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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到底该不该市场化

发表者:赵军 773人已读

《中国医疗体系毁于市场化之手》

李玲:公立医院引入民间资本是国际笑话

    肇始于2003年那场空前严重的“非典”危机,直至国人依然抱怨看病难、看病贵的今天,很少有人注意到,新一轮医改已然走过了十年历程。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心病科赵军

    “我们这几年的改革仅仅是在基层,占总体医疗服务不到20%。在创收趋利的大环境下,基层那点小芝麻虽然洗白了,可西瓜还在吃着膨胀剂拼命生长。”4月26日,在北大朗润园举办的“中国经济观察”论坛上,北大国发院教授李玲回应了许多人的失落。

    十年相与,缘分匪浅。也正是在2003年,李玲抛弃马里兰大学终身教职的金饭碗,成为新医改坚定的研究者与推动者。

    医改十年,且争议且前行。作为政府主导医改模式的坚定支持者,李玲主张医疗卫生的定位是公益事业,“稍微有点良心的人,都不应该把医疗作为一个赚钱的行业”。援引英国、日本等国际主流医疗体系模式,李玲直言由于国内经济界“唯市场派”的影响,中国医改闹过不少国际笑话。截至目前,这种笑话仍在继续,将民间资本引入公立医院改革即是一例。

    “如果说吸引民营资本扩大供给,就去办医院好了,倒腾现有医院干什么?民营资本也不是傻子,没有一家愿意自己办医院,都是想去牟利的。把公立医院这最后一块蛋糕分了,能解决老百姓看病的问题吗?”

    即使民营资本自愿创办医院,医疗卫生资源也应严格规划。“过度更可怕,在卫生经济上叫供给诱导需求,有多少医生就会有多少病人,小病可以大治,没病可以整出病来。”

    在李玲看来,从安徽和三明模式的成功尝试出发,新一轮医改必须强调综合治理,重建包含一系列政策的新制度。在此意义上,医改为未来总体改革探路,关乎千载难逢的中国机遇能否把握。

    事实上,李玲的认识与视野也伴随着她的研究对象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与民主探索亦成为题中之义。

    当记者说她应该算左派知识分子时,李玲笑了。

    “我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同行都批我右,现在像我这种人变成左的了,可见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右到极端了。”

    顿了顿,她说“我觉得我是中国派”

    李玲赞同的三明模式在改革一年后,省出了7亿多元的医药费,医患冲突大大缓解。

    回归医疗公益属性

    “‘非典’的发生,可能也是个必然,我们的医疗卫生体系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李玲做了一组数据对比。1978年时,医疗卫生的定位是福利事业,个人支付不到20%,政府支付三分之一,社会支付剩余部分。到2000年,个人支付超过60%,政府与社会支付双双下降,其中政府支付仅为15%。中国的医疗公平排在全球倒数第四,从当年好的榜样一下子变成坏的榜样。

    在确定如何改革之前,李玲认为应该首先弄清现代医疗的问题。

    作为工业革命之后现代文明的产物,以西医为主的现代医疗突飞猛进,可弊端亦不断滋生,忽略生命的整体性与自愈能力,“完全靠外部的力量,靠仪器、靠设备、靠药物,靠手术”。造成医疗费用越来越贵,到达经济难以支撑的程度。

    “美国是最典型的例子,人均年医疗费用高达近9000美元,18.5%的GDP投入到医疗领域,1/3的人因为看病破产。奥巴马为什么要推动医改?不改,人力成本太高,企业没有竞争力,国家失去竞争力。”

    在美国看病为什么这么贵?在李玲看来,恰恰因为美国比较多地利用市场机制,各种新药、新仪器、新设备、新的检查不停刺激,而且大量费用发生在生命最后阶段,完全没有效率。

    医疗卫生体系的设计,应该更好地遏制现代医学所谓高精尖的肆意膨胀,要能够承担得起,要加强人口健康的宏观治理。公益体系与市场体系,前者效率差一点,可后者费用太高,“最后要把国家搞垮”。

    医疗最大的特殊性在于,“你的医疗,医生做主”。关键在于给予医生什么样的激励,与市场化激励不同,“在公立医疗体系中,给医生的激励就是让他怎样以最少的钱给老百姓看好病”。与许多同行看法一致,李玲认为,公立医疗体系的选择实属“两害相权取其轻”。

