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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忠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整形美容中心

郭树忠教授:那次难忘的“聚光灯下的演出”

郭树忠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整形美容中心
发表于2018-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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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0多年前发生在云南一个偏僻农村的故事。

有一户人家养了一头毛驴,这头驴素来性情温顺,是家庭主要劳动力之一。有一天,这家的奶奶背着一岁的孙子在山坡放驴,不知道怎么回事,驴突然发了狂,冲上前去将奶奶和孙子撞倒在地。驴先是咬了奶奶两口,情急之下,奶奶将驴踢开。但是驴却在此时袭击了倒在地上的孩子,一口把孩子的下巴咬了下来。一旁的村民见状,立刻从驴嘴里将孩子的下巴夺出,此时孩子的整个面部已血肉模糊。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整形美容中心郭树忠

奶奶顾不上自己被驴咬的伤,立即用布包住孙子的下巴,喊上儿子和邻里一起向县医院赶去。但是由于孩子伤势非常严重:下巴整个被咬掉,口腔只剩下了上颌和舌头。在县医院短暂停留后,孩子就被送往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接送治疗。

就这样,穷困的一家人带着孩子被驴咬掉的下巴,案板,锅,刀,大米,往省城进发了。

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在当地非常有名气,它的整形外科在全云南省是最好的。我对这家医院的整形外科比较熟悉,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在对这个科室进行业务帮扶,有很多医疗工作也是和这家医院的整形外科一起开展的。

这一家人到了昆明这家医院的整形外科之后,科主任面诊之后,觉得难度太大。这家医院也进行了全院大会诊,但是会诊完依然觉得做不了。

于是整形外科的科主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了大致情况。我让对方把患者所有资料发过来,研究了一番,这个患者在云南当地的确治不了。

值得称道的是,虽然昆明当地医院因为客观原因无法收治这名患者,却做了非常必要的前期工作:把孩子下巴上被驴咬烂的肉剥离,然后将骨头保存了下来,放进了冰箱冷藏。这为后期手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最终,他们决定把孩子送到西安,来找我。

在来西安之前,这个孩子的事情已经在昆明当地引起广泛关注,当时包括媒体、爱心人士在内的很多社会力量都在跟进这件事,媒体做了很多报道,并且已有爱心人士捐款。当医院决定把孩子转来西安,随行的还有一众媒体记者。甚至在昆明飞往西安的途中,空姐们在飞机上就发动了捐款。

到了西安,我们第一时间用救护车把孩子拉到了医院。然后,西安的媒体得知此事,纷纷围了上来,开始铺天盖地报道这件事。一下子医院涌来了很多捐款的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小孩抱着自己的存钱罐来捐款,当场把钱罐砸了,把里面所有的硬币捐了出来。

而我作为主治医生,是一下子被推到了聚光灯下,记者们如潮水般涌了上来,有云南记者,陕西记者,央视记者……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央视的一个主播在新闻半小时里说:明天换脸的那个医生,要给被驴咬了下巴的孩子造下巴。

但事实上,我当时面对的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孩子只有一岁,身体发育不良,体重很轻,整个下巴都没有了。我要重造一个下巴,难度非常大,风险也很大。因为人的口腔是呼吸道的门户,孩子的下巴被驴咬掉之后,创面化脓,到了西安之后,孩子的肺部已经感染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件可以去猎奇的“稀罕事”,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孩子是一个有着生命危险的重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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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手术之前,我们组织了三次的全院大会诊。我私下跟院长说:“这个手术难度很大,我们必须集全院之力来做。”

院长说:“可以,你要什么条件我都全力配合。”

我想了一下,提了三个条件。

第一,这次手术我需要小儿科、耳鼻喉科、呼吸科三个科的医生做台下保障。因为人的呼吸道和鼻腔、口腔都是通的。患者是个娃娃,呼吸道有感染,如果肺部感染加重,呼吸道堵塞,孩子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于是这三个科,加上麻醉科,都派了技术最过硬的医生,来为这个孩子的生命保驾护航。

第二,我要西京医院最好的设备。因为手术中要给这个孩子要缝血管。不到一个毫米的血管缝合难度很大,如同断肢再植,我需要医院最好的显微镜。平时显微镜都是各个科室的,借一下比较麻烦。这次院长亲自出面,帮我把显微镜调配过来。

