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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志广 三甲
麦志广 副主任医师
广医一院 中医科

问中医几度秋凉(一个中医世家“叛逆者”的自述)3(作者:艾宁)

女儿的师傅诊脉很有意思。他给人摸脉,把在一旁看的我给逗乐了

  女儿的师傅诊脉很有意思,他给人摸脉,把在一旁看的我给逗乐了。他对病人说:“你有胆囊炎、肾结石、子宫肌瘤、高血压……”病人不信,他就开检验单,让病人查。全都一一验证。
  真没想到,中医会这般发展。是呀,作为考官,如今许多病人来看中医时不是心怀答案,而是手拿标准答案———西医的检验单。对此,我并不为中医叫屈,因为中医在历史上一直是在不断检验下生存和发展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麦志广
  女儿的师傅也用西医精确的量化指标时时与脉象、药量、药性做衡量对比,这使他比以往的中医人与西医有更多的结合点,对中医的诊脉、开药时时加以修正。
  中医就是在不断的校对、验证、修正中建立起来的,所以,又信西医又信中医在老百姓身上是一点不矛盾,中国人既上西医院检查,又找中医诊脉的局面看似有病乱投医,其实并不盲目。大量的西医检验单为中医的诊断提供了参数,对这些检验单的二次利用是不是提高效率?是不是有利于中西医结合?
  中医的整体思维就是把所有能考虑进去的因素全部加以考虑,当然也包括西医手段。
  一位香港中医治疗肝腹水,他知道按中医的理论该用泻法,但中医书上又不让对危重病人用泻法,因为泻伤津,病人受不了。这位中医大胆采用泻法,一泻再泻,将一个个病人治好了。他说,我不怕伤津,我给病人挂吊瓶、输液、补血,解决了古代中医解决不了的伤津难题。
  西医用放、化疗治癌症,病人受不了放、化疗的副作用,中医给予辅助性治疗,使病人能够完成西医的疗程。
  母亲有时面对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补不得、泻不得的病症时,她的心情是比较矛盾的。这样的病着实说不破不立,或使其归实,或归虚,然后再重新调整。但这种治法在现代往往不被理解和接受。小时看母亲给病人开过药后,有时告诉病人,这付药下去后,病情会加重。我对此感到不理解,谁肯让自己的病情加重,医生怎么要把病人治重呢?母亲也有这一顾虑,所以,有时她会动员病人到西医那里去治一下,借西医之手为难解之病打开一个缺口,等病人回来后,母亲再一展身手,力挽狂澜,把病人治好。
  当有的病形成痼疾,造成五行失衡、偏枯,非一般药能解时,西医的干预正如大毒,改变一下五行胶滞的状态,给中医一个再创平衡的机会,这又有何不可呢?
  母亲研究西药,她还把西药弄来尝,像李时珍一样,根据西药使用后病人的反应来分寒热五味。比如,她认为青霉素性寒,表证的用上往往就变成里证,虽然把炎症消了,但阳气受抑制,对已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她总是把西医的治疗也纳入总体思考。我亲眼见母亲将中药与西药配伍着服用。
  我们这里有一个长于治小儿病症的中医,他看西医诊所挣大钱而眼红,便开了一家西医门诊。让我觉得可乐的是,同样是西药,他用的效果就比一般西医效果好,到他这来的患者特别多。先前我还为他转型成了西医而遗憾,后来看到他治病的立体打法,算得上是中式思维结合西式武器。
  女儿的一个同学,跟一个很有名气的中医实习。他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医还十分擅长用西药,其治疗效果要高出一般的西医,也就是说,做一名西医他也是高水平的,可他仍立足于中医。
  与西医要攻陷中医相反,中医从不排斥其他医疗手段,中医不具有战斗状态,只是容纳、吸收和包涵。
  女儿认为,西医的发展对中医是个促进,一个没有对手的武士是难以保持活力的。我也感觉到中医在女儿这产生了变化。女儿诊脉直接说西医的病名,说出西医的检测指标来。这又是女儿在西医院学习的成绩。在西医院,她借查脉搏而诊脉,她借写病历而分析各种指标和数据,而这些分析又被她融进中医中,这使她与病人交流时更方便、快捷。
  中西医结合的问题在于人的大脑可能还不适应东西方思维的切换。
  有人说中国传统思维是僵化思维应该铲除。我觉得铲除中式思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人的大脑具有的思维方式,只能压制一时,不可能铲除。如真能铲除,对大脑来说也是损失。我认为中西医之争与其说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不如说是对人类大脑进化的一次挑战,从猿到人,人的大脑进行了好几次类似这样的进化。中西医真是水火不相容吗?意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真就不能统一吗?人的大脑发展到了极限了吗?
  我想,用中国思维思考以上问题,考虑如何达到水火相济,达到中西方文化的和谐,推进人类的大脑进化,比铲除一个保留另一个要明智得多,因为中国思维理解的冲克关系不是绝对的斗争和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有如火对金的锻造,金对木的制造。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很可能将我们“冲”起,给我们创造一个建立大文化的契机。在新的大文化中,中西医的结合将得以实现。
  女儿也认识到,作为一个现代医生,西医临床是必须拿得起来的。我说,你不能当一个病人需要你抢救时,你说你是中医,无法给予紧急处置。你也不能因为离开医院和医院的设备就无法对病人进行救治。更不能以这是两种思维为借口拒绝对病人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我说,中西医结合百余年的失败之路并不说明此路不通,中国文化能不能杀出一条生路来,我把希望寄托在中医这里了。医生这个概念在今天会被赋予新的内涵。

中医就是在过穷日子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医学

  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轻装上路的。东方文化不管有多好,如果在当代没有实际用途、没有一个技术依托也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是个现实主义者,所以,空谈东方文明不行,中医是中国文化依托的最后一个堡垒,脚踏实地地搞好中医,中国文化就不会咽气。
  中医不能到明丽、高耸的医院去,中医是一种不能离开土地的医学,不能不接“地气”。
  我一直奇怪毛泽东,他老人家要是反对中医的话,中医还能存活到今天?破旧立新的行动,把中国真是打扫成一块干干净净的大地了,可偏偏留下了中医这个旧东西。
  毛泽东在农村建立了覆盖面广、组织严密的医疗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因为想要建一个纯西医的医疗体系,在财力上不但是那时不可想象的,就是现在也是难以办到的。那时每村都有医务室,有一两个“赤脚医生”,他们走村串户,到田间地头调查了解人们的健康状况。看着“赤脚医生”频繁地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对人的心理是个很大的安慰。
  “赤脚医生”的诊所里有听诊器、注射器。可他们采草药,用针刺疗法。草药到处都有,“赤脚医生”在当地收集几十种、乃至上百种草药并非难事,加上少量种植,医务室的草药就可以应付一般常见病了。中草药、消毒水在医务室内实现了药味的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疗法经济、实用、方便、有效,对此毛主席不可能不加以利用和提倡。
  老百姓是很实际的,民间的中医情结是有其现实基础的,中西医结合实际上在中国百姓的看病选择中已经完成了。百姓在看病上既找中医,又找西医的做法不是出于盲目和愚昧,而是出于效率和实用,那就是杀牛用牛刀,杀鸡用鸡刀,杀鸡不用牛刀。在这点上西医不如百姓明白,如果西医把自己视为杀牛刀的话,那么从哪个角度讲中医的存在也不威胁西医,倒是西医总去杀鸡,却落得个费力不讨好,有损尊严。
  好在中国人很有意思,中国的西医也是中国人,当用尽招数病人还不见起色,家属渐渐急躁时,有的西医就会转移其注意力,建议用些中药。好多病人采用 “综合”治疗,住着西医院,用着中药……这也是中国一大特色吧。还别说,这种综合性治疗效果有时还是不错的,往往真能起死回生。中医的存在对中国的西医也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百姓的选择决定了中医的存在方式和走向,我们要做的不过是顺应民意和自然而已。一般说来,人们找西医,是想看看自己身上的病是什么样,B超、CT能明确告诉你病在哪儿,让你看到它,现在讲知情权嘛,西医在这一点上可给患者一个交代。先到西医院确个诊,再找中医商量治疗方案,已成一部分人的看病模式,我也是这样看病的。比如肚子疼,先去医院做个B超,如果是阑尾炎穿孔,你便是找中医也不行,那就得开刀了。在西医那里没找到器质性病变,西医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这时再去找中医。
  作为中医一定要显示出中医特色来,如果你没有中医的长处却有西医的弊端,人们为什么要找你呢?中医本来就是平民性强的医生,中医就是在过穷日子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医学,女儿说,80%的病都可以用普通的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医治,因此,培养中西医的通用人才,是件意义重大的事。
  女儿说她将来就到乡镇卫生院行医,覆盖几万人口,以中医的指导思想,中西医结合的技术,开展医疗工作。投入少、效益好,以预防为主,在确保所有人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再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更高需求。女儿努力学习西医,广交西医朋友,为的就是了解西医学前沿的情况,以便给病人提出最佳建议。
  中医的生存之道真就是毛主席的那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由母亲的家庭作坊我想到现今的社区门诊。作为基层医疗单位,西医的社区门诊是竞争不过中医作坊的。建立社区门诊是西医的尴尬,因为西医不是这么存在的。西医的长处是紧密依托设备的技术,是高投入培养的精英,百姓趋的是西医人才和技术的“高”,这在社区门诊是无法体现的。而凡病就用精英、用尖端设备,又是对西医资源的浪费。西方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家庭医生”,这不又回到了我母亲的角色?
  “家庭医生”可以像我母亲那样与群众关系密切,同呼吸,共命运。情感相连,真正做到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得到病人的极大信任。而人致病的原因有时是一个很微小的因素,改变这一因素就会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我一个朋友领着女儿来找我女儿,说是孩子可能得了肾炎,女孩说腰疼得厉害。女儿摸了脉后说,受凉了,穿上棉衣就好了。女孩的母亲说,不用到医院做一下全面检查?女儿说,穿上棉衣后要是还疼你再去检查也不迟。
  中医不可能灭绝在于任谁也养不起太多的西医这样的“大医生”,西医院是令一般百姓,尤其是农民望而生畏的地方。高昂的医疗费用远不仅是中国百姓支付不起,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也难以承受。
  我们还没得到面包呢,就先把窝头扔了,取消中医的理论是吃不到面包毋宁死,这是什么逻辑?
  当前我们的医疗问题是由中西医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中医离开了土地,离开了群众;西医偏离了自然,并用技术支持人类整体偏离自然。我担心的是,自然力量会不会来个闪回,以一种拓扑方式,击破西医给人类设的保护壳,把我们重新拉回到自然?那时我们怎么办?


