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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超
杨勇超 副主任医师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精神科

抑郁症的治疗~每个人都要知道的,也许能救一个人一个家庭

从表面上看,他看上去生活精彩,心情愉快,而内心深处却充满了起伏和挣扎。
同样,在国内,对抑郁症的关注远远不够,很多人在经历抑郁的痛苦。而很大部分的人仅仅使用了药物,没有坚持长期的心理咨询,药物可以解决症状,却没有办法解决抑郁者内心心理冲突!

黑尔·罗斯(Hale Ross)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耶鲁大学本科生,他因罹患重度抑郁症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父亲杰克·罗斯事后撰文怀念儿子,追忆与黑尔共同度过的那些日子。他提醒后来者精神疾病所造成的认知扭曲,对患者的伤害并不亚于肉体损害,并反思了生命真正的价值所在。希望本文有助于在海外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年青人进一步理解生命的意义,当面临学业、活动和就业压力,以及经历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各种波折时,一定要善待和宽容自己。

几个月前,我收到了一份邀我作为家长参加今年五月耶鲁本科毕业典礼的邀请函,但我肯定不会出席了。

2016年10月30日,我的儿子黑尔,一位2018届本科生,在耶鲁校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黑尔的死从各种层面上来讲都是一场悲剧——不仅是对他家人和亲朋好友,也是对其他数百位被他的怜悯、善良和敏锐的幽默感不同程度地触动过心灵的人们巨大损失。

我每天都在怀念黑尔,但最近读到罗杰·班尼斯特的讣告后,我对黑尔非凡的一生有了更深刻的反思。1954年,班尼斯特首次在一英里赛跑中突破了四分钟的记录。班尼斯特在自传中提及观众“无法理解…运动员在付出最大努力之前必须经历的,艰辛卓绝的精神苦难。还有,能达到如此程度的努力是多么罕见——即使他拥有如我一般的体格。”

黑尔曾全身心地投入到赛跑之中。他的偶像是史蒂夫·普雷方丹,在跑者圈被称为“普雷”。普雷方丹在1972年参加了慕尼黑奥运会,后来因车祸英年早逝。在大学第二学期经历了一场悲剧性的精神疾病后,黑尔为重新进入耶鲁大学写了一篇引人入胜、富有洞察力的文章。文章中,黑尔着重引用了普雷方丹的一句名言,这段文字写在他宿舍楼墙上贴着的这位伟大运动员的海报上:“如果你没有用尽全力,就等于牺牲了你的天赋。”

黑尔被普雷方丹那种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所鼓舞,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每一次他踏出这条起跑线,他不仅在与其他竞争对手战斗,也在挑战自己身体和精神所能达到的上限。”他解释说,“我试图效仿他的信条。这句话不仅激励了我的跑步训练,也成为我学术和其他各种事业的座右铭。”尽管在黑尔过世后,这些话听上去带有不详的语气。



我拥有许许多多关于黑尔的记忆。毫无疑问,其中最黑暗的是在2015年2月,他刚进入大学的第二学期,他从宾汉大楼(Bingham Hall)的四楼一跃而下。之后我在纽黑文的精神病院见到他。当时我认为那是自己为人父母生涯里最糟糕的一天:看到正常情况下积极阳光、充满活力的儿子近乎僵硬地躺在那里:精神上因抑郁而静止不前,身体因骨盆骨折和椎骨破裂而无法移动。在那个黑暗寒冷的夜晚,当我驱车返回马萨诸塞州中部时,我无法理解这场灾难,也无法想象在此之后黑尔的生活将走向何方。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每当我去医院探望黑尔时,我试着从我自己与严重抑郁症的斗争过程中为他找到一些摆脱困境的方法(黑尔最初被一种类似焦虑的精神疾病所困扰,但经历磨难后,他患上了抑郁症)。

在我就读耶鲁大学的年轻岁月里,我也经历过爆发性的抑郁和社交焦虑,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也一直被严重的双相躁郁所困扰(我还为酗酒所困,因为有时需要用酒精来缓解抑郁和焦虑)。

事实上,在黑尔7岁时,当我在华盛顿特区经历律师生涯终结和婚姻破裂时,我陷入到一种绝望的黑暗状态。如果当时我居住的集体康复中心地下室里,某人没有因看到多个空空如也的药瓶而拨打911报警,也许我早已走上了和我儿子相同的命运。有时一些随机事件往往能够在我们的生命进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一次次赶往医院探望的过程中,我竭尽全力穿透那些笼罩着黑尔大脑的阴森迷雾,让他相信自己所经历的黑暗思想仅仅是疾病造成的认知扭曲,并不能反映出他真正人格。我发明了一个具象化的比喻:“把那些想法关进盒子里,然后解决那个盒子。”