    李玲经常拿英国举例。作为老牌市场经济国家,英国采用去市场化的公立医疗体系,人均费用只有美国1/3,人均预期寿命却比美国高得多。英国人以此为傲,还特意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向全球展示。日本则立法禁止盈利性的医疗机构,人均预期寿命世界领先。

    李玲认为,不能单纯将微观效率作为判断医疗体系的评判标准。现在所讲效率多指医疗机构的微观效率,更应关注宏观效率,即一国如何用较少的钱,保障老百姓的健康。

    国内一些“唯市场派”经济学家不了解卫生经济的特性,将医疗类比餐饮业,闹出不少笑话。

    2007年,全球医改专家汇聚北京,评审中国医改方案。听完上半场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的“市场论”后,外国专家们坐不住了。在休息期间,他们自动站到一起,讨论完后,找到当时的医改领导小组组长马凯,“下半场开始可否给我们10分钟,我们有几点共识跟大家分享”。基本的共识是,医疗是市场严重失灵领域,不能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医疗保险也是市场严重失灵领域,靠商业保险从来解决不了全民覆盖的问题;药品是商品,不是普通商品,没有一个国家靠市场来解决药品的问题,必须严格监管……。

    “好比一记耳光,可打完了仍继续讲”,李玲有些无奈,一些大谈医改的专家连最基本的卫生经济学的文章都没有读过。

    让她欣慰的是,2009年4月6日正式出台的医改方案,最终确定政府主导的模式,明确了医疗卫生的公益属性。

    李玲并非反对医疗体系中的市场因素,在她看来,应该首先保障医疗领域的国家队,解决多数人的看病问题。事实上,国内医疗领域一直对市场放开,私立医疗机构的数量已超过公立医院。

    “世行的专家来中国考察一个多月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医院,一家都没有。”正因为在中国全是盈利性的医院,医患关系才变得如此紧张。

    新一轮轮改革的重点在公立医院,可改革的方向并不是将它们卖给民间资本。如果这样,在李玲看来,可能会带来中国式的次贷危机,需要引导的应该是那些真正做慈善的民营资本。

    “宿迁模式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当年宿迁市政府将当地最好的人民医院以7000万元卖掉,现在却要花近20亿元重办公立医院,一进一出多大成本?”

    改革需要宏观治理

    2009年出台的医改方案,是唯一做过顶层设计的改革,由16个相关部委共同签发。只是,这一方案的可操作性并不强,只是定了目标、原则和方向。

    李玲和她的同行们曾开玩笑,中国医改是“特奥会”,一群脑子不好的人在开特奥会,发令枪一响,四下乱跑,参与但不负责任。

    然而,改革路径却可能孕育其中。

    在李玲看来,从基层医疗着手的安徽模式,破除了“以药养医”的旧制度,创立了一套包括政府办医制度、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药品招标采购制度、财政投入制度的新制度,是综合改革,也是宏观治理,“像扳道岔一样,从旧制度扳到新制度”。

    这套制度中最为核心的是,明确政府办医机制。不仅解决事业编制与财政投入,还要定标准,定规矩,做好医疗卫生资源规划。

    其次是人事制度,改变过去“大锅饭”的人事制度,实行竞争性人事制度,定编定岗不定人,和医生签订合约,干得好才能续约。

    分配制度则设立了一套选出好医生的综合考评体系,优劳优得,看他是不是为老百姓提供服务,是不是有比较好的医术,是不是有比较高尚的医德。

    过去的药品招标采购其实是假招标,“一种药有几百家中标,只招一个虚价,而不给量的保障,这些厂家只得跑到医院、医生那公关。”

    安徽采用“双信封”模式,第一个信封实行综合打分,先把质量不好的药品筛掉,第二个信封则选择低价药品。“一种药只招一家,以市场换量,你还去搞什么公关?”这样就把药品流通领域虚的成分挤掉了。

    财政投入机制,通过一套复杂的激励机制,建立了一套“好医院”的标准。“相当于设置了一个方盒子,在政府设定的框架里,既要给医院积极性,也不能让它瞎积极。”

    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安徽模式很快引起高层注意,在2011年被推向全国。推广的效果也非常好,“根据2012年做的一个全国农村的评估,85%以上的农民都满意”。

    面对运行中的问题与质疑,李玲认为,评判一项改革,主要看大方向对不对,不是看枝节,一个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完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三明模式是针对县级以上公立医院的改革,同样是一整套宏观治理。改革的亮点集中于药品零差率、三保统一、院长医师年薪制。所谓“三保统一”,即全市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医疗保险三类经办机构的合一。