人们发现自己拥有的仅仅是幸福的理由,而不是幸福本身

  由于提倡消费和所谓高质量的生活,许多人把生活安排得让身体“享受”,让精神“愉悦”,殊不知我们给予身体和精神的不过是“享受”和“愉悦”的理由,其对身体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人们选择了一种不自然的生活方式,对由生活方式造成的疾病,西医给予定期的“维护”和“检修”。这种由高科技支撑的生活方式不能因其目前还能支撑住,我们就断定它可以一直支撑下去。
  例行的体检,人们把其理解为机器检修,一旦检出病来,小病也大修,治病成了一项工程。在体检中,没有身体不适感的人也能检查出结石、脂肪肝、肿瘤什么的。我有点怵这种体检,每当体检时我就祈祷让“病”都出在我身上而不要长在我朋友身上。大家笑问我为什么,我说害怕你们又要启动治病“工程”。我的一些朋友就是整天没病找病,找到病再治病、再致病,就这样循环往复,成了重要的生活内容。西药好像就没有毒副作用似的,所以有这样治一病致一病的现象出现。对此西医的宣传是不到位的,造成不知情的患者在治病上无后顾之忧,一旦知情时又悔之晚矣。人们对医院的不信任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与西医在探索中、发展中的存在不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患者就是西医的试验品,西医也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医学。
  我们根本不给自己感觉、体验、了解、适应自己生命的机会,我们把自己的生活交给现存的生活模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医生,由他们去决定如何处置。医生一直忙着管理我们的身体,只是在最后才把死亡捧给我们,退还管理权。而没有接管准备的我们,在这时只有惊慌失措,哪里还顾得上生命的尊严?医院里好多无理取闹的患方正是不肯接受医院退还的生命管理权。对死亡认识的偏差会直接影响人的价值观念,影响人的生命质量,这不是一件小事情。
  在体验生命上,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到位了,我们拥有的是七零八落不完整的生命,现代人给自己生命交代的是许多理由,可这些在逻辑上使我们必然幸福的理由,是搪塞不了生命本身的。现代人的忧郁、焦虑、强迫、空虚、失落,不仅仅是不良情绪的反映,而是真正的生命欠缺的表达。可悲的是人们到死闭不上眼睛,也不知自己到底欠缺什么。正像生于动物园的鹰、老虎、狼,冥冥中感到一种召唤而到死也不知那召唤到底意味着什么。
  动物园中的动物可以享受到现代文明成果,不愁食物,免去天敌之灾,可以尽享天年,也就是说它们有许多铁定的幸福理由,可是他们感受到幸福了吗?
  对人来说,人总是不断创造更多的幸福理由,可是,有了这么多幸福理由的人啊,你幸福吗?理由能一时性地欺骗意识的表层,可却不能长久地欺骗生命。
  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原始的生存是低级的、愚昧的,认为现代人比古代人聪明、西方人比东方人聪明、知识分子比体力劳力者聪明,就像我们认定动物园中的动物生活质量高于野生动物一样。我不认为拿着枪的人比手执长矛的人聪明。现代人有技术,古代人有技艺。可现代人对技术的依赖使人只见技术不见人。正像富人穷得只剩钱了,现代人也穷得只剩技术了。由于我们只是按逻辑寻找那个离我们最近的直接病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消极地跟在病患后面,不解决根本问题,表面看是治病,实质上是致病。于是,现代人就长出许多现代“病”来。
  我们解决焦虑、紧张、空虚等心理症状的方法就是现今逻辑提供给我们的去找离我们最近的最直接的“病因”,而没有想到这是我们生活方式造成的。动物园中的老虎、狮子不断出现问题,人们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缺钙、缺铁、缺锌,怎么治也不行,动物园里的猛兽在整体退化,如果把眼光放高远些,问题的症结是不难看出的。
  生活在“幸福”中的人们也像动物园中的动物一样出现许多病症,当事人自己找了很多的幸福的理由,试图用理性说服自己,可身体和情绪不听从这些理由,于是生在福中不知福的现象就产生了,因为这时人们发现自己拥有的仅仅是幸福的理由,而不是幸福本身。
  于是,在我们的生活有一日三餐,有暖衣热被的今天,我们很多人仍然空虚、无聊、寂寞,不知道自己究竟缺少什么和想要什么。人们错误地用吃喝玩乐和追求无止境的欲望满足来打发和填充自己的空虚、无聊和寂寞,而当事人自己是难以判断这是否就是治心病的“药”。
  人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负面情绪的,负面情绪提示我们应注意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仅仅用理性是不能完全解决负面情绪的。西方的科技文明,表面看是人文的,注重人权,是人本主义的,却也是异化人的,这在西方文学中有很深刻的反映。科学蔑视自然和由此衍生的感觉和做法,已造成了诸多难解的问题。
  现代人所遭受的痛苦并不比衣食无着的原始时代少。人们是不是需要反省一下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被我们遗弃的自然朴素的传统思想呢?
  中医讲“七情”伤人,在有些时候,更甚于“六淫”。难道有了西医的支持和保障我们就可以在错误的生活道路上越走越远?我担心,当我们走得太远,病症越来越明显而非解决不可时,我们按现有的逻辑能否找到真正的病源?西医会不会有朝一日退回人类生命的管理权?


她拿起美国人写的书,说要科学育儿

  我生孩子时买了厚厚两本书,一本是日本人写的《育儿百科》,一本是美国人写的《育儿大全》,我称之为“东毒西邪”。我问同我一起生孩子的朋友:“你用哪本?”她拿起美国人写的书,说要科学育儿。于是,她按书上写的,每四个小时给孩子喂一次奶粉,说是为了养成孩子按顿、按量进餐的习惯;让孩子单床睡,也不抱,是培养独立性;让孩子哭是增加肺呼吸量……
  而我这本日本人写的书却让喂母乳,让一直抱着孩子,让孩子随时吃奶,让搂着孩子睡觉,任孩子含着奶……就和《动物世界》中的动物一样。孩子能吃饭时,我按书上说的,变着法的给孩子弄吃的,还把邻居发动起来,支持我的吃开发。
  朋友却像西方人一样,吃得简单,却给孩子按书上添加什么营养素、维生素丸、钙片……
  两个孩子长大了,我的孩子由里到外是东方的,她的孩子却没有像西方的孩子。如今,她的孩子又得了肾病综合征,我很着急,找了女儿的师傅,可我这朋友却说用不着中医,她说西医治得很好,如今化验又没了加号,这就是好了。我说你用这么大量的激素维护着,而且又这样反复犯病,这怎么是好了呢?用西医救急,再用中医治本啊。可她不以为然,觉得大不了是换个肾。我真佩服当今的人,拿摘个肾、换个肾当儿戏,损害起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我可怜这个孩子,可她母亲认为这孩子很幸福,因为她有充足的幸福理由——科学的西医在保佑着她。但我女儿能理解我的心情,她知道这个孩子的幸福理由与幸福毫不沾边。
  社会生活中有些基本理性之所以长久不变是因为被生活逻辑反复修正过的,试图冲破的力量总是以新、奇、特的面目出现,甚至是以科学的面目出现,但会一再被湮没、被修正。这就是说,一次性的证实不能证实什么,历史要求反复证实。中医的逻辑产生于生活逻辑并与之保持着高度一致。所以,女儿告诉我别担心中医面临的处境,她说,要灭中医并不容易,有人要取消农历,你认为可能吗?不可能,因为农民种地必须要用农历。有人要取消汉字,你以为可能吗?看看日本、韩国又大量恢复使用汉字就明白了。只要中国还存在,中国的农民还在,农历还在,汉字还在,那么取消中医就只能是痴心妄想。只要再过50年,西医就会认识到中医的重要性,那时就是西医转过来想要学懂中医了,这是历史的必然,不是喊口号说取缔就能取缔的。
  年轻时曾立誓到老了不做保守派,要做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行者。如今发现,保守是老年人的天职,是历史车轮不可缺少的刹车装置。在当今老年人也一再追求心理年轻的时代,肯老、愿老、充老是多么难得啊。在没有人肯当保守派时,我就找到了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了。
  前些年,婆婆经常展示养老院发放的宣传单向儿女宣布:她老了上养老院,不用儿女养,养老院的生活最幸福了。说了几次后,我偷偷告诉她以后不要这样说。我说,这孝性也像党性一样得经常培养教育,你老说不用儿女养,儿女头脑中“孝”的这个弦就松下来了,到时你要是不去养老院,儿女还接受不了呢。再说,养老院真有那么好?人老了,谁没个性、特性?凑在一起,萍水相逢的,谁容忍谁啊?闹矛盾,惹气生不是?就算交几个朋友,都是老年人,今天死一个,明天死一个的,这感情受折磨不是?老年人的最好养老处所是在有老有小的家庭中,天伦之乐才是人的晚年快乐。婆婆听了,再也不说上养老院了。
  如果我办养老院,必须同时办个幼儿园。就像我的家乡办个炼钢厂的同时又办个棉纺厂一样。钢厂全是男的,棉纺厂全是女的。养老院和幼儿园办在一起,对老人和孩子都有好处。看国外的养老院,老人坐在轮椅上,一排一排,晒太阳,多是痴呆症。在家庭中的老人,在天伦之乐中的老人,在情感之中的老人,不那么容易得痴呆症。所以,最好的活法不是什么科学的、新奇的活法,而是自然的活法。
  一个当律师的朋友,是个开通、外向、爽朗的女人,谁想到了更年期却反应激烈,说哭就哭,哭个稀里哗啦。有时在庭上,审判长刚宣布开庭,她说,等一下。出门到走廊上一顿哭,然后擦干脸再进去开庭。同事的妻子,也闹更年期,大白天把窗帘挡得严严的,一天天地坐在黑暗中生闷气。为了解救这些受难的妇女,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吃药,各种各样的药;出门旅游、朋友聚会……过了一阵子我问律师朋友,还哭吗?她说,不哭了。我高兴地说,这下好了。她说,好什么好,我想跳楼。
  这两个让大家束手无策的更年期妇女的病很快就不治而愈了。她们当上了奶奶,每人抱上一个大胖孙子!乐得合不拢嘴,病症一扫而光。
  由于一再晚婚,到了50岁还见不到孙辈的妇女大有人在,由于缺乏摆正人生阶段的坐标,有些妇女以服用雌性激素类药物来保持青春延缓衰老。我身边的50岁以上的妇女,有的找小情人,有的嫁小丈夫……觉得这是自由、开放、进步,认为这会让人们得到比以往更多的幸福。事情果真如此吗?我们这一代更年期的妇女抱上孙子后能够治愈更年期,我担心我女儿这一代女子到了更年期时这办法会失效,因为她们可能从根上就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出门在外,让十几岁的女儿称自己姐姐的母亲大有人在,这样的女性如何能接受自己当奶奶或姥姥的现实呢?