我希望能够借此找回真正的黑尔,那个被我们深爱的,善良,体贴,无私的人。他仍然存在,尽管隐藏在悲伤萧条的外表下,而找回真正的自己远比耶鲁的学业和职业道路更重要。

奇迹发生了。在他住院期间,他靠拐杖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黑尔渐渐恢复了活力。在我最后一次探访时,他能够拿“自由村”(他的病房)的生活开玩笑,并且开始期望能够回到华盛顿的家里,在那里他将转入MedStar乔治敦大学医院的门诊项目继续治疗。

三月初,黑尔的兄弟们(两人都是优秀的赛跑运动员)和我齐聚华盛顿,以表示对他的支持。当我们四个人一起观看常春藤联盟耶鲁对决哈佛的大学篮球冠军决赛时,我深受鼓舞:尽管看来有些心不在焉,但他已经开始努力让自己回归至生活的洪流中。黑暗中正透出微光。



当黑尔告诉我想要重新申请耶鲁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我从一开始就没有鼓励他申请耶鲁,但他决心追随父亲和祖父的脚步(他的祖父是耶鲁51届毕业生)。在大一发生意外后,我最不关心的就是黑尔能否回归耶鲁。

我只想要他健康。

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回去,是否愿意回去,还有,如果他真的回去了,他将如何面对挑战,重新生活在那个他曾经跳下的宿舍中。我不知道,在耶鲁,他为了学业和运动成绩(达到他的偶像史蒂夫·普雷方丹的严格标准)承受多大压力,而这些压力又对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有多大的贡献。我也不知道,如果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是不是对他更好。

但是黑尔下定决心要回归到他深爱的学校,回到他深爱的朋友们之中。

他在申请文书中提到Madison Hollerran,一名曾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非常优秀的跑步运动员。Hollerran在2014年死于自杀。黑尔在她身上看见了自己:“从表面上看,她看上去生活精彩,心情愉快,而内心深处却充满了起伏和挣扎。”他说他想回到耶鲁,拥有Hollerran不曾有过的第二次机会,来帮助缓解其他相似疾病患者的痛苦,加深外界对于精神疾病的了解。

黑尔在他文章结尾写到:“我曾经认为矫健的腿和灵活的头脑是自己的天赋,但后来我意识到,上天真正赐予我的礼物是这一重新再来的机会:再次拥有生命、爱、和对幸福的追求。我会永远记住:如果你没有用尽全力,就等于牺牲了你的天赋。“

之后一切看上去似乎在往好的地方发展。黑尔的身体和心态都恢复的不错,在2015年秋天回到了耶鲁大学。那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壮举。在那以后他展现出他特有的力量和决心:尽管骨盆里有两块铁板,他重新开始跑步,并在越野赛跑队伍中担任领跑角色。

可能只有少数人知道他内心的挣扎。即使到了最后,他还是表现出一副勇敢的样子,不停地驱动自己。

黑尔的大二过得很好,这一直延续到了大三秋天,直到他在圣母大学的一场比赛里崩溃。他过分要求自己,坚信必须要做到最好。可怕的恶魔又回来了。

十月份,我在一个周六去看望他。

我们在西里曼住宿学院吃早餐,那是我在耶鲁读书时的宿舍,接着我们一起看了一场耶鲁和达特茅斯的比赛。在蒙蒙细雨中,我们俩一起挤在一顶大号太阳伞下观赛,那次耶鲁获得了胜利。

晚餐吃了意大利菜,我们像往常一样谈天说地。黑尔依然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我们的谈话令人愉悦。而且,虽然经历困境,他依然关心我过得怎么样。

那天我知道黑尔状况其实不是很好;当我们见面的第一秒,我立刻就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了:他看上去心思飘忽,不太自信。能够感觉到他在努力克服困难,我解释说,任何经历过这些挫折的人都会在恢复过程中经历波折,而克服这些波折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

在这样的交流中,他看上去似乎在做正确的事情:去看医生,向院长咨询他的学习日程,与越野队伍一起努力训练。

我很担心,但并没有恐慌,在离开纽黑文时,我确信他仍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当我把他送回宿舍时,我感觉到他想让我多待一会儿。他提出和我一起沿街走一走,看看在建的新宿舍。但考虑到回家车程遥远,我没有答应他。后来我无数次地追忆我们走在街边准备分手的那一刻,也无数次地希望自己答应多陪他几个小时。但我也对我们俩一起度过的最后一天十分感恩。那天彼此都过得很愉快。