    改革一年后,三明市财政负担并未加重,省出了7亿多元的医药费,医患冲突大大缓解,“病人给医生送土特产,送锦旗”。

    在李玲看来,政府应该为老百姓的医疗兜底,事实证明也不难。在三明那样要啥没啥的穷地方,人均只要花1000元钱,就解决了老百姓看病的问题。

    李玲有个信念,在与美国未来的竞争中,中国最大的优势在医疗卫生。

    目前,奥巴马的医改已基本偃旗息鼓,趋利机制依然存在,在老龄化的夹击下,医疗将拖垮美国。与之相比,中国曾创立好的体系,而且这套体系的根基还在。

    “现在全世界都病了,治疗世界病需要中医的方法,中医背后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全面系统综合。”

    李玲认为,应该综合配合,传播养生文化与健康生活方式。除了2009年医改方案所设计的,在中央台开设健康频道,为什么不在微信开设健康教育的公共平台?

    一次会上,李玲还批评了卫计委的领导,“习主席出去吃包子,你们为什么不派营养师去提建议?让他吃5个肉包子,还吃一碗炒肝,现在还变成习套餐,全是高脂肪,多不健康啊!”

    李玲认为,中国最大的希望,在于大一统的社会制度+互联网+中国文化,如果能对三者集成创新,将带来最大的制度创新。

    包含医改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未来改革的重要抓手。

    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李玲认为,户籍制度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背后所涉及的医疗、教育、养老等保障制度。未来随着改革,统筹层面越来越高,全国都一样了,户籍又有什么关系?

    一旦这样,中国社会支离破碎、一盘散沙的现状将得以改变,人心得以凝聚,社会得以重建。

    在李玲看来,中国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十年前,当小布什将目标对准中国的时候,一场911,给中国解套。去年奥巴马宣布重回亚洲,又将所有目标对准中国,现在来场乌克兰危机,再次给中国解套。”

    机遇目前,最大的风险在于中国顽固的习惯势力。

    “凡是西方的都是对的,凡是市场的都是对的,已经变成新‘两个凡是’了。”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需要一场市场的启蒙,现在则需要另一场新的启蒙。

    一位中国派的再认识

    3月26日,在省部级干部医改座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表示要将县级公立医院的改革试点扩大到1000个。在李玲看来,试点成功的关键在于,改革的主导者应为地方政府,而不应是医院。

    对新一轮改革,李玲仍存忧虑。医改是综合改革,需要一个总的指挥部负责统筹。过去两年,“就是在折腾民营资本,把医改办这个指挥部给灭了,弄到了卫计委”,好消息是,指挥部又快回来了,但“折腾了一大圈,这是什么代价?”

    “把深化医改领导小组与习主席担任组长的全面深化改革小组挂钩,那样才能真正理顺关系。如果那样,医改小菜一碟。”

    “真的,小菜一碟”,李玲的语气充满坚定的期盼。

    回国10年,李玲笑称确实挺受折磨,折旧很快,可成就感很强。一方面尽了最大能力推动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基层调研,李玲觉得自己的认知能力已经超越医改,对世界、社会的认知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种认识上的升华体现为对中国、西方和经济学的再认识。

    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奇迹,无法单纯用市场解释。中国的工业化是一种集成创新,靠着丰富的人力资本,一代人受了两代人的苦。对中国“泛市场化”的现状,应跳出三十年来不断的洗脑,从历史、国际和现实的维度真正客观公正地认识历史,认识世界,认识当今中国。

    在李玲看来,西方式民主正经历着自身的危机。民主虽然是必由之路,但对素来缺乏民主基因的中国人,可以探索出一条新路:“选事”的协商民主。未来中国治理体系的目标是,有为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有机的社会三者之间的有机融合。

    在李玲眼里,西方经济学日渐变成象牙塔里的数学游戏,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很弱,堪称“庸俗经济学”。中国的实践已走在理论前面,亟需形成本土的经济学派。

    “我们应该摒弃那种左、右意识形态之争,以长远发展为重,抓住中华民族的天赐良机,否则将是历史的罪人”,这大概是这位中国派的最大心声。

《医疗行业应该市场化》

“医疗行业该不该市场化”,其实并不该那么费解。市场化虽然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市场的好处在于每个人追求私利的时候,同时能实现全社会福利的提升。这也就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经典论述:“我们今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傅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