即便是在B超上清楚看到肿瘤了,也先不做切割之想

  拜师,为的是学成传统中医,而女儿还在学校学习,又必须学好西医。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学好中医又要学好西医在理论上有点不可行,这的确是个实验,把中式思维与西式思维统一起来,即便是在B超上清楚看到肿瘤了,也先不做切割之想,这是很难做到的吧?我对女儿说,人类大脑的几次飞跃都是变不可能为可能。抽象是飞跃,意象也是飞跃,把这两样结合起来更是一个飞跃。我相信人的大脑确有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潜能。
  其实在西方,人们对其思维方式造成的偏颇也是有所纠正的。比如法官要德高望重的,在面对复杂案件时,人们想要凭借的不是他的知识、学历、权势,而是他历经磨砺的感觉,这是一个将知识硬件虚化的过程。人们对他的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权给予极大尊重,并不要求他给予充分解释。
  我在当中学教师时,就有一种无能为力感,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孩子们发展的多样性和可能性,然而我们的学校教育不是发展和实现多种可能而是砍伐这些可能,只允许他们共走一条道路,共同实现一种可能,还美其名曰是对小树进行修理,这在我看来无疑是凶手行为。学校教育产出的“科学”产品,合格率极低,众多的等外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没发展起来的非科学思维。学校教育不是营造原始森林,而是人工林。只要树木,不要灌木和杂草。所以,人工林不能形成自身循环的生态系统,总得依赖人工扶助。
  我曾竭尽全力培养学生的科学头脑,可是收效甚微,许多学生对科学思维就是不感冒。这样一来,与其让兔子学游泳、乌龟练赛跑,倒不如让他们各行其道来得好。东方人既然擅长意象思维,那么就让他们如日本人那样对西方文化运用模拟法学个八九成,而在擅长的领域施展才能到极致不是很好吗?
  我在家里生豆芽,把一斤豆子放到盆里,浇上水,放到温暖的地方,不出两天,齐刷刷的豆芽就生出来了。我把豆芽取出做菜,盆底总要剩几粒豆子纹丝不动。我称它们为钢豆子,放在手里,看着它们。如果你认为它们是死的就错了,它们是对水、温度、规律……对生豆芽的反动。我当老师时,班上总有几个学生是不进盐酱的,既不是科学头脑,也不是意象思维,被别的老师称作是花岗岩脑袋。我有时轻拍他们的脑袋,感慨他们是人类的钢豆子,他们受比生豆芽更大的规律支配。他们更是种子。母亲当年纹丝不为大医院所动就被父亲称作是顽固不化。
  当前,对中医讨论得最热烈的是说它究竟是不是科学。我觉得这不是个问题,中医不是科学没什么不好。20年来,科学发展飞快,二十多年前的那本西方《育儿百科》如今看来,已经相当不科学了,可一个瘦弱、有病的孩子已按当年的科学方法养育到了二十多岁,科学对此负得了责吗?三十多年前我学习的关于生命、宇宙、物质、粒子的许多定论,如今已改得面目全非,有些与从前正好相反了。谁知30年后,科学又将改变多少?科学的最终发展将会证实中医的真理性。相比之下,中医的落后如果是指它两千多年来没有多大变化,我倒希望它能继续两千年没有大变化,方显其天地自然本性。我们希望地球的变化很大吗?正如育儿,越是“先进”的、“新”的、“科学”的东西,反倒是最危险、有害的,不如传统、自然的方法来得稳妥。
  生命进化的历史是亿万年,科学与之相比像小学二年级课程。小学二年级的孩子考试不得一百分会号啕大哭,他们拿学习太当回事了。我们现在对科学就有点像小学二年级的孩子,以为这是学习的全部。殊不知真正的学习是不断获得感觉器官,比如像中医这样对世界的感觉。
  好在理论的批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西医的飞速发展恰恰给中医留下了足够的发展空间。西医的治疗成本高,使最发达的国家也难以支撑其医疗体系,我国目前的医疗体制更是提出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这就给中医以喘息和崛起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历史总是这样公平,虽然中医百年来被摧残的七零八落,但毕竟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空档。
  我与女儿出门旅行,她认为只要带足钱就可以了,而我除了带足银两还要揣一个大饼。我揣大饼的行为会遭到年轻人耻笑,虽然他们开车也有备胎。但只要人类还在路上,我的任务就是要揣个大饼。
  我对女儿说,中国人多灾多难,谁敢保证你们这代不会遇上战争和灾荒?偌大个医院只要没电就是废墟。我从没有说不发展大医院,没说上路不带足银两,我只要求自己是个拾遗补缺的人,不为人类留下我女儿这个大饼我不放心。
  当前振兴中医要走毛主席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中医理论与中国医疗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将中医的治疗观、养生观、世界观、人生观合为一体,以传统文化推进中医的发展,以中医为依托促进传统文化的复兴。我之希望中医生存和发展,正像希望它的哲学内涵能充实女儿的灵魂,使她沉稳、安详、温润、自然一样,也能给我们民族留一条在危机重重的世界中用来自救的生路。
  一根细细的纱线,从母亲到我再到女儿再往下延续,延续的是血脉,是中医,是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情感,这条细细的线波动着,向周边颤发着东方人特有的对他人的关爱和温情。愿我们相互呼应着走下去,走向明天。


