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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宪海 三甲
陈宪海 主任医师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肺病科

一位医生的防疫记忆(齐鲁周刊记者 王欣芳)

2008年6月,陈宪海在四川地震灾区参加防疫工作期间的留影

 

山东省中医院病房楼稍显拥挤的呼吸内科办公室,记者见到了45岁的陈宪海。从医二十余年,从年轻的医学院毕业生到今天的呼吸内科教授,陈宪海有着怎样的防疫记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肺病科陈宪海

 

“赤脚医生”的碎碎念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济宁乡村,疟疾开始蔓延。还在上小学的陈宪海并不知道疟疾的严重,功课不紧,他也乐得轻松,在校园里到处疯跑。

“有位老师脸色苍白,不停的抖,说觉得冷恨不得穿上几层棉衣。另一位老师打趣到:‘人家都热得要命,你却凉快的很啊’。谁知几分钟后,他也打起了冷战,而前一位老师却又开始发烧,脸变得通红。”陈宪海突然意识到,这种叫做疟疾的病近在身边,传染这样容易,而且迅速,也不由得紧张起来。

那时候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负责着几乎全村的治疗和预防工作“一边肩膀上背一个药箱,里面放满了各种药丸,红的治疗,白的预防。而另一边,手里提着个装着热水的大水壶,用一根红绳把唯一的烤瓷缸子系在壶上,就这样一身行头走到田间地头去。

“他吆喝一声,地里的人就聚过来。药丸每人一颗,倒一缸子水,盯着他们喝下去。”一个汉子正在掰棒子,怎么吆喝都不出来,医生就走进地里去,帮着一起掰,还一边嘟囔着:“把药喝了吧,你把药喝了吧!”直啰嗦到汉子的耳朵起了茧,一口吞下药丸,医生才结束自己的“碎碎念”。

“也有些人觉得是药三分毒,假装把药吞下去了,医生转过头他就吐出来——我就专门看着,然后告诉医生。”陈宪海放学后便开始扮演“赤脚医生”的小跟班,跟着医生到跑,也帮着分药给病人。

陈宪海简直崇拜村里的医生了——发疟疾的人吃了他给的药丸,见效很快;卫生所里药物种类繁多,但他每一样都记得那么清楚;病人讳疾忌医闭门不见,医生翻墙而过,小跟班在外头听见一阵狗吠和“哎呦”,等门开了,医生呲牙咧嘴拖着被咬伤的腿走出来——三十年后,小跟班已经成为科室一把手,回忆起来却还忍不住笑出声来——对疟疾的认识和恐惧,就在这种笑声中慢慢变淡,只剩下记忆中红红白白的药丸,像是包治百病的“仙丹”。

 

小鼠药摊“导演”的疫病

1986年,小跟班从医科大学毕业,到济宁嘉祥县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医生。当时刚刚实行包产到户,原本集中在公社的粮食开始分散到各家,跟粮食同步分散的还有老鼠,家家户户开始大肆灭鼠。

“当时刚刚兴起农贸市场,有很多卖鼠药的人支一个摊子,将自己的战利品一字排开,”陈宪海描述着,“赶集时我一眼看到其中的黑线姬鼠,当时就担心,死鼠的病菌很容易在人群中传开,果真不久,鲁西南的乡村开始出现由鼠类传播的流行性出血热。”

那段时间,刚刚毕业的陈宪海接到很多类似的病人,进门就说发烧,头疼、腰疼、眼眶子疼,而且脸、脖子、胸口发红,有一些病人眼结膜充血,像是喝醉了酒。

“来就诊还好,有一些以为是感冒,在家随便吃几片药,结果到医院时已经低血压、肾衰竭甚至休克。”由于症状复杂,很多就医的病人可能被误诊为急性肾炎肠胃炎、或者关节炎,“等出现死亡现象,人们才开始领悟,这种流行性出血热实在厉害。”

虽然知道这种病症只会人鼠传染,但年轻的陈宪海还是忍不住紧张,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恐惧。有时候看到病床上皮肤肿得发紫的病人,又恨不能有几粒红色仙丹。“看着被白床单覆盖的病人被推出病房,自责地恨自己技术不够、回天乏术,到现在都记得那些病人的样子,水肿咯血休克……”

在叙述里陈宪海陷入了沉思,片刻之后说:“那是动物传染典型,果子狸和非典,家禽和禽流感,以及现在的甲型H1N1流感其实也类似:但这绝不是人与动物、与自然的较量,彼此的和谐相处也许才是解决问题的捷径。”

 

抗震时期的乡村防疫

2008年6月1日,陈宪海背着药箱走在四川平武灾后崎岖的道路上。

两天前,陈宪海作为第二批抗震救灾医疗工作者来到灾区,负责巡诊和预防接种工作,“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全部接种甲肝和乙脑疫苗”。负责区域内的平武县龙安镇两河堡村的海拔接近2000米,一座大山仅居住十几户居民,山路狭窄,汽车根本开不进去,而甲肝疫苗需要冷藏,移动冰箱又不方便随身携带,所以医疗队决定将冰箱放在汽车上,陈宪海与同行的队友则沿着崎岖的山路,挨门窜户给居民检查、看病,然后召集孩子们到山下接种疫苗。

“越是平坦的路越不敢走,因为泥石流和滑坡的可能性更大。”陈宪海和同事背着药品、食品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见到第一户居民。

“他告诉我,此前从没有主动看过医生,也没有医生上门看病,他头疼失眠了近十年,每次都是赶集时顺便到镇上的门诊拿点药吃。我给他做了检查才发现,他的高血压很严重。”

大灾后生态环境脆弱,人的免疫能力也相对较弱,所以往往突发疫症,尽管当地救灾指挥所千方百计保护水源和食品卫生,但仍然无法保证水源的纯净度。再加上天气变化无常,帐篷潮湿水凉,所以灾区人们常常出现腹泻症状。

“由于宣传到位,大家的防疫意识很好,到帐篷学校去给孩子接种疫苗,都很自觉的排队。”陈宪海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孩子冲着镜头做了一个“V”字,脸上笑容明朗。

本来救援队计划在蜀地驻扎半个月左右,但由于交通不变,后续部队没有按时到达。“当初为了不占用灾民资源,我们从山东带来半个月的口粮,后来粮食吃完只好跟着当地部队吃,方便面是每天的主食。”陈宪海稍微停了一下,“当地居民看到我们没得吃,一个捡垃圾为生的老人买了西红柿和大米给我们送来,有时候想,我们跟灾民,到底是谁支援谁呢?”

地震一年以后,陈宪海提到自己在四川灾后乡村的那段经历仍然感慨万千,“若要改变乡村防疫和医疗现状,新医改是不够的,最重要的,需要专业而且敬业的医护人员到基层去,这不是赤脚医生的时代了。”

陈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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