当然,市场会有失灵,但这并不能否认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如果说医疗和教育行业,一个是使人身体好,一个是使人劳动好,是向人们提供福祉的行业,所以不能获利,必须赔本,不能市场化的话。那么,照这个思路,使人活下来的粮食行业,当然也不能市场化。其实,除了粮食,自来水、供电、服装、汽车、CPU等等,提供的都是必不可少的福祉,离开了哪一样,都会天下大乱,社会崩溃。但拜市场所赐,这些行业不仅没崩溃,反而供应充足。

现代大分工的市场化就像一张网,不同行业通过这张网连接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制药、医疗设备行业虽已经市场化,但这些行业是医疗行业的下游产业,没有上游的兴旺与发达,就没有下游产业的发达,也就没有医疗设备、制药的发展。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不赚钱,医院干嘛买几千万的核磁共振?如果不是利益推动医生追求更好的疗效,为啥要冒险用新药?

市场化会导致医疗资源集中,这对贵州大山的农民不公平吗?答案是否定的。医疗资源虽然集中,但病人真正有大病重病时,能够自己去到大城市。当然,这会不方便,会有路费,但医疗资源的聚集,却是一种降低成本,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的必然。

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现在CT、核磁共振在大城市都比较普遍,如果把相同的预算平均分配到每一个村,可能连最简单的B超也买不起。也就是说,当医疗资源按地域平均分配的时候,病人享受到现代科技的机会才真正被剥夺了。

设备是这样,医疗技术,甚至医疗行业的智力资源也是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医生,需要学术资源,需要各种病例,需要实验室的支持,甚至需要行政资源,派到贵州大山里面去,只能说是暴殄天物。

其实,医疗资源的分散,以前搞过。毛泽东一声“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的指示,大批医科毕业生下到偏远农村。但是,事与愿违,原本应该进行高端医疗工作、研究,在那个年代非常珍贵的医科大学毕业生,却去做了诊治感冒、接生、甚至为饥饿的人注射葡萄糖等最最基本的工作。

医疗资源的聚集,经济学上叫做产业聚集。产业聚集的好处和动因都在于减小成本,促进技术、质量的提升。富士康周围100公里内,就聚集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行业形成的产业链,在一个小地域范围内给富士康提供各种支持,不但节省交通费用,也节约了沟通的成本,企业对需求的反应也更加迅速。从零件、原材料到招工中介等等,没有这些产业链,富士康就成了无本之木。所以,产业聚集是好的医疗的必要条件。虽然边远地区不方便,但是,“能治好病”比“出远门”更重要。

那么医生该拿多少报酬呢?计划有效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如果参照国民的平均收入,简单的给医疗行业定一条收入线,然后简单的根据一个医生平均门诊多少,手术多少,开多少处方,来划定门诊、处方、手术的单次报酬,这既没有认识到医生工作的本质,甚至是对医生工作的庸俗化、简单化。

首先,参照国民的平均收入给医生收入划线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维,作为一个群体的医生收入,应由无数单个医生的市场价值加总而成。但是,和其他行业一样,医生的群体庞大,即便在医生群体内,收入分化也很大的。更何况,所有的这一切,还随着时间在变动。所以,即使可以统计过去医生群体的收入,也无法用于未来的指导,只能靠市场的分散定价。

其次,医疗是高技术含量的工作,不确定很大,很难用流水线上的计件方式来统计报酬。实际上,也正因为如此,医生很容易的绕过、利用这个制度,为自己增加收入。这种简单计件的计酬方式,正是导致大处方、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的原因。所以,医生的收入应该精确聚焦在医生劳动的最本质环节——诊疗阶段,而这也是医药分家改革的思想基础。

当然,对于一个医院内部,的确需要制定这样的计酬机制,甚至医生的职称也是计酬的一个标准,但是,这样的机制只能是大的外部市场化环境下方便医院内部管理的一个节省交易成本的方式。只有医生能够通过自由执业的流动性,在市场中确定自己的价值,或者更精确的说,确定医生最本质的劳动——诊疗环节的价值的时候,才能在此基础上,在医院内部确立一个合理的医生诊疗服务的价格。

律师医生在国外都是高收入行业。中国真正出现律师是在改革开放后,也正因为如此,律师行业的定价是市场化的,职称等反而退而其次。也正因为如此,当某个律师有了自己的市场价格后,根据单个案件定价是合理的。如果没有市场化定价的前提,企图计划律师的收入该是国民的多少倍是徒劳的与僵化的。医生的工作性质类似律师,都建立在不确定性上,很多时候,也都是无法再返工重来的。