师傅说女儿入门快是源于女儿心灵的纯净,没有受到现代科学的污染

  学中医可以实现女儿做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愿望,让她能济世救人、终身有靠、独立自主、事业有成、活到老学到老,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有人的尊严,有自己的人生信念和事业追求。
  人能否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有时还要由他所依托的职业来决定。毛泽东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而白求恩如果不是一个医生,想要争得这一评价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家里的电话现在经常是病人打来找女儿的,女儿统统建议他们去找她的师傅诊治。女儿说:“我是学生,在取得医师资格证前不能行医。”女儿不看有关中医的讨论,对我参与这种讨论报以宽容的一笑,她说:“没必要去和人争论,中医能否存在,是否科学不是争论来的,是靠实践。只要中国还有这么多人,还有这么多农民,中医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我将来的工作岗位要定在农村,城里的老爷们要找我看病得到山村去访我。村童会‘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女儿描绘的这个景象让我这个当一辈子公务员的人羡慕不已。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对我和对许多人来说都是困难的。
  有人参生长的地方是最自然的环境,中医的智慧也是生在民间。在西医模式的医院中嫁接中医生出来的不是智慧之果。
  人们找女儿看病,确切地说是找她诊脉。每天,一个上午就要跟着师傅摸五十多个病人的脉。给一个病人摸脉,其他人全瞧着。中医看病到如今还是现场考试,要想取得病人的配合,医生先得看准脉。中医的老祖宗可能早就料到中医的生存之路是坎坷的,所以把中医的技能建立在人类认识的基础层面。
  女儿诊脉如今已让好多人称奇了。她摸着脉,对病人说:“你血压太低了,头晕。”病人叫起来:“这你可错了,我是高血压病,西医一直治不好,我才来看中医的……”女儿叫护士给病人量血压,量了两遍,全是血压低。女儿说:“你把高血压都治成低血压了。”另一个病人,女儿说她:“肾结石,子宫肌瘤,小叶增生……”病人不信,说她没有感觉,女儿开了B超单让她去检查。她回来时晃着单子喊:“真是的呀,全有,一样不少啊……”。
  女儿的师傅对她的进步也感到惊奇,说他没少带学生,带了几年不会摸脉的人也大有人在,便是能摸脉的,也没有能达到女儿这程度的。
  女儿说,李时珍的 “窥天地之奥,达造化之极”,就是中医人的科学追求。
  女儿总是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和盘端出与同行交流。她说,中医事业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我要把我学到的东西与大家分享,可同行们往往无从感受。女儿说,其实中医本身并不难学,难的是人的头脑被现代思维屏蔽住了,造成理解困难。一个脉,把什么情况都告诉人了,可摸脉的人却感受不到,当感觉被穿上了铁盔甲,还怎么能知道脉象告诉我们什么了呢?
  师傅说女儿入门快是源于女儿心灵的纯净,没有受到现代科学的污染。
  女儿变得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谦虚。摸到一个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脉,她就琢磨着摸来摸去不罢手。师傅见了,就接过手来诊脉,对病人说:“你做过气功,你的病就是从做气功上来的,而且你的病在腠理之间,非药力能及,不好治。”病人说他做的是瑜伽功,应该是没有害处的,可却吃不下饭,遗精频繁……师傅微微一笑说,慢慢服药调理吧。
  中午,女儿请师傅吃饭,追问师傅是怎么看出来的,师傅从经络角度给她一点拨,她豁然开朗,点头称是。女儿回来对我说,如果不从经络角度去认识,这个病既看不出,又无法解释,可是在脉象上这个病又有,又与其他病有区别……女儿说,看来经络学说就是应有一个合理解释这样的要求而产生的。
  女儿上午在中医院跟师傅给人看病,下午到西医院跟外科医生上台做手术。我家的椅子扶手上都拴着她练习打结的线。我买回来的肉,也先被她剖开,又被缝上。
  女儿知道推动科学发展的不一定得是大专家,而多是有一技之长、动手能力强、侧重感性认识、注重实效、不太受科学理论束缚的人。因此,女儿在实习期间不仅向医生学习如何看病,也向护士学习注射、插管……她说,只要你想学习,到处都有可学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都是有用的。
  女儿告诉我,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到了一定境界时,就相通了。高超的西医在做手术时,也可以不用刀做剥离,而是用手,凭感觉将肿瘤、病块摘除,不伤及其他组织。能达到妙手回春境地的中医就是大医,大医给人治病就是展现艺术才能了。所以,华佗做手术,没有现代的手术器械也能做。中医的手术没有发展起来,不是因为中医排斥手术,而是被人为地阻断了。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书中就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如果按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医也可能发展出很高超的外科学。但古人肯定是难以接受手术的,曹操就是一个例子,居然把提议做手术的医生给杀了。看来,中医的发展便是在中国也是受阻的,中医如何发展也不能全由中医人来决定。从这点上来说,西医的东进对中医是冲击,也是激发其崛起的挑战。


我认为古人创造中医理论不是什么神奇的事而是生活自然

  提到中医,总有人说它博大精深,还有人说它奥妙无穷,我不怎么同意这样的话。世上有什么事是没法理解的?为什么要把中医说得神乎其神?平心而论,我从未认为母亲是个聪明人,女儿的智力也就是中人。用我父亲嘲笑母亲的话说,古时尽是考不上举人的秀才因做官不成、做工不能才去学医的。所以,郎中的地位在古时一直是低于读书人的。书读得好的人早就考状元、走仕途了,谁会去做郎中?这说明中医并不是靠最聪明的人来传承的,其学问也不是非得最聪明的人才能理解。中医理论放在它所产生的环境中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会出现当今世人觉得中医不可理解从而要否定它的现象呢?我想,这是环境使然,是时代的屏蔽作用造成的。这就像让当今城里的孩子学种地一样,不在农村这个环境中,便是把农业大学读到博士,终不是农民,与种地隔着一层。农村的孩子跟随着父母,没有特意学就会种地,关键是有那个能生长庄稼的土壤。
  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我认为古人创造中医理论不是什么神奇的事而是生活自然。让一个现代人手执长矛到森林中去打猎,十有八九得让狼吃了。所以手执长矛打猎在现代人就是不可想象的。
  中医的现代化,在我看来,就像种田现代化一样。如今,农民种袁隆平培育出的种子,在田间管理上,把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结合得浑然一体。看到一个老中医告诉他的弟子,学中医是“方外有法,法外有方”。我想这就和农民种田一样。具体种什么,怎么种是方,但不能不考虑气候、旱涝这个四季之法,任谁也干不出秋天种玉米的事。但是,一切都按法来吗?如果有温室大棚,冬天也是可以种菜的,这不就是法外有方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肯定中医,肯定中医理论,也肯定西医。母亲对西医西药,能用中医理论去涵盖的就用中医理论去理解,一时理解不了的,就把它当作法外之方。
  中医产生的土壤因其历史遥远,总让人觉得不真实。其实,这块土壤不仅是我们脚下的,还是现实的,便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西医,也南橘北枳,与外国的医生“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不管西医是否承认,在我看来他们也还是有本土特点。
  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位朋友,她告诉我刚从北京回来。她在日本留学的儿子病了,在日的亲属打来电话,泣不成声,说是病得很重,全身红肿,医生说病人最终得溃烂而死,让马上拿15万人民币住院。我朋友两口子一听,心急如焚,一时去不了日本,便让儿子马上到北京,这边老两口也星火赶去。我说,在日本是不是看的小医院啊,上大医院看啊。朋友说是在大医院看的,是个有400多位医护人员的医院,全面做的检查,拿回来一大沓查验单,院长亲自出诊给看了,溃烂致死就是院长说的。
  父母在北京接到儿子,马上到北京医院看病。医生看了一眼,把挂号本朝他们一丢说:“过敏,停所有药,养两天就好了。”然后就喊“下一个!”这态度顿时把朋友的儿子气坏了,“这还讲不讲点人权啦?我在国外,人家对我的病极为重视,院长亲自出诊,怎么到了咱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医生奇怪道:“小伙子,怎么了?你还想吃点药咋的?你这病就是吃药吃的,不停药不能好!”父母把儿子拉出去,不让他跟医生吵,托朋友上另一家医院再找专家看。这专家也不重视他的病,只是和同事们笑嘻嘻地传看他从国外拿回来的这些检验单。朋友一家哭笑不得,只好领儿子到大连玩两天,结果这病真就好了,儿子又返回日本。
  我听了觉得挺逗乐的,又详细问了问。要说这条件、设备和培养医生的方式,人家日本那是比中国强多了,可一到实际运用上,怎么这外国医生有时就显得有点幼稚呢?我问朋友是否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北京的医生。朋友说问了,北京的医生说,国外医疗条件虽好,医生也多,但他们国家人口没我们多,轮到每个医生看的病人数就比较少,这医生书本知识多,临床经验少,哪像中国医生整个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多识广呢?听了朋友这番介绍,我想,相对日本医生按着书本给人看病,中国西医更侧重个体实际,这就使中国的西医无形中有了中医式的出发点,显得像中医一样重经验。由此可见,我们这块土地适于生长经验性的医学。
  一位网友说她的一位眼科医生朋友世界著名,许多国家请他去,他都不肯离开中国。因为他之所以世界著名,是因为他是世界上做眼科手术最多的医生。丰富的临床经验令国外同行羡慕不已。如果离开了中国,他就会像外国同行一样,一年也做不了几个手术,只能研究书本,他的业务水平不仅不会长进,还会停滞或倒退,所以他清醒地认识到他不能离开中国这片土地。
  有一天,我和朋友走在街上,遇到一位从北京回来探亲的医生。朋友就向他咨询自己的肾病。他是西医,常做手术,问到一系列的检验指标,告诉朋友要注意肝胆,并讲到肾与肝胆的关系。朋友说她的胆被摘除了,没有注意的问题了。医生顿时拉下脸来说:“我说的脏腑关系不是西医的。”我在一旁笑了,心想,如果外国医生到中国来行医,一准糊涂,因为在中国中西医界线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中国人治病的方式和治病结果也会把外国医生搞糊涂。


