很多次我都看不下去了,才挺身而出。例如07年“茶水发炎”事件,记者把茶水当做尿去检验科检验,结果十分之八呈阳性,最后是我揭开了真相;还有09年北大学生治死教授事件,是央视的错误报道。北大刘玉春教授对我说到这件事情:“我谁都不信任了,我只信任你。”第二天我在人民网发表文章《教授之死折射新闻浮躁》,不顾媒体人之间的情面,这也是该事件中第一篇为医生说话的报道。当然,那位央视记者也受到了批评,不能从事重要的岗位,我们也不必谴责他,可能也是年轻记者冲动、经验不丰富或是受某种利益驱使,但是记者是要为正义说话。 我在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血溅白衣”的悲剧不能重演》,“作为一名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没有倒在山崩地裂中,没有倒在枪林弹雨里,却倒在自己亲手救治的患者刀下。其伤何深,其痛何如!这是文明社会的“返祖”、法治国家的耻辱(节选自《人民日报》原文*编者注)”。09年我还写过《医生的黑色六月》,是福建南平事件,那个六月发生了连续六起医生被伤事件,南平的医生游行到了市政府门口,南平市最终也出台长效机制,制定了医疗纠纷处理方案。 而在这次徐文事件中,我凭着良心还是要为医生说话的。

 

余晖:协和是民营的里程碑式的医疗机构,在中国这种环境恶劣、民营医院环境难以成长的情况下,协和做得很好,在全国三甲医院中排第一,人均住院费才15000元,而北京301医院有30000元,可见协和不是见利忘义的。 这次事件发生后,我第一时间接受了新华社采访,我说,这种惨剧的发生,是由于患者作为弱势群体,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医生处于主动地位,患者处于被动地位,患者长期对医疗体制失望、不信任,甚至对于医疗结果的鉴定也是不信任的,最终导致事件发生。医患关系多年来一直在恶化,是各种原因造成的,包括过度医疗、以药养医等等。种种原因造成患者的不信任,因而采取了极端行为、非理性行为。所以要改革医疗体制。 医生和患者关系很微妙,但我相信绝大多数医生是有着治病救人的职业道德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王仲:白老师是记者中的医生,我是医生中的记者,医生中的余则成。医生被砍是很可悲的,我感到很痛心,但不想评价,因为还不知道这起事件的背景。 我看过很多有关看病过程和医患关系的文章,很高兴我们及时地组织这个活动,今天推掉了三件事来到这里,是告诉大家这件事是偶然事件,不是必然的。每年我们都医治病人无数,发生患者伤害医生的事件毕竟是个别的。白老师的《医生的黑色六月》我也看了,但医生反思一下事件背景,就会发现本来不应让此类事件发生的一些因素被忽视了。 我现在只想说两句话,第一句,在现在这种每个人都在浮躁,法律被忽视,所有人都认为“别人应该为我做什么”的社会风潮下,我们应该努力让自己不挨打。第二句,当你们成为医生的时候,希望所有医生都不挨打 余可谊:这次的活动很好,微博上也都在关注。我觉得医生应该站出来说话了,以前我们总认为医生应该集中精力于专业发展,但现在是该站出来的时候了。 关于这次的事件,我有三点看法。第一,这是公民基本人权——生命权,被侵犯,绝对应该禁止,而且医院是公共场所,侵害公共场所秩序,国家是应该禁止的,否则医生的人心不能保证,整个医疗队伍不能保证;第二,作为个体,医生要学会避免矛盾,保护自己,练好一百米跑,不要硬碰硬,能跑就跑;第三,医师协会,应该呼吁其保护这个行业,毕竟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整个协会代表全体医生说话才有力量,这是集体的力量。另外协会也要保证医生队伍的纯洁性,维护我们的行业形象。  

 

Q3:医疗与媒体。同仁血案发生之后,相对于之前上海宝钢医院火灾和深圳儿童医院“8毛门”,媒体的声音弱了很多,也理性了很多。但是在最近某媒体的深度报道中,提到微博上很多医生质疑此时媒体在哪里,而当记者真正到同仁医院采访时,遇到的却是种种回避。在座的三位医生,你们愿意和媒体记者打交道吗?你们在面对记者时,会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呢?

