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景和：有些心里话应该让医生知道！

郎景和是继林巧稚之后，又一位家喻户晓的妇产科医生。

做什么事情，有个熟人，找个关系，似乎方便些。看病好像也是这样，入院手术好像也是这样。

但是，看病、治病、入院、手术，好像都该一样，因为病情的轻重缓急、治疗的手段措施，才是安排计划的基本考虑和出发点。

有一天早上交班，依床序的病人卡号顺延交下来，会不经意地说，这是某某介绍来的。我发现，也挺怪的，几乎每个病人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法找到医院或科室的某某，构成了“关系”。

接下来，有个农村老太太，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我说：“这个老太太没关系?我来找个关系，那就是我……”

护士在那牌卡后面用铅笔写了一个“郎”字。

都有了关系，也就都没了关系，这就平等了！其实，诊断如何完成、治疗如何选择、手术如何完成，和“关系”真没什么关系。

我不认为在这些过程中，大夫还在想着这些关系。我希望，都有关系，或者都没关系。

据说，有一门学问叫“关系学”，甚至有专著。社会生活、人际交往不可能不构成关系，问题是如何构成关系、如何对待关系或处理关系。

亲朋好友、陌生路人，都会发生交往;公事私事、经营办理，都会遇到关联。诚信善待、谦和助人大概是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恪守的基本准则。

医生生活在社会中、人群中，也在关系里、关系中，互相关照、互相帮助，也在情理之中。但可以坦诚地说，在诊治疾病的具体过程中，这些显然不起主导作用，甚至起不到作用。

试想，在手术中，什么叫好好做！什么叫不好好做？都得认真负责的好好做呀，谁敢不好好做呢？如何不好好做呢，连“技术”上都掌握不了。

医生的职责使然、医生的良知使然，一视同仁绝不是一句空话。每个病人都应尽可放心的。

作为一个男妇产科医生，肯定不会亲身遭遇妇产科的任何疾病和问题。其他疾病，其他性别也一样，医生不是靠自己亲身经历去认识疾病和积累诊治经验。

所谓“换位思考”当然主要指理解、体恤病人的感受、愿望和要求。

三年前，我得了急性阑尾炎，外科医生决定立即开刀，施行阑尾切除术。手术很顺利，术后恢复也很好。

要出院了，我想再换一块伤口敷料。一位护士说：“就送来。”我等待着、焦急地等待着、耐心地等待着……许久时间过去，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其实，就是一块纱布而已。

没有责怪之意、没有抱怨之意，事情太小太小，连我自己也会忘记，或者不在意。

可是，我知道了什么是“换位思考”。

病人住在医院里，没有什么事可做，除了自己的病，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想。无非是体温如何、能吃什么、什么时候换药、拆线、何时可以出院……

医生或者护士告诉什么、答应什么，就占据了全部思想，会老是想着、盼着。无论这件事儿是大、是小，对病人来说就是大事，至少是所企盼或等待的唯一的一件事儿。

于是，答应病人的事一定要按时办，千万别忘了。哪怕就是一件很小的小事。

有时，真可能是件大事：几年前，我下午要去看门诊，走廊过道碰到一位外科老护士穿着病号服。

问其怎么了？她说：“可能是直肠癌，明天要手术。”又询问了一些情况，觉得很像是阴道直肠隔的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

因忙着去门诊，就说：“我看完门诊查查你，你等着!”

门诊看得很晚，回到病房已七点多钟了。那位护士还在等着，经过检查，的确像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外科主管大夫商量，暂时取消了次日的直肠癌的手术。最后还是内异症。

我在“从医启示录”里曾写到：再年轻的医生在病人眼里也是长者，病人可向你倾诉一切……

这是病人对医者的尊敬和信任，这使医生要格外的持重和尽责。

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两年，做住院医生。一位女士向我详细的描述了她的难言之隐：我一大笑、打喷嚏就尿裤子，所以我不敢笑；我跑着赶公交车，会蹩不住尿，所以，我常常赶不上车；我不愿意参加聚会，特别是夏天，怕找厕所来不及，怕有味……

这叫压力性尿失禁，甚至成为“社交癌”。我按教科书的套路，继续询问，“你大声咳嗽，也会溢尿吗?”病人当然坦诚，答道：“我一般不咳嗽。”我心里哭笑不得。

还有个病人倾诉他们夫妇性生活不和谐的状况，丈夫如何自顾自己，而她又如何难过，他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造成的心理、身体的伤害等等。我当时只是一个初涉医事的小伙子。

病人是将自己的感受、痛苦和问题，向医生报告的，不论你的年龄、性别、经验、阅历、能力如何，他(她)的叙述本身就是寻求答案和解决，同时你也是能够，甚至唯一可以获得倾诉或释然的人。