他掌握的样本越多,就越能把握住物候,越能知道这一时的“病”
  人们之所以觉得中医玄而又玄,是因为中医理论,什么阴阳五行了,五运六气了。如今的人住在城里,一整天也不会抬头看一眼太阳,一年到头也看不到几次月亮,怎么会认为自己的生存与日月有什么关系呢?恐怕城里人连二十四节气也不是太清楚了吧?
  我也和女儿探讨过,把这些丢弃一些行不行?比如五运六气是不是可以不用?女儿说,这五运六气绝对不能丢,会摸脉的人都知道,人的身体与气候的相关性相当密切,这四季脉是不一样的,春弦、夏洪、秋毛、冬实。这早晨和晚上还不一样,今春的脉和去年春季的又不一样。而每一脏器在不同季节、不同地点的表现和功能也不同。不用五运六气学说还真没法统领和推演这些现象。女儿问,如果我姥姥抛弃这个学说,她怎么可能预知这一年将会流行什么疾病呢?
  为什么中医现在看病的效果不够好?看看还有几个人运用五运六气学说?有人提出,中医摸脉为什么不能用仪器替代使之更准确?这么问的人是先把人的脉象都设想成可以是一样的并假定了一个健康样本。殊不知,人的脉象不是脉搏,不仅有四季的不同,而且老人与孩子不同、男人与女人不同,即使同一个人的脉在不同情况下也还有不同,可能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吧?因为我们感觉不到这种不同,但这是客观事实。既然每一个人的脉象与他人都有细微的差别,那么我们用谁来作健康的标准呢?又怎么用仪器替代?
  试想,如果没有五运六气的学说做纲领,你摸了一百个人的脉,要是你感觉迟钝的话,你会觉得这些人的脉全一样,因为你摸的是脉搏;要是感觉灵敏点的话,你又会觉得一人一样,无从分类,难以把握。这就造成有的人觉得学脉难,从而否定脉象的现象,这也是当今好多中医学不会诊脉的原因。抛开五运六气学说,脉学就是一团乱麻。
  我小时候也因中医的不确定性而对中医颇有微词。一些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地域越远,母亲摸脉的时间就越长,问的越多,全身看得更仔细,开药时,往往是投石问路,观察药物反应,观察几天后才真正下猛药。我当时也奇怪,母亲为什么看不准呢?
  了解了五运六气后我才恍然大悟:一个中医就像一个农民,中国农民种地是紧扣节气的。一年四季寒暑的变换被分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播种、插秧、收割,每个步骤都要求天时地利,一旦错过最佳时机,即使只是几天之差,产量也会截然不同。农谚作为“耕作宝典”为农民所用。像“羊马年,好种田”这样的谚语为农民深信不疑。小时候听奶奶说:“春分有雨病人稀。”“大寒不寒,人马不安。”也往往言中。这,被称之为物候,物候学现在是门科学。
  五运六气是中医看病的物候学,正如农民一看季节就知道怎么处理手中的种子,一看庄稼的长势就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一样,中医有地域性,有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决病法。可如果突然把北方的一个庄稼汉送到海南去种地,或给他一把南方的种子,他就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就会观察、了解、思索并且适应。中医也是一样。母亲每天诊几十个当地人的脉,正像农民日日观察他的庄稼,紧紧把握着当地脉候,所以,整体脉象上的风吹草动她都能最快感知。而对外地人她就需要调用更多的信息进行思考了。
  中医把握人的生长节律与日月的关系,这关系不是中医主观臆断的,而是客观存在。春季应是弦脉,出现洪脉就是病了,把脉调得与季节相应就是治病,中医就这么简单。女儿的师傅在治妇女不孕症时,就致力于将妇女的月经调得与月律相应。他说,少有妇女月经与月律一致特别是在望月来月经而患不孕症的。一位48岁不孕症妇女来治月经不调,女儿的师傅给她开方并告诉她,月经不调治好了,就没什么理由不怀孕了。一年后,这位妇女来给女儿的师傅送糖,告诉他自己生了个女儿。
  女儿的师傅每天一上午要看五六十个病号。女儿给每一个人摸脉,她师傅对好多人竟不再摸脉,直接开方。因为他不用摸脉也能判断出这人是什么脉。来看病的人越多,他掌握的样本越多,他就越能把握住物候,越能知道这一时的“病”,越能知道人们整体的“病”。这就是中医的预测性所在,这就是中医治病的体系性和可重复性,这使他看上去很“神”。
  置身于实践中的母亲也正因如此才能准确把握疾病的整体走势。
  也有年龄很大的中医,诊室的门大开着,却少有人登门求医。女儿和他们聊天,回来对我说,这些医生并不是学识不够而是他们无从把握物候,因此无法看病。因为脉象是不确定的,整体的脉象也是处于动态中,如果中医不一直身处这一动态之中就无从把握脉象。所以,一个中医博士不会看病不是他读的书少,不是他水平不高,而是中医这东西根本就不能脱离实际,必须要在动态中把握的东西又怎么是死学硬记能到手的呢?没听说有谁仅靠书本能学会游泳。如果学习诊脉的过程是用书本方法,是在课堂上学,不但什么也学不会,还得走向自我怀疑,所谓的中医不好学,是因为脱离了实践就无法学。这如同在课堂上学打猎、学种田一样。
  女儿走到哪都给人摸脉。她说,我不能停下来,不能间断,我必须通过这种方式一直掌握脉候。如果我很长时间不摸脉了,那么这一地区、这一时期人们的基本脉象是什么样我就不能掌握了,诊脉的准确性就要大打折扣。
  由此可知,中医怎么可能生长在历史上人烟稀少的西方呢?怎么可以脱离众多的病人而在象牙塔中存在呢?
 

保护我们的外在身体并使我们的身体与之节律一致才是人类的明智做法

  女儿问我,我姥姥最早开始行医时是怎么掌握物候的?我告诉女儿,我母亲骑个毛驴,早出晚归,走乡串户,主动上门给人看病。女儿对我说,给我买个吉普车,我毕业后开车下乡,要是坐在城里等,就是等白了头也不会看病。
  正因如此,对一个中医来说,他的病人越多,他看病的准确程度也越高,效率也越高,如同女儿的师傅。因为在他这个当医生的眼里个体是整体物候的一部分,一个个病人相互间都是紧密相连,可以互相参照、校对的。他给一个人看病,也是在给一群人看病;给一群人看病也是给一个人看病。病人越多,他对物候的判断越精确,越能把握一群人、一个人、一类疾病在物候中所处位置,治病效果当然也越好。所以,病人少的医生,他用来把握和判断物候的基数太小,又缺乏连续性,影响其判断的准确性,就会出现病人少的中医会试探着给人治,先后用好几种方法的情况。因此,我让中医看病不轻易换医生,就是给医生充分了解病体的机会。西医是生在地广人稀之地,在缺少大基数病例比照的情况下不得不致力于深入研究个体、具体。所以,精细的解剖就产生了,可以说,是西方的存在决定了西方的医学,至于科学,那是西方的意外之得。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占世界人口的1/4,并以密集的方式群居,在气候与疾病的相关性分析上,中医掌握着特大的临床样本。持续几千年的观察、积累和不断地校验,中医掌握了气候与疾病的关系规律。别说中医,就是西医在治疗流感等病上也有“时令”特点。有时朋友感冒了,我会建议去问西医,这批感冒用什么药比较好?因为先患病的人作为试验品,已让医生得出用什么药效果好的试验结果了。所以,病人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这点西医也不得不接受。把中医放到历史中去看并不深奥,亦无所谓古今,只要我们置身于实践中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农民为什么容易接受中医?因为与种地之理相通。农业能现代化,中医也能现代化。基因工程要是能改变人类种子,中医也能用新方法耕种。
  在汉语中,我们把每一天叫“日”,一天的时间是以日的运行来记的。而每个月,在古代我国是以月的运行来记的,于是,年也是以月来记了。可是我们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实际上是属于阳历范畴,是以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规律来确定的,它的测定又是以浑天说,也就是地球是圆的为基础。这说明,我们古人想尽一切办法,使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一致,古人的经验总是在把我们引向客观、正确和接近真理。
  古人把人所受到的来自日月的双重影响,用阴阳来表示、解释、对应………时时用实践来校正和充实使之符合客观。经过历史的淘来荡去,留下一条清晰的河床,这就是中医理论。如果把中医理论像摊煎饼一样摊进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它其实很简单、很自然、很真实、也很科学。
  既然地球上的生物是受日月的双重影响,那么,在制定历法上,中国古代使用阴阳合历就成必然。干支60年是以冬至为参考系的地、月、日三体最小相似周期,这与自然规律的一致使我想到,要么是古人的寿命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短,要么就是代代相传的记录和观察严密得如同一个人的永生才能观察得如此贴近自然。光说我们中国人重视传统,讲子承父业,讲师传,因为没有这样的传统,很多超越个体的观察、思考任务是无法完成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医是不同时代人的集体智慧。
  在60年这样一个循环中,月日对地的交互作用,形成了细微差别的地球物候,在中医上用五运六气来表示。一提阴阳五行,现代人就头大,搞不清它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东西没那么复杂,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理解,比如,当我们认识温度这个概念时,我们用冷和热这两个概念去把握它。而冷和热这两个概念却是相对的,互含的,这正如我们用阴阳去把握身体的健康。我们就用五行来代表阴阳所体现的不同的度,比如阳盛为火、阴盛为水等。所以,五行是阴阳的不同状态。我觉得阴阳五行是很实用的模糊数学,从这一点上说它是先进的并不为过。
  当阴阳五行这样一个模拟系统建立起来时,它就成为医家的“法”。
  如今在中西医之争中有一个中间派,提出只要中医的药方,不要中医的理论。这种只要方不要法的做法正是我当年想学中医时对母亲提出来而遭到她断然拒绝的。我当时想,母亲治再生障碍性贫血、治银屑病、治不孕症等绝招教我几个,我此生就不会遇绝境而不能逢生了。我很长时间不理解母亲怎么会这么迂腐。现在想来,只有方没有法,中医就没有再生能力,就不能自我校验,就不能调整与时与地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与时俱进。法,是中医的生命之根。
  如果没有人体的随季节而产生的生理变化,阴阳五行对中医就毫无意义。女儿说,每当季节交替之时,第一批上来的病人几乎都是“时令病”,就是身体节律与季节没有同步而出现不适的人。而这批病人,往往又可以作为把握其他病人的标尺。因为医生对时运的把握是要通过他所面对的病人才能具体。他要在病人中树一类典型,当作标尺,作为当下时运的具体体现。
  自然是人的外在身体,外在、内在息息相关,遥相呼应。如今人的外在身体节律也有病了,比如变暖,这是发烧。人的内在身体受西医保护与外在身体有着诸多隔离,这是一件人的内在与外在身体各走一边、越离越远的危险事。中医因此而衰落,如果把中医的衰落归为中医的过错并幸灾乐祸的话,那人类可就太糊涂了。保护我们的外在身体并使我们的内在身体与之节律一致才是人类的明智做法。
 