 

张慧:这次事件发生后,同仁医院眼科有一位协和毕业的师兄(苗景鹏),在门诊被患者踢了一脚,护士长被咬。这次事件,我们医院也是媒体焦点,但当事人都选择了回家休假,而不是面对媒体,因为大多数报道太有失公允了。我们害怕面对媒体说出了心声,但他们写出来的是从只言片语间挖出的其他东西,所以大家不敢跟记者掏心窝。

 

王仲:我经常和媒体沟通,他们并不是敌人。我们急诊这么大,媒体也没有负面报道,《新京报》、中央电视台都有整版的正面报道。我们需要让记者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应该第一时间与权威媒体联系。报道有问题是因为很多小报唯利是图,我们也请过清华的老师讲媒体公关,他告诉我们:小报记者一定会报道人咬狗,不会报狗咬人,因为狗咬人太平常了,没什么可报的。小报办报的理念扭曲,相比之下,正面报道声音又太弱,结果就是负面报道铺天盖地。这次可能是上面有指示,要宣扬正面报道,所以媒体的声音还是很正面的。实际上,媒体也是我们宣传的工具,是朋友,要学会和他们打交道,我们不占领言论制高点别人就会占领。

 

余可谊:我们和记者应该是朋友,媒体是中立的,如果报道出来我们有错误,也要及时改正。现在很多微博也在骂媒体,造成媒体也要站出来为自己说话。如果我们医生一味和媒体斗争,是干不过他们的,还是要做朋友,要合作。  

 

Q4:白剑峰老师近年来写了不少关于医疗事件的评论,报道了在公众视野外的医务工作者感人至深的事迹,还专门有一本书,《谁在妖魔化医生》。我和同学还开玩笑说《谁在妖魔化医生》这书应该卖的不好,估计出《别让医生骗了你》才会大卖。我想知道,白剑峰老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在您眼中,医疗行业和媒体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白剑峰:任何职业都有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记者也一样,绝大多数记者都是有良知的,就像绝大多数医生是有医德的一样。其实不是负面报道越来越多,而是国家越来越开放,媒体越来越发达。这实际上是好事,因为这样,一家媒体造谣是站不住脚的,今天人们更容易接近真相。只是有些记者由于职业素养偏低或是对医生有成见导致了报道偏颇。在美国对于这种失实报道,会先看报道者是否主观故意,若是主观故意则就要严惩,否则是可以原谅的。 我们要求记者在第一时间报道真相,但是在现场经常受到各种阻碍,记者也很苦恼,像这次同仁医院的事件,每个医生都不接受采访,记者就只好找同仁门口的王大妈,结果大妈就把梦里梦见的、道听途说的都说了(笑)。 我就有这样的经历:写“茶水发炎”事件时,在丁香园论坛上请医生检验,结果九成是阳性,我想请教检验科专家这是为什么,结果以我“为医生说话”的名声,十人中还只有一人肯接受采访,连协和医生也不接受。我很困惑,替医生说话医生怎么不支持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医生怕记者瞎说,记者又找不到医生。 多年来卫生界封闭的太久,其实医生是社会工作者,要和患者沟通,也要和媒体沟通,要争夺第一解释权,将第一解释权拱手相让会导致事实被扭曲。例如哈二医天价药事件,患者天天开新闻发布会,医院却不吭声,记者要让消息及时见报,最后就只能用一句“医院拒绝采访”来概括医院方面的态度。 所以医院、医生一定要放弃偏见,和媒体沟通,记者都想揭露真相,医生要学会把媒体当做工具,不能把媒体都拒之门外。

 

余晖:我补充一点,为什么会形成当前医生和媒体的尴尬局面。 当卫生主管部门,医师协会,医院院长,管理层都不站出来,个人是无法站出来的,因为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被残害的医生。 中国公立医院的医生是否有独立人格?没有,他们是单位人,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国外医生大部分是自由职业者,像律师会计师一样,是合伙制的,可以和医院谈判签合同。医生的权利义务通过合同体现,不是像中国现在医师协会一样,医生都是被动加入,医师协会是行政化机构。这样导致医生在面对媒体时面临很大风险,对医生个体来说与媒体对话太难了,我表示高度同情。  

 

Q5:新医改启动已经几年了,和之前的医改相比,它最大的不同表现在哪一方面?对于现阶段问题的解决有什么指导意义?余老师个人对新医改持一种什么态度?