出于一些我永远无法理解的原因,黑尔没能克服这个阻碍。周六晚上,在他完成在普林斯顿的比赛后,我们聊了不少事情,这次最后的谈话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他对自己在比赛中表现感到心烦意乱。我笨嘴拙舌地安慰他,想让他好受些。

在一切过去后,我想过当初是否应该给他更多支持,或至少再问一些问题,但他告诉我那天晚上要出去庆祝一个朋友的生日。我没觉得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大家都说,那天晚上黑尔看上去像个正常人。他参加了越野队星期天上午例行的晨跑。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有人在宿舍发现了黑尔,他失去了意识。已经来不及抢救他了。

与我2003年的遭遇不同,没有人在一切无法挽回之前找到黑尔。

在接到那个没有任何父母愿意听到的电话后,我叫上了在麻省最好的朋友,在那个阴沉的雨夜开车到耶鲁纽黑文医院看黑尔。我发现他安详地躺在床上。按照他母亲的要求,我吻了他的前额,和他聊了一会儿。我告诉他,我们都为他感到骄傲,我们都为他的英勇战斗感到骄傲,我真希望我能知道他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他看起来很平静。

令我遗憾的是,我没能帮助黑尔找到内心的平静——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另外一种方式。



黑尔的生与死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为什么这样一个活力满满的灵魂,有成就的运动员,周六还在参加比赛,晚上与朋友们社交,第二天早上和队友们一起锻炼,却在那天下午在自己的宿舍里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没有人可以得知命运指定的那一天,以及之前那几个礼拜,黑尔究竟在想些什么。他的医生认为黑尔是一个谜,他从未明白是什么让他有了两次寻死的念头,是什么最后让他失去了生命。

但黑尔在医院说过的话,在重新入学文章里写下的语句,和他的教练和朋友的交流也许能给出一些线索。而且我在耶鲁自己经历过的焦虑和抑郁,也可能给出一点答案。

我知道黑尔对生活各个方面十分努力,对自己抱有极高的期望。在高中和耶鲁,他一直跑在学业和课外活动的快车道上;也许,在他坚持普雷方丹的格言时,他竭尽全力去达到那个几乎无法实现的,自己的“最佳”版本,这很可能促成了他最后的牺牲。

大多数耶鲁学生都能够以健康的方式迎接这些挑战。但对于像黑尔这样被精神疾病困扰的人来说,学业,课外和社会压力可能升级为更加严重的精神失常。在极端情况下,疾病令人无法正视自己;在这种黑暗和不稳定的状态下,人们可能无法准确地感知到自己和周围世界的联系,这一切可能引发认知扭曲。小说家威廉·斯泰伦曾经恰当地将严重抑郁症类比为精神错乱。



我在弗吉尼亚大学就读法学院期间,曾经一度罹患抑郁症。当时我认为自我价值完全取决于能否在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找到工作。感觉到我的挣扎已经不仅止于学业和职业追求,一位精神科医师建议我休学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你比法律更重要。”我认为这是一个荒谬的说法,并找到一位新的精神病医生。几十年后,我意识到这句话所隐含的深刻真理。我的生活比法学院更重要。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顺利而健康地从耶鲁毕业。但是你们中的一些人,像黑尔一样,在现在或者以后,可能会面临意想不到的恶魔,这些恶魔将扰乱你的参照系,并且威胁着破坏你精心计划好的未来生活。不要犹豫,寻求帮助。这不是软弱的表现。如果你摔断了腿,你会去急诊室。精神疾病也应该同样如此。

像黑尔一样,你也会有某些版本的的格言:“必须做到最好”。你可能主要通过你的GPA,研究生录取,或者完美的工作来定义自己。有一天,你可能会获得一种不同的视角,在那里你可以理解生活中的起伏,甚至是严重的波折。你会明白其实存在不止一条通往幸福生活的途径,而你的最终真正价值并不是由职业成就或物质收益来衡量,而是通过你在人生旅途中所遇见的生活。

黑尔认为,我们都应当“做最好的那个自己”。当你经历生活时,尽量保持心胸开阔,灵活处事。善待他人,还有更重要的是,学会善待和宽容自己。做那个现实情况下能达到的最好自己,而不要活在什么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里。最重要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你已经取得的成就。

可悲的是,黑尔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明白这些。最后,对黑尔那些即将在五月毕业的朋友们,虽然黑尔不在你们之中,他的灵魂同样会感受到你们的喜悦和兴奋。不过我希望转达的信息并不是黑尔卧室墙上那句令人生畏的格言,而是一种更温和,更善良的情感:努力做到最好,但要接受自己,无论你是谁。

正如我父亲曾经告诉我的那样,当我正陷于严重抑郁时:“你已经成功的了”。我当时并不相信他。而我现在相信了。我希望你们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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