不能因为西方科学文明开创了现代文明就砍断中国文化这个 “不周山”

  人生像植物一样是随季节展开生长阶段的。人生阶段不可以用思想去走,而是要置身其中。身在其中,可以自明,这就是生命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想不明白问题时,人要行动。做,可以带动思想。
  我小时候对缺少照料,以比较原始方式生存的人不理解时,奶奶就告诉我说,这样的人是天养活。早先听我奶奶这话感到挺迷信的,我们总是称大自然环境是恶劣的,人要是完全暴露于自然无疑是摧残生命,可被我奶奶称作是天养活的人,恰恰过的是原始而又自在悠游的生活。现在想来,这天养活本没有什么神秘色彩,难道我们的生命真是用现代生活方式滋养的吗?我们是不是把次要因素本末倒置地当成主要因素了?真正滋养人的还是天地自然,用回归的方式多亲近自然不失为寻找健康的最佳途径。从这个角度说,遵天时地利的中医也是在寻找回归自然的途径。
  母亲说,她师兄早年得了肺结核。在六十多年前得了结核就意味着死亡。他在山脚下搭了一个棚子说给他母亲守孝,过起了原始生活。三年之后,他的结核病就自愈了。我觉得母亲的师兄比我母亲更了解自然的含义。
  如今的更年期妇女普遍接受吃药治疗,因为医生告诉她们这是病。可无论是我奶奶还是我母亲都告诉我这是人生错位造成的。所以,人类的精神疾病也常常是出于心理与生理阶段的不协调。为此,我总是劝人结婚、生育、做饭、带孩子……这些活动可以带动人的心理展开生长过程。
  我知道阴阳五行的模式不太衬有些人的心,可它却也在支撑着一角天空。社会是以单科突进的方式推进的,却是以多种文化支撑的,不能因为西方科学文明开创了现代文明就砍断中国文化这个 “不周山”。如果出现天塌西北的情况,那么,这个天补还是不补呢?
  我总把中医视为潜伏于中国地下的根,是无法斩尽杀绝的,说不定从哪就冒出来。同事问我她10岁的儿子总后背疼是怎么回事?我想不出10岁的孩子后背疼是怎么回事。可孩子的老师知道是怎么回事,老师告诉家长们:“都领孩子到医院照个B超,现在的孩子都得胆囊炎!”我听了奇怪,这么点孩子得胆囊炎?同事说:“老师还告诉看一下肾,还普遍有肾结石哪。”我一听,这老师岂不是也“神”了?同事孩子检查的结果是:胆囊炎、肾结石。医生们还在寻找这么小孩子得这些病的原因,老师说,啥原因?就是吃小食品和喝桶装水造成的!医生最后也认可老师的判断。瞧,只要样本够,小学老师也有成医的可能!这就是土壤。
  中医给人看病颇有点像老农卖瓜,捧起一个瓜用手一掂:“6斤!”又一拍:“保熟!”这时你非让他拿出证据来,他真拿不出。不过你可以找称去称,找刀去切开看。农民对中医的理解要比有的科学家到位,这并不是中医不科学的证明,也不是农民愚蠢的证明。其实毛主席比较明白这个道理。
  现代生活日益脱离自然,使我们越来越以为我们与自然没有多大关系。然而西方科学家开始陆续发现了“生物钟”,发现了“生理节奏”,又发现夜里不适合搞体育锻炼,发现用日光可以治疗失眠症……说实话,因为我一直密切关注和追随着科学发展,正是这样一些所谓的科学新发现把我一步步地推回到母亲那里,因为这些都是母亲早年告诉我而我不以为然的自然疗法。相比母亲当年说的,这些新发现只是方,不是法。这些方可以不用科学去发现而用中医的法就能推演出来。与其坐等这些科学新发现,不如到中医中去寻找,像我母亲一点点发现中医的糟粕原来不一定是糟粕一样,我发现中医中确实有我所需要的精华。
  女儿就总是告诫我不要熬夜,因为按中医的理论,人的脏腑活动规律在夜里应处于休息阶段,到了子时还不休息,人体尤其是肾精不仅得不到养还要动用储备,这就是透支。中医理论是反对夜生活的。我一个朋友突发心脏病死亡,女儿说,什么心脏病?就是他常年熬夜耗尽肾精,造成阴阳暴脱,猝然死亡。我问女儿:这是一对矛盾,好像没有比子时更适合思想的了。从时辰上讲,午夜也是文思泉涌之时,对我来说也难以放弃这一时间的思想诱惑。女儿笑说,所以你患“脊髓空洞症”啊。在人家养精髓之时,你却耗精费神,所以要思想就得付出健康代价,上帝很公平。
  我对看上去似乎荒唐的事也不敢轻易否定,荒唐的事物如洪水,中医的道路如洪水退后留下的河流。医学也好,科学也好,走的很少是直路,纵观科学史,不也是洪水过后留下的河道吗?如今科学被封为皇后了,人们总想给她洗白,给她重修一个好出身,想把她弄得不是邻居二丫,这有必要么?我给中学生上课时就讲科学的本来历史,不让孩子们对科学形成迷信,不压制他们自身的创造性。
  单说科学发展,难道一直是靠科学自身获取动力和成果的吗?翻开科学史一看,其中充满了旁门左道、触类旁通、无心插柳、歪打正着的意外之得。科学史告诉我们,科学从来就没有走过一条康庄大道,科学真正讲逻辑、概念、标准、规律才几天?袁隆平如果走一条中规中矩的科学道路能有今天的杂交水稻吗?多少大科学家当初不是被“科学”否定?我不知道把科学打扮得过于圣洁的用意何在?我相信,科学现在也还是在用试错法前进。
  奶奶经历过鼠疫。她说往往一家家、一村村的人都死光。她们村挖了一条护村深沟,里面注入水,从外来的人与鼠都进不了村。邻近一个村的人几乎都死了,一个孩子跑到这村的沟边哭喊着找姥姥。孩子的姥姥实在不忍心,就带了一些食物出村,在村外搭了一个小棚子和外孙子住,很快两个人发病都死了。于是我慨叹,想不到中国古人筑城墙、挖护城河御敌的意外之得是防鼠疫啊,有些专家还研究鼠疫在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肆虐是中国人体质特殊哪!
  科学在一些被称作是科学家的捍卫下变得纯洁了,可是不是也失去了一些活力?凡是不符合所谓科学标准的就被打成“伪科学”,这使中医的色彩一直是灰色的。可是科学高高在上,与其他人类思维产物不可通约,失去了强大的生存基础和营养来源,是不是也令科学患上了气血两虚之证?


我到医生办公室说:“你们怎么让病人看门,还让他穿白大褂?”