 

余晖:本轮医改从06年开始讨论,09年方案出台。这次医改与2000年那次医改的区别,就是上一轮医改是在解决破产国有企业职工的医疗保障,也就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障问题;此次医改恢复了新农合,加强了新农合的投资力度,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医疗保障,有8500亿的预算,其中80%用于构建社会医疗保障网。新医改对医院的投入主要是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对大的公立医院而言,投入主要集中在基础建设、学科建设、公共卫生以及离、退休人员的补偿上。 随着国家医疗保障体制的建立,医疗保障网覆盖了90%以上,这些年的门诊量大规模上升,医生工作量也成倍上升。患者有钱看病,“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了缓解。但作为医疗供给方的医生,从业条件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还是在现有的行政化体制下运作。公立医院改革提出的“四个分开”,即十七大提出的“政事分开”、“管办分开” “医药分开”、“盈利与非盈利分开”,到现在还是原地踏步。 我认为,这次医改中最被忽略的群体就是医生,为什么不提医生职业体制的改革?在医疗政策改革者眼中,天然地把医生看作医院的附属、是廉价的附属品。医生的工资是很低很低的。如何使医生往一个独立的、自由执业的道路上推进?多点执业?北京市获得承认的多点执业医生大概只有一百多名。医生不能自由移动,市场价值就得不到体现。医师协会也没有站出来为医生要求权利。卫生行政部门喜欢将现有的体制固化,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民营医院发展不起来。医改中没有涉及到“医生作为医疗供给方的市场价值”。医生不是医院的附属物,他应该是独立的。只有医生独立,行业协会才有独立性,才会有行业自律。只有医生“独立的精神人格”得到体现,医改才能够成功。  

 

Q6:在各位嘉宾看来,医生在医改中间到底应当是一个什么角色?在当前医改暂时不可能发生质变的情况下,体制我们暂时仍无法脱离的情况下,医生自身有没有可能去做一些工作去改善一下这个环境?一种自下而上的变革,是否有存在的可能?

 

王仲:记者采访我,我说“看病贵、看病难,我从来没有承认过”(“看病贵”,用他小时候,做一台阑尾炎手术费用200元/其父母一个月工资均值70元>>现在一台阑尾炎手术2900元/他一个月工资几千元来反驳;“看病难”,用带记者去一个小医院肯定能看上病来反驳)。第一,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大医院看病难,小医院没有人;第二,让病人自己掏90%的费用,病人肯定掏不起。医改如果不以医生作为核心,我相信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认为我们的医疗环境的不好已经到达谷底了:现在国家已经开始注意医疗保险,“新农合”也重新搬回来。第一次改革的时候,推翻“新农合”,提出以药养医,于是出现了药价疯长,导致了医生的腐败;第二步是提高大型医疗仪器的价格,于是临床医生拿不到钱,而辅助检查科室医生工资大涨。在协和医院,我们非常努力地把分配原则尽量向临床科室倾斜,才基本上保证各科室的医生的收入相对合理。而这些都是政策造成的,医疗本身不应该是盈利性的,应该是公益性的。医生真的是在忍辱负重,常常 “医教研”三位一体,但是他们的收入即使与社会平均收入相比,也都不算高,但大家还是努力在做。现在的医疗改革原地踏步,我认为是没有找到好的方法,但这样的局面总有一天会被打破、也必须被打破,否则医疗行业将会坍塌。

 

余可谊:作为青年医生,我认为,第一,这个行业一定要有人去坚守。面对这些悲伤的事情,还是要保持乐观。就像买股票一样,说不定现在行情不好,但过些日子就“触底反弹”。第二,医疗行业的改革应该是全球性的,人类社会的老龄化对医疗的需求越来越高。中国的现实特别需要有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人,不管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医院管理者,大家都在探索。第三,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认为医学和教育的需求是无限的,他们是朝阳事业,我们要看到这个行业中存在的机会,去思考你应该怎样准备。

 

张慧:医改 “多点行医”只是针对主任医师,而我们这些住院医并不能成为独立的医疗个体,因为我们的成长太困难,能独立做手术的机会太少。这可能也是替大家提的一个问题,就是新医改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些,刚刚踏入医疗行业的、无法独立行医的住院医师以及医学生呢?