第三,我要组建全院最强的技术团队来做这个手术。我是主刀,我科室的副主任缝血管技术很好,他来当我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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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准备工作都就绪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状况。在涉及这个手术具体该怎么做的时候,团队内部出现了分歧。

全院讨论的时候,有的医生说:“这么多记者围着,孩子病情又这么重,咱们简单给他添点皮,让伤口长上算了。”这是一种最保险的治疗方案,医生不担任何风险,但如果仅仅是给孩子植一块皮,效果很不理想。试想一下,没有下巴,舌头没有支撑,咀嚼功能丧失,唾液会分泌得到处都是。这样简单处理的后果是,孩子以后可能吃饭都困难。

我当时提出的方案,是从背上取一块皮肉,移过来,再造下巴。如果再造成功,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但这种治疗方案的最大风险就是血管,关于血管能不能接通,大家在会上争议很大,很多人提了许多问题,觉得我这次肯定是要冒险了,有可能这个手术要失败。

连院长都有点想打退堂鼓,私下跟我说:“老郭你往后撤一把算了,这事现在闹这么大,手术风险性又高。”

究竟是简单地做,还是复杂地做,所有的担子压到了我的身上。在当时,给不到一岁的孩子再造下巴,连国际上都没有这样的手术先例。

此外还有一个麻烦的状况,记者们一直在追着医生和患儿的家属,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一堆“长枪短炮”对着你。

我平时愿意给记者们提供新闻素材,但一般不会受到他们的干扰。我很清楚,这个时候必须要控制住情绪和压力,不能因为有太多人围观而影响到我的状态。

我相信毛主席的一句话: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个手术如果想做好,我必须全力以赴去做好术前的准备。

在手术前一天晚上,等到记者们都去宾馆睡觉了,我把孩子带到了B超室,让负责超声的医生帮我仔细检查孩子的血管。

因为这个手术的成败关键就在于血管,我要在受区找到一条血管,再在供区找到一条血管,将这两条血管接通,接上了手术就成功,接不上就失败。

我先是在孩子的背上找到了一根足够粗的血管,大概一个毫米粗细;再用B超在孩子脖颈处挨着找,终于也找到了一条血管,大概也在一个毫米。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如果是一毫米粗的血管,我有相当的把握可以把它接通。同时我还有最好的显微镜,有最好的助手,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所以查完B超之后,我给院长打了个电话:这个手术可以做。

于是第二天,在一众记者的聚光灯下,顶着巨大的压力,我走进了手术室。手术的第一大难点就是在受区找血管,因为创口已经肿了,又感染了,而且不是刀割的,是驴咬的,伤口不整齐,骨骼和软组织都遭到破坏,层次不清楚。

那么细的一根的血管,在肉里埋着,肉又烂了,结构又不清楚。就像衣服一样,一层一层叠得整齐的时候,很容易找,但是如果乱成一团就很难找到,我们当时面临的就是一团乱麻的状况。

幸好头一天晚上我给孩子做了B超,心里有数,知道血管大概在什么位置,我沿着这个方向慢慢找,终于把血管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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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松了第一口气,接下来就是去找供区——背上的血管,取背上的皮瓣。这一次因为是在完好的皮肉组织上找血管,相对容易多了。

取完背上皮瓣,准备往下巴的位置接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孩子下巴上的骨头已经没有了。我们就把他原先掉下来的那根骨头先安上,因为得先有骨头做架子,再把肉搭上去,然后才能去接通血管。

这台手术做了十多个小时,当手术终于做完,孩子出手术室的时候,各种相机喀喀喀的声音响个不停,家长激动地直接跪到了地上。这次的下巴再造手术不仅非常成功,而且医院把患者的手术费全免了,社会上捐赠的钱已经足够抵消孩子的药费,孩子的家里实际上没花一分钱。

围在手术室门口的社会爱心人士对手术的结果很满意,大家爱心接力和无私付出最后有了一个很好的结果;记者们也很高兴,因为可以写一篇结局圆满的报道或故事;院长也很高兴,西京医院再一次声名远扬。

对于我这个完成了“聚光灯下演出”的大夫来说,在饱受了各种压力和内心煎熬之后,也终于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睡上一个好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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