  每当帮高考生报考时,常遇到一些孩子不知学什么专业好。一时决断不下来,我就扔给他们一套表格————心理测试,看看适合从事什么行业。
  女儿学心理学时,给我拿回来的测试表厚厚的一沓,让我不由得感慨,如今心理学发展的真是很像样了。
  不过,我给孩子们选专业时,常常遭到拒绝:“不学心理学,我不想和疯子打交道。”“不学法律,不想和坏人打交道。”“不学医学,不想和病人打交道。”“不学师范,不想当孩子王”……我不明白,哪儿来的这么多禁忌?把有“问题”的人全排除掉了,还有人了吗?我们不想和人打交道?但孩子们都不拒绝当科学家,和物打交道。物是客观的,服从理性。
  理性真的是正路么?
  一般说来,精神病人和正常人的最大区别恐怕就是他们失去理性吧?理性的可贵,正是与精神病人对比时得出的。
  可是,人真的可以很“理性”?“理性”可以让人逃离精神病吗?
  由于母亲有许多精神病患者,我接触的精神病人比较多,后来又认识和交往了一些精神病医生朋友,其中有一位还是专家。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同这位专家接触时我就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恕我冒昧,我怎么看你和你的病人一样呢?”他很坦率地告诉我,他本人就患有精神病。我从他这里知道,精神病医生的职业病就是精神病。他从书架上捧下一本本厚厚的专著,指给我看一个个作者的名字,名字上是黑框。他说这些作者都是他已故的老师。“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吗?”他问我。我当然不知。他告诉我:“全死于自杀。”这让我不解,精神病专家死于自杀?他们那套学问解决不了他们自己的问题?他告诉我,这些人非常理性,身上带着遗书、工作证等,尽最大可能把后事料理好,他们不是疯狂地去死,而是“理性”地选择死。
  这个专家也是很“理性”的,知识渊博,思维缜密,逻辑性强。我和他谈话时发现,他几乎容忍不了人的语言。下判断?错误;描述?不准确,怎么说也不能达到他的逻辑要求,弄得我不敢开口说话。没办法,有一次我对他说:“我不叙述,我给你表演吧。”他竟然非常高兴,认为是找到了最好的交流方式,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通过观察、发现,自己去下判断。
  当时,他身边跟着一位年轻人,是一位在部队上当卫生员的转业兵,分配到精神病院工作。他想要学专家的真本事,宁可伺候专家,为的是看他怎么治病。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勤奋刻苦的转业兵也白了头,成了专家。
  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有好多瓶抗精神病类药物,如果吃上几粒就可以见上帝了,这都是 “转业兵”给我几个朋友开的。药不能放在病人处,只能放我这。如果你看见我一早一晚急匆匆地走路,那不是在锻炼身体,而是去给朋友服药。
  许多病人是不肯去精神病院的。所以,我有时要把“转业兵”请到我的办公室来做客。别人看我是在和两个朋友闲谈,其实我是在掩护医生诊病。
  看着“转业兵”,让我想起当年的那个专家。“转业兵”和那个专家一样的理性。我承认他现在的水平的确达到了专家的高度。我的病人朋友一个个都是刁钻古怪的,对“转业兵”的态度好像不是我请来给他们看病的医生而是为他们找到的敌人,千方百计地刁难他,可都难不倒他。记得我一个朋友在“话疗”时问:“你猜我的病因是什么?你猜得到就猜得到,猜不到我绝不告诉你。”“转业兵”说:“我不管你的病因是什么,我不想猜。”我的朋友撇嘴道:“常言道,心病还得心药医,你都不知道我的病因是什么,怎么给我治病?”“转业兵”说:“我给你治完病后你就会发现,你那个病因根本就算不得病因。”
  当“转业兵”的治疗使我的朋友病情稳定时,我的朋友往往要请他吃饭。
  在酒桌上,他一口饭不吃,一口酒不喝,甚至不喝一口水,自始至终,筷子不曾拿起过。而我要做的是,让这一切显得正常、自然。他只做一件事——说,不停地说。这张说话的嘴绝不能为吃而停顿。朋友看我那么“自然”,都分外懂事,绝不劝他停下来吃一口菜。过后会奇怪地问我:“我看医生怎么比我病的还重啊?”“转业兵”和他的专家老师一样患上了他们的职业病。
  如果说疯狂的人是感性的,那么精神病医生的极为理性怎么也使他们精神出偏呢?看来理性并不能保证人不疯狂,感性也不等于丧失理性,既然天才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隔,我们大可不必对疯子过于排斥。有的人之所以疯,恰恰是身体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逃避社会现实。这说明人本身并不是理性动物。或者说,并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理性存在。
  有时,路过精神病院我会进去和医生们聊会天。有一次,我拍门,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瞪着一双典型的神经质的眼睛看着我。他在审视我的神经正常度,我快乐地与他打招呼,微笑……可他无动于衷,不开门。我断定他是病人,拿出医生对病人的架势,一瞪眼,一声吼,他就给我开了。进去后,我到医生办公室说:“你们怎么让病人看门,还让他穿白大褂?”大家笑说,那是新分来的医学院本科大学生。我听了感到不可思议,怎么刚来就得职业病了?
  我的精神病医生朋友们聊天时喜欢为人做精神分析。有时也给我做,结论是我也有精神病,我并不生气,因为在他们眼里无人不是精神病。我听他们分析希特勒是轻躁狂,我点头。接下来他们分析列宁也是轻躁狂,再接下来……我想,耶稣、释迦牟尼,谁也跑不了精神病的命运。既然无人不“精神”,我又能逃到哪里?
  母亲不大惊小怪地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影响到我
  当年我之所以认为母亲糊涂,不仅仅是因她的道德感不如一般人强烈,便是对精神病人,她也并不如一般人那样将他们当疯子对待。母亲与精神病人处之坦然,从不大惊小怪。母亲给他们针灸、吃药,和他们聊天,也多治好了。这使我小时也不觉得精神病是什么特殊病。母亲有时忙不过来,就让我陪精神病人聊天,这使我很会和他们聊天,到现在也是。我在负责信访工作时,能和一屋子的精神病人很好地聊天,各信访部门都把闹访的精神病人打发到我这来。如果以为我是在哄着他们,是使用技巧和他们谈话就错了,我和他们聊天与正常人聊天是一样的,你不用正常人的方式说话,他们能听出来,一点也不傻。


母亲不大惊小怪地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影响到我。

  在人群中,精神绝对错乱的人很少,绝对理顺的人也很少,大多数的人是局部紊乱。了解了这一点,就知道怎么与人说话,和人相处了。有一个精神病人上访盯住了我,我走一步她跟一步。我笑着对她说,其实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是愿意和你在一起,不然我想甩掉你很容易,因为我比你跑得快,不信咱俩比试比试?我的话让她笑了,她笑我精神不正常,两个女人在闹市区比赛跑不是疯了?她才不干这样丢人的事呢。结果我跑掉了。
  当你了解精神病是怎么回事,同时也知道他们与正常人并不存在质的差异时,你不过是根据他们的特点和他们交流,就不会与他们发生冲突,激发他们的病态。历史上有多少智者被认为是疯子而遭到迫害,那些被绑到火柱上烧死的哪个不是被称为狂人和女巫呢?这种历史真的过去了吗?
  有一次出差到天津,见到街上一个年轻妇女发病,脱光了衣服在奔跑,好多人跟在她后面起哄。我迎上去,当她跑过我身边时,我伸出手臂温柔但有力地搂住她,脚下也是轻柔而坚定地使绊子,缓慢地将她压倒,同时在她耳边梦幻般地耳语:“你累了,你太累了……”她伏在我怀里流下了眼泪,哭诉有人抢去了她的衣服……我把她手里拎着的两件衣服给她穿上。周围的人议论纷纷:“肯定是她家人,别人谁敢靠近疯子?”
  一个孩子看他母亲有疯病,精神压力很大,担心自己也有病,别人的关注更给他造成很强的心理暗示,于是他的行为就怪异起来,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我和他透彻地谈了一次什么叫精神病。我说,人的大脑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才有发展的空间和余地,人的大脑之所以大于一般动物,人之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就是得益于人的头脑的这一变异性。就是说,人的大脑正是由其特异性而发展的,说白了就是精神病推动了人脑的进化。便是那些疯大劲,失去自控和自理能力的人,也是在为人类的进化替整个人类付出个体代价。
  不能否认,我们现在的思想是七零八落的,精神是一团混乱的,由于我们丢弃了传统观念,仅接受了西方的科学而没有接受他们的人文信仰,使我们的生活和情感产生诸多分裂,出现好多问题。而一旦有人出现精神偏差,我们又将其划为另类,以科学的名义从社会意义上抛弃他们。正因为如此,我痛惜大学生跳楼,反对以“精神病”为借口对大学生跳楼无动于衷。因为精神病人也一样可以拥有美丽的大脑。我们不应找医学理由放弃对他们的关心、爱护。
  从中医,也就是我母亲那里,我不觉得精神病是什么改变人本质的病。从西医那里,也没有得到一个明晰的界定。如今,西方对精神类疾病的看法也有所改变。有一部叫《美丽心灵》的美国电影,歌颂一个“美丽的大脑”,大脑的主人公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纳什(John Nash)——一个终生精神病患者。他来中国参加世界数学家大会时,中国记者被告之不能用闪光灯晃他。影片结尾表现他领诺贝尔奖时,看到他的幻觉人物也都来参加他的颁奖晚会,他平静地看着他们……
  经常,医生不是愁治不好精神病,而是犯愁治好了不敢放还社会。因为他们的精神与现实有时差和错位,这是许多人的病因。我们从社会角度认定是他们错位,而不肯稍许从他们的角度承认社会的错位。
  一份对北京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北京有十万大学生患有抑郁症,占学生总数近四分之一。而据北京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研究课题组的报告显示,有超过60%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并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
  看了这些数据我有些不解:我们的孩子怎么了?
  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在1995年至1999年全国人口最重要的死因中,自杀名列第五位。
  自杀者中八成以上患有抑郁症。患抑郁症的人中三分之二有自杀意念,10%~15%的人自杀成功。
   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10万人中有22.2人自杀,每两分钟就有一人自杀、八人自杀未遂,而有自杀意念的则是已实施自杀的六七倍。除自杀死亡者以外,每年尚有10~20倍的自杀未遂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残疾。
  而在15~34岁的人群中,自杀更是成为首位死因。
  连北大、清华对学生跳楼都漠然了,一句“抑郁症”成了这些学生该死的充分理由。这种思维如果得到认可,我们就可以漠然对待四分之一学生的死亡追求。这是多么可怕。