 

白剑峰:医改提出的口号是“让人民群众得实惠,让医务人员受鼓舞”。但后一句没怎么实现,医生抱怨很多。医生都是好医生,是我们的体制坏了,体制把医生逼成了商人。老百姓抱怨花钱花多了,但医生的收入却很低。 明天我就要写《当个医生好辛苦》。我有个医生朋友告诉我,他星期天带着宠物狗去看病,挂号费100块钱,而他这个主任医师的挂号费才14块钱。公立医院,钱应该国家出,不应该把医生和患者放在经济的对立面上。老百姓觉得医生赚了钱,其实没有。世界上的通用规则,医生的收入应该是公务员的3-5倍,北京的事业单位平均工资是六千,那么医生呢?我觉得应该要拿到3万。医生的劳动价值理应得到尊重,过得上体面的生活。李克强进行调研时问某医院院长“你们医生到底拿不拿红包?”院长很为难,只能说“确实有,但是少数。我们不希望总被贴上灰色的标签。我们有技术,想要拿到合理的、有尊严的收入,想要“以医养医”而不要“以药养医”,我们希望过上中上等的生活。” 医生的投入这么大,他们既是道德人也是经济人。高薪不一定养廉,但低薪一定养不住廉。

 

余晖:在整个医改的文件里面,唯一与医生相关的就是“多点执业”,但这是一个镣铐,而且太沉重。 毕业的医学生的就业市场受到局限。民营资本要进入医疗行业办非营利性的医院,医生可以与私立医院谈判,拿更高的工资,这样可以推动公立医院的改革,推动整个医疗供给方的改革,在与公立医院的竞争中,让医生的价值得到体现。这与“四个分开”的思路是吻合的。卫生行政部门应该只是这个行业的监管,不直接当医院的举办人,应该把这个权利交给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只管质量监管,市场就能发展,民营资本也能进入,医生的选择就会更多。这些在医改里其实都提到了,但是医改的原地踏步,在于“管办分开”没有做到。北京市的医疗改革,曾设想医管局管公立医院的资产,独立于卫生局,但是卫生部就在北京,所以还是没有成功,但不分开是不行的,目前先在卫生部内部建立一个医管局,以后再分开。 3年医改,我们总结出了许多问题,但是下一届政府能否强力推动解决这些问题。我个人对此并不乐观。但也许过两年就会有强大的推动力。 医学生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有巨大的医疗市场。医疗行业永远是一个朝阳行业,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就业市场非常是大的。  

 

Q7:有同学递上来纸条,蛮有意思的问题。他问,我们医疗行业的“底”到底在哪里?09年的南平事件的时候我们觉得到“底”了,10年、11年又发生了很多事情,那么这个“底”到底在哪里?

 

王仲:我认为09年就到底了。伤害事件其实很多,警察就没有被伤害的吗?这类事件是哪里都有的(举了一个协和师兄被打的例子,病人上午九点来看病,他找病例就找到下午三点,说明我们自己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徐文医生被砍事件,我们从网上看到这个病人很偏执,并且这个官司一直在打,打了3年!现在出事后,媒体上会出现正面的声音,但是09年却没有。现在政府意识到需要安抚医生了,例如浙江就出台了相关的规定。我们不会期待现在一下子就变的风和日丽,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就在这里,老百姓总希望通过私了拿到钱。当然,我们的队伍里也有很多龌龊的医生,老百姓看到一个坏的,就认为你们全都坏了。政府让老百姓认为老百姓看病给的钱就是医生的工资,这是政府的错;媒体大肆歪曲的渲染,是社会的错。第三点是我们自己的错。 我认为现在还在底上。

 

余可谊:现在如果选择继续从事医疗行业,就一定要热爱它。医生现在在中国是个“高危职业”。这个职业,挣得不多,工作也累,但特别有成就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要理性地看待现在的报道,以前消息传播得没这么快,但现在有了微博这些工具,铺天盖地重复的信息会影响你的判断,我们需要保持理性。同时也需要全面地看待患者,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是这么操蛋的。 发生了这件事之后,我直到现在都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感同身受。

 

白剑峰:我非常同意上面两位医生的发言。每一次医生被伤害事件发生之后,我们都谴责。但类似事件一直在发生。我们应该依靠制度来保障医生的安全,并从更深层次来反思。医患冲突,医患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患者不了解医学的复杂性和有限性,由于一些夸大的宣传,使得病患的期望值过高。法律部门也有责任,一个案子三年不给人判! 需要做手术的是病人不是医生,医生要为病人着想,不要总想着“切切切”,有的时候少切一点比多切一点好。要避免盲目的技术崇拜,要考虑患者的生活质量问题。医患沟通如果到位了,就可以避免这些悲剧。建立医患纠纷的快速处理机制也是很重要的,现在医疗事故的鉴定都很困难,中华医学会一年才进行20多件三级鉴定。而司法腐败比医疗腐败厉害多了,官司总是要打很长时间。 另外,国家规定,医院不算公共场所,算事业单位。警察都默认“在院外能上手,在院内不能上手”,“患者不动手不伤人警察就能不能出动”。政府应明确规定医院为公共场所,按照《违反公共治安条例》予以追究,这样警察会得心应手。而最近,天津出台市长令,规定“在医疗机构中干扰秩序都将被认定为干扰公共场所秩序”,这虽然只是地方性政策,但是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每一次事件都会推动历史的进步,我相信,在座各位成为主治医生后环境会变好的。