于是，无论病人的“故事”，多么私密尴尬，甚至难以置信，作为医生都应该认真、严肃地听取、接受，并给予尽可能的解决和帮助。

年轻的医生当然不能装老成，但必须以老成的态度对待求医者。年轻的医生当然不是长者，但是病人是如此看待你的，你当自重、持重。

我在门诊看过一个病人，比较年轻，子宫肌瘤也不大，我认为她可以暂时不需要什么治疗，定期复查即可。或者最多做个肌瘤剔除也就可以了。但她坚决、坚持要我切除她的子宫。

按常理讲，也非绝对不可。但如此年轻、如此大小的肌瘤就行全子宫切除，也有悖规范，所谓手术适应征不强。

子宫在她身上，刀在我手里，何去何从?我仔细地解释手术的利弊，也比较坚持，这子宫我不能切。她还是“一定要切”“一定请你切”。我一向只跟病人讨论，从不跟病人争论。

最后，我说，我还是认为没有切的必要。要不你看看别的专家，也许他们会同意你的意见。说得很委婉，但言外之意，顕然是“另请高明”。

医患的目标是一致的，但看问题的角度和价值观是不完全相同的。

医生是按照医学规律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患者是按照自身感受和意愿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两者可能有差距或沟壑。

我们缩短这个距离，填平这个沟壑。我们互相伸出手来、携起手来，而不是无视和“斩断”任何一方的手。

我让那位病人再找些大夫看看，等于给她一个会诊的机会，让她听听更多大夫的意见，也许会更理性、更全面的考虑问题，审慎决定，如此达成共识。也许有更适宜的理由，改变我先前的决定。

手术之前，主管医生要与病人和家属交谈，很重要，是必要的医疗程序。

谈话通常在术前一、二天或手术方案确定之后。要把病情做个回顾(或复习)，关于诊断和鉴别，手术的适应证及手术方式的选择，会特别谈到手术可能遇到的情况或可能发生的问题等，一一告之，知情同意。

所谓坦诚换来理解，严谨换来信任。有些问题则必须严肃认真地与病家讲明协商，如肿瘤极有可能切不尽，性质尚难判定(即使开腹之后，冰冻病理初检)，切除脏器的可能和决定，假肛或造瘘之可能与必要，以及病情危笃、抢救风险，成功的把握不能估计或预料……凡此种种，也是不能轻描淡写、虚晃而过的。

谈的严肃或者严重，强调或者认真，不是推脱责任，不是担心“秋后算账”，而是强化责任，是重视或谨慎的表现。

病家的理解与合作，会给医生带来信心和力量。反之，也使医生犹豫不决，缺乏自信及丧失攻坚克难的勇气。

有丰富经验的临床医生和通情达理的病家的术前谈话应该是友善的、理性的、负责的与和谐的，这也必将有益于病人的治疗和结局。

记得著名小儿外科专家张金哲院士说：“术前谈话与其说是说服病家接受手术，不如说请他们审核你的决定是否符合逻辑。”

也记得一个病家告诉我：“谈话让我明白了你们的周密计划、完善准备和良苦用心。我们全家信任你们、鼓励你们，就像是对出征将士的期许。”

协和三宝：教授、病案、图书馆。

协和三宝使她成为高级医师的摇篮，几代人才辈出，薪火相传。

协和的病案质量高、保存完整，我们可以找到孙中山、张学良、宋美龄等的病历。

现今的学术会堂大厅有病案展览，吸引了中外医生，都赞叹不已。

首先要写好病历。协和对书写病历要求极为严格，各种病历书写规则明确，青年医生要花很多时间书写病历。医生也看重病历，不消说它是临床科研的基本资料，也是一个医生的脸面。

一翻病历，字迹是否整洁清楚、排列有序，单据是否井井有条等，便可大致知道这位大夫是否认真、细致、负责了。

好的临床大夫，都会写出好的病历。

在协和病案展室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孝骞、林巧稚、宋鸿钊书写的病历，中文的、英文的，还有绘图，精彩之极，宝贵之至。

外科大师曾宪九写手术记录通常写两份(那时还没有复印机)，一份放到病历里，一份自己保存，以备总结应用。而如今，竟有拷贝病历者，真应为之汗颜！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开始推行卵巢癌细胞减灭术，手术复杂、程序繁多，为记录方便、完整，我们设计了专门的卵巢癌手术记录。

还是用钢板刻写油印的，配有手术解剖绘图。四十年了，还在使用。是学术记录，也是历史纪念。

我在为“全国病案展览”的前言中，最后写道：一个医院、一个医生，将用历史和毕生在病案中书写(无论是手书抑或计算机)对医学、对病人、对生命的敬畏，也是在医疗过程中最真实的感验和庄严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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