她最有得抑郁症的条件,事实上,她的病友中就不乏跳楼者
 
  一句“抑郁症”, 我们这些非医学专业人员还帮不上得了抑郁症亲友的忙呢?因为专家们说抑郁症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疾病,不是思想问题。说现实生活中有种误解,以为自杀者是“一时想不开”,如果做做思想工作就能避免。专家说自杀是一种病,必须通过专业的心理疏导并配合药物治疗和电击治疗才能医治好。
  专家说,对抑郁症的最有效治疗方式是电击,把人击昏了,击得在昏迷中抽搐,我们能做的是帮助他防止在昏迷中因呕吐而窒息。
  我想,如果我的同事正在我们工作的紧要关头对我说:“我犯病了,要去做电击。”我就得放下工作陪他去,刚击完走不了路是不是得有人扶他上车回来?如果我说:“你先挺一挺,等把这件工作干完了再去。”他要是转身就跳楼了怎么办?
  据资料统计,抑郁症在人群中的比例可近20%。按这比例,五个人里就有一个抑郁症患者,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同事中就应有几个抑郁症患者,我应听从专家们的呼吁,要以平常心看待抑郁症和自杀。百分之四的同性恋能正常看待,20%的抑郁症能不正常看待?我理解的正常看待就是他们抑郁他们的,我乐我的。因为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思想工作,而这又被说成是没用的。——他们要跳楼呢?我说“请便”?我要是拼命阻止或招来许多同事和我一起阻止,这些抑郁的人会不会上街游行,高呼:“我们要自杀!给我们自杀的自由?”
  好在我们单位没有按比例出现20个抑郁症患者。这使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单位为什么没有按比例出现应有抑郁症患者呢?”
  其实,经过我观察,我单位人员中不是没有相应气质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有相应的可能成分,但却没有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我认为是集体性的社会生活匡正了他们。如今很多人都认为集体对个性是抑制的从而加以反对,而我认为社会与个人联系的过于松散也是个体精神偏差的原因之一。
  美国有位临床医生,他认为抑郁症可能是思维方式的问题,我认为他触摸到了抑郁的本质。
  我那个得了白血病的同事,她就没有按照医嘱疗养,做过手术后就上班了。很多人都把她的存活当做奇迹,记者也来采访。后来有一位上级领导认真研究了她的情况后得出一个结论并向她宣布道:“你非常有幸地生活在一个好的集体中,如果换一个环境就不会有你的今天。”有些记者总是不解,再三追问:“你们领导怎么会这么残酷,让一个刚做完移植手术的病人上班,难道不知道白血病人没有免疫力需要无菌环境吗?”这样的问题让我们一时真难以回答。让我这位同事上班的确是件十分冒险的事情,而事实上我这位同事又真是三天两头感染,搞得动不动就生命垂危。假如她就这么死了,真要是有人就这件事追究责任的话,这话还真不好说。因为我们的做法既没有遵医嘱,还颇违反科学,又不好解释动机。可如果让她躺在床上像同她一起做手术的那些人一样静养的话,我想,她很可能也像他们一样早不在人世了。
  到单位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用她的话讲她可以一整天没有机会想到自己的病。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养病环境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她最有得抑郁症的条件,事实上,她的病友中就不乏跳楼者。她前两天还说到一个病友,在家人商量他的病是否复发时他从九楼跳下,家人还没发觉,回头却不见他在床上,只有窗户是开着的……
  只要活着就能品尝到活着的乐趣,这样一来,人就不会忧郁,又怎么会要寻死呢?而做到这一点仅仅通过她个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需要一个集体的共同努力。
  我曾见过两个老处女患抑郁症的不同结局。一个是我父亲的同事,一个是我的同事。父亲单位是西式管理,尊重个性,人格独立,保护个人隐私,不介入他人生活;而我们单位是旧式封建家长制的管理。两个老处女年过四十后出现了相同的症状,不安、躁动、多疑、妄想,同事逐个成为她们的假想敌,受到谩骂和攻击。事情反映到领导这,父亲单位领导的做法先是让大家回避和不予理睬,后来情况失控后就把这女人送到精神病院治疗,进行电击。出院后,大家还是回避她,她就又犯病,如此几次之后,她就自杀了。而我单位的领导在单位德高望重,他大包大揽,先选中一个年近五十的鳏夫,这男人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可命运不济,工作在基层,老婆死了,给他扔下一屁股债,三个儿子挨个长起来了……正是愁苦之时。我们领导把他调到城里,想方设法还上债,帮三个孩子寻找出路,劝他娶这个老处女。男人的工作好做,这女的工作不好做,平日里谁要是提给她找对象她就骂谁,但她不敢骂这个领导。老领导是连哄带骗,半强迫,全包办,让她懵懵懂懂就结了婚了,我们还不失时机地从医院抱来一个超生的女弃婴给她送去。很快,她就喜笑颜开,抱着孩子,与我们扎堆在一处,成天以丈夫、孩子为话题,聊得不亦乐乎了。
  我在这里绝不是要宣传封建制度好,我要说的是,像抑郁症这样的疾病,绝不仅仅是医生和医院的事,就像犯罪现象绝不能是法律部门一家管的事。我们分工是对的,但不能分裂,我们专门化是对的,但专门不应是隔绝的意思,更要相通。所以,谈病,不仅是医生的事,也是我们外行人的事;治病,不仅是医生的事,也是我们外行人的事。社会上的什么事,都不仅仅是专业人员单独能够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家的通力合作不是很必要吗?


母亲诊所中的温情脉脉与医院的冷酷总是不自觉地在我心中做着对比

  小时候不理解我奶奶的很多思想。奶奶无比地强调家族,强调家人的亲情,强调利他和无私,强调责任和奉献,总之,都是老一代人的旧思想。当有人宣称为自己而活时,我奶会蔑视地一笑说:“如果要是为自己而活,可能会活得很好,也可能早就不活了。”小时候我只听懂了前半句,因为我奶奶为了她的子孙,让自己吃苦挨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可为了自己为什么就可以不活了呢?这后半句是我成人之后才理解的。如今有多少可以活得很好的人却不肯活下去了呢?连人大的教授都开始跳楼了。
  我对白血病同事说:“你可别想死,你说你要是死了会造成几大人生悲剧?你儿子是早年丧母,你丈夫是中年丧妻,你父母是晚年丧女,而我们则是赌输了钱,你这手术可是我们大伙捐款给你做的,你要死了,我们的钱岂不是打水漂了?”所以,她肯忍受排异反应的巨大痛苦,其精神支柱也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如果是为了自己,人的一生会撒手多次,一条命可能不够自杀的。
  现在的人过于强调自我,心里没有别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了,却轻易地就撒手生命了。连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也能轻易自杀,这说明以自我为中心时,“我”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我”是一个集团军,你的父母身上有你,你的儿女身上有你,你的兄弟姐妹身上有你,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所处的社会都有你的成分,失去哪一部分“我”,你都会感到失去一部分自我生命,如果丢失了太多的“我”,虽然你没有自觉,可你的“我”却不受欺骗,他会不快乐、郁闷,乃至忧郁。把“我”全部回收的思维方式就是自杀性的。
  无论是人的脑还是人的心发展都是不平衡的,过于强调人的社会性和过于强调人的个性对人都是有害的。人的脑和心就是在人的个性与人的社会性之间寻求平衡。
  一个让我帮填报高考志愿的孩子上了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后告诉我,开学第一天是校心理医生给上大课。医生把手一挥,指着学生说:“到毕业时,你们中间将有20人自杀而亡,我的任务是使这个数字降低……”我听了感到不解,自杀是流行病还是传染病?心理医生这不是在做心理暗示?这孩子回头一看,是不是感到在座有20个鬼魂?而这20个鬼魂此时心中正怀着入学的喜悦,为什么他们会在这四年中赴死?
  于是,我又看美国的情况。在美国,有500万人服用抗抑郁药,每年自杀人数30万。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患情感性疾病的比例为五分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现将抑郁症列为危及人类健康的第五大疾病,并预测,到2020年,精神性疾病,包括抑郁症和癫痫将成为导致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原因。专家们估计,在今后20年中,患精神性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的人数将大增。
  抑郁症导致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紧张、生产力下降。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一人自杀至少会影响到6名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患抑郁症的人和他们的家属都活在深深的痛苦之中。
  怕死,是一个多么难以克服的人性弱点。叛徒怕死可恨,也可理解,因为这是人性弱点。为了不死,多少人宁可从狗洞里爬出?但想死岂不更违反人性?如果说穷得活不下去了,多少能理解些,可从统计资料上看,自杀率高的地方往往是文化、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这么说,社会越发展、越富裕、越有文化,科学在人类生活中越占主宰地位,人就越不想活了?难道说是富裕和文化杀人、科学杀人?
  个体的中国人是一滴水,连21岁的雷锋都自觉到了这一点。他为什么要孜孜以求把自己融入人民群众之中?雷锋精神的实质是什么?中国人对个体与整体关系的深刻体会有助于他们理解中西医关系。人,为什么要结成整体、组成社会?中国人为什么独处一室也要心怀天下?人,不仅是身体需要扩展到自然与天地合一,心灵也要扩展与他人呼应,中国没有西方的上帝做心灵支撑,中国文化的建筑材料是人, 建筑结构是人的社会关系。众多雷锋式一滴水的意向,使中国人追求成群,成势,达到“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求大,求积,求容,“不择细流,以成江河,不择江河,以成湖海”的原因。在群体中体会“气势”是中国人的一大精神源泉。仅仅追求“我”就会走上死路一条。
  女儿说,进了医院如同进了一座工厂,大家都是技术工人,冷冰冰的。虽然我现在已看惯了全身插满管子、架满器械的治病景象,也习惯了器官移植、截肢、还有死亡后的解剖,但母亲诊所中的温情脉脉与医院的冷酷总是不自觉地在我心中做着对比。现在还有多残酷的事我们不能以平常心看待?使我们冷漠的是不是一颗理性的平常心?
  我们拥有太多的西式理论以至于我们的头脑和生命被充塞得没有一点空隙了。我在少年时曾见过一位浮士德式的老人,他把自己关在小黑屋子里研究理论。看着他一阵阵地发狂、撕书、砸墨水瓶,我不知如何是好,就给他桌上放了一个小鱼缸,里面是我养的两条漂亮的金鱼,还放了一小盆花,花开得比盆还大。我想,他坐在书桌前,难道目光就不会被金鱼和鲜花吸引?就不会想到他是活的、不是在坟墓里?就不想到外面见见阳光?一周后,在他暗无天日的小黑屋中,我的鱼和花全死了,就那么死气沉沉地摆在那。不久,他也死了,而且没有闭上眼睛。当时我就意识到,理论能杀死有生命的东西,它能把整体的东西割裂,把活的东西杀死。

真诚赞赏,手留余香
麦志广
麦志广 副主任医师
广医一院 中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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