 

余可谊:患者的需求日益综合化,像国外就是医生和患者共同做出决定,医生提出几个方案,供患者选择;有的医院还有“病人的图书馆”,让他们了解一些相关的医疗知识,或者看一下视频了解手术是怎样做的。当然,目前这在国内还不太可行,我们还不具备这个条件,但是我们可以借鉴,这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观众提问环节

 

Q1. 医改中,医生独立执业,管办分开实施不乐观,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余晖:主要困难在管办分开环节。试点过程中走访调查了11个城市,发现虽然医改要求“去行政化”,但各地卫生部门出台的文件中有“再行政化”的条文,这说明卫生部门不愿意成为单纯的行业监管者,他们想要做计划经济中那种全面管理者。 管办不分开,政事分开难以落实。院长由上级部门而不能由医院理事会任命,因此医院还是行政性单位。 在这方面,学者也起到一定作用,他们理解的是“医院是公益性机构,政府要为公立医院提供100%的经费支持”。 但新医改这三年来,该工作进行缓慢,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十二五”期间解决这个问题。  

 

Q2. 《健康管理》杂志编辑:医患之痛更多是体制之痛,医生患者如何在反思和呼吁的基础上以实际行动推进体制改革?

 

王仲:我们缺少的是医务人员对普通百姓的医学知识普教育。举例说明:一名105岁患者的孙子说:“王大夫,希望你能像打一场战役一样抢救我奶奶,这场战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但我们知道这场战役最后一定会失败。患者希望医生彻底解决病痛,其实医生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对外宣传又让百姓觉得医生有能力。医生不是传说中的“救死扶伤”,我行医二十多年只是做了三件事:减轻痛苦,适当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另外,医生被“专”害了,病人头疼不知道该看神经科还是看内科,对专家的期望值过高。 因此我建议医生写一些科普性的文章,告诉病人“什么样的病需要看什么样的病不需要看,什么样的病能看好什么样的病看不好”。而且医疗队伍要对媒体说话,但不该是个人在说话,是一个群体要说话。这样才能教会老百姓怎么认识医学。

 

余可谊:1、医学科普重要 2、医生应该团结起来,建立独立的行业协会 3、应用企业经营的概念办非营利性的医院(例如“台塑大王”王永庆的长庚医院) (以下为余晖白剑峰互问互答) 余晖:09年医改实施方案,明确指出中央电视台要开通公共卫生频道,为什么没有办? 白剑峰:成本太高 余晖:一旦开办肯定会有大量广告经费,可能是卫生部想控制,但中央台不同意。但我认为是可以做的。

 

白剑峰:央视也唯收视率了,例如《健康之路》节目因为收视率不高,调整到了没有人看的时间段播出。现在公益性和商业性之间难以权衡。所以医生要学会影响媒体,多和记者交朋友。凡是妖魔化医生的记者都是不了解医生的记者。 《“十万元”为什么败给了“八毛钱”》一文确实是《人民日报》记者写的,年轻记者有一腔热血但缺乏理性精神,当时我并不了解情况,因此没有发言,结果就被这位“敢发言”的记者给写了,一周后我经过调查报道修正,然后媒体风向就变了。 深圳儿童医院后来也召开发布会,但是发布人员不专业,没有说到老百姓关注的事情,发布效果很差。医院不懂得危机公关,应对危机的能力太差。希望卫生界能够了解新闻传播规律,学会应对媒体。

Q3. 当问记者“为什么你们会这样报道”,记者会回答“我们要针砭时弊,不好要揭露,好的我们认为是理所应当”。请问大多数记者都是这样的吗?此外,在记者面对时效性和真实性矛盾时,该如何取舍?

 

白剑峰:我说话很小心,很多事件我主张“沉一沉、等一等、看一看到底真相如何”。热点事件我不会立即发言,我也不敢立即发言,因为记者的话是要存入历史的。 记者身上其实都有一腔热血,使命感很强,希望为老百姓代言。记者认为好事是应该的,要推动社会进步就是要揭露不好的事情。如揭露山西黑砖窑事件。当一个有成就的记者自己确实要付出很多,天天写好人好事是不称职的。记者职业具有挑战性,媒体竞争非常激烈,不能失语、不能缺位,记者调查时会受到很多的限制,求爷爷告奶奶没有人愿意搭理。因此希望大家能够换位思考,懂得感谢记者。  

Q4. 国家对刚毕业的医学生有多大需求?王仲处长对医学教育的看法?

 

王仲:很多医学生找不到工作,一是学校盲目扩招的结果,而扩招又是学校想找国家要钱的结果,最终导致学生的实习医院与本身资质不匹配。院校招生是按容量招生,不是按需求招生,所以增加了学生的竞争。二是医生分级问题。医学院是第一步分级,毕业是第二步分级,在医院面试是第三步分级,但是这种分级是择优录取,结果供需比例失调,大量医学生无法就业,这就是社会的浮躁。 做一个医生要有智商,也要有道德。医生想要防止失误,就要从五方面规范自己的行为:观念-patient center、理论基础、临床技能、沟通技巧、行为规范。我希望你们智商高,道德底线也高。  

Q5. 医生过去被称为高级知识分子,带有“清高”的意味,这种清高似乎不适应现在的民众。是否要像以前“上山下乡”、“赤脚医生”一样广泛接触群众,才能改善医患关系?

 

余晖:卫生管理部门特别喜欢的“对口支援”“传帮带”思路。上山下乡还是有必要的,政策可以引导医生上山下乡去,毛主席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现在国家应该有政策引导医生到基层去,基层应该加强全科医生的培养。国家规划2020年国家要培养30万全科医生,但我们里这样一个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而且对全科医生培养模式也存在很大的争议。 余可谊:我认为这是“把以往的经验套用到现在的社会”的保守方法,是偷懒没有企业家精神的方法。 目前相对而言,医生群体质低量大。如何将协和模式推广,培养更多有质量的医生,是协和的责任。

Q6. 在华西有专门与媒体接触的负责人,有没有必要设置这样的职位?应该由新闻专业人才来做还是医学专业人才来做?是否该用“办报纸”等方式将这些内容宣传到全社会?*编者注),但很多发言人人都没发过几回言,因为他们对于这个行业比较陌生。美国新闻发布团队非常熟悉媒体需要什么、民众需要什么?医院需要有具备专业发言人能力的人,不能不专业到王勇平那种程度。媒体多,竞争激烈,各医院没必要办报纸,利用公共资源即可。


余可谊:报纸不用办,可以办个网站,宣传范围更广。

Q7. 医生的人格独立,如何做到?面临挑战?

余晖: 转变观念,要认清市场,能进入体制也能走出体制。

张慧:每个人都能做全科医生,但每个人都不想做家庭医生。每个人都想做专家,为什么?

余晖:中国全民医疗保险体制正在建立,例如社区医生首诊制,由社区医生负责维护民众健康、病人治疗及转诊。英国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就是把医疗预算分散到人头,给每个家庭医生自己分配,

未来医学生就业不应该在金字塔的塔尖,应该有更合理的结构,引导他们到塔底去。

四、尾声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这场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学生会、职业发展协会、超级课程协会、研究生会、协和学生记者团、学生心理协会联合主办“大国医事”,即将落下帷幕。我知道也许大家还有很多的疑惑,等待着得到解答。但是一场座谈,并不可能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它们仍然需要我们自己去思考,去寻找。我想,我们会愤怒,会哀伤,都因为我们还仍然热爱。理想,也许在现实面前永远显得不切实际,但是却依然在每个人心底,倔强地生长。只愿今日的座谈,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能燃起一盏小小的灯,当这些理性的思考汇聚在一起,能照亮一条通往未来的路。愿每一个理想的烛火,都有一双手去呵护;愿每一颗纯净的心灵,在夜里能够睡得踏实而安稳。祝大家晚安。

     北京协和医学院学生记者团,《青年副刊》编辑部荣誉出品

         医大2008级  吴媞 施焘 于晓晨 徐天铭  

                                                                                                                                      201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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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清 副主任医师

宜昌市中心医院 肝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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