在文章最后,需要声明的是,医疗市场化与政府增加医疗公共开支,健全医疗保险,为人民购买医疗服务并不矛盾。医疗行业的市场竞争,反而能提高公共开支的效率。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之处在于消费者具有更大的选择权,而消费者的选择正是市场的基石。

《医疗到底该不该市场化》

    中国有一种习俗是敬畏所谓“圣人之言”,一开始是孔圣人,到后来又是什么别的圣人。就连讨论医疗是不是应该搞市场化,也要先来一段二百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的亚当·斯密语录。

    但时代不同了,不管是谁,每一句话都有其历史或地区的局限性,更不要说已经经过了二百多年。

    比如亚当·斯密那句话里提到的食物和饮料,在现代各国政府的注意力上可都是放在第一位的,只要需要,国家会立即毫不犹豫的进行干预,绝不会听任市场的波动。

    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有人望文生义地以为日本的粮食已完全市场化,可日本政府对于粮食管理之严,超过一些人的想象,比如“不准一粒大米进口”,连美国都一点不给面子,直到现在还是“进口了也不准在市场上买卖”,作为对外援助再弄出去。

    又比如日本小麦的零售价居然完全由政府决定,其余从面条到蛋糕的行业就只能跟着这个价格跑。现在日本正在进行中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交涉中最难进行的就是这个农业领域,因为食物是生存的基础。

    很多人并没有认真研究过“市场化”到底应该如何运作。一些主张医疗市场化的文章除了鼓吹“市场化”的好处之外,并没有解释这个“医疗市场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说明为什么市场化就可以解决现在的医疗问题。甚至现在中国的医疗市场问题出现在哪里都没有仔细解释清楚。

    不知道那些主张应该实现医疗市场化的人,有无注意到中国现在的医疗市场极为市场化?即使在号称医疗市场化的美国,也不是有人想象的那样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老年人和穷人的Medicare制度就不在那个市场内。而且市场化的医疗,也有种种的法规法律来限制。

    从表面上看,中国也有一定的医疗保险报销制度,但这个报销制度中没有考虑患者的隐形支出,也就是付给医生护士的那部分红包和付给护工的那部分工资,而这部分开支实际上占据了医疗费用的很大一个部分,所以现在中国的医疗资源就是在按照金钱分配,实实在在的市场化。由此产生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似乎没有哪位在说现在中国的医疗情况很好,值得赞颂,那么到底为什么还要实行市场化以及还要实行怎样的市场化呢?

    亚当·斯密的年代,政府对国民的健康问题还没有那么大的责任,但现在政府应该对国民的健康负责已是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即使在医疗市场化的美国,奥巴马总统也已搞了一个从2010年开始全民健康保险的法案,真正实施要等到2014年之后。

    当然不少州出现了对于这个法案的违宪诉讼,甚至佛罗里达法院还已作出了违宪裁决,使得人们对这个法案是否真的能付诸实现有点怀疑,但最重要的是这个法案传递了一个信息:医疗是不能搞市场化的,哪怕是在美国。

    我们通过手机通讯市场就可以来看看市场化是怎么一回事。手机公司会劝诱更多的人使用手机,劝诱已经在使用手机的人更长时间地使用手机,劝诱人们不断更换更加新型的手机,使用更加多的手机服务,总之,市场化的宗旨就是“通过唤起更为广大的需求来扩大市场以达到增长利润的目的”。

    估计不需要解释了,大家从这个例子里已经找到了过剩体检、过剩治疗、过剩处方,甚至过剩手术的影子了吧?而笔者则认为医疗的总盘子是已经确定下来了的,就是由各种医疗保险的金额所确定下来了的那部分,医疗服务只能在其中进行分配,而不能将其扩大,为了抑制市场的膨胀天性,必须要有国家进行严格监控。

    在手机市场上,顾客和商家还是平等的,顾客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而患者在接受医疗的时候和医生不是平等的关系,患者对于医生给出的指示基本上没有选择的自由,这样的地方实行市场化合适吗?

    美国的医疗市场化所以古怪是因为二战之后美国成了最富裕的国家,全世界的人们共同养着一个美国,所以高收入的美国人能够支付得起他们的医疗费用,但是现在情况变了,美国人虽然还是由全世界的人养着,但养育费用已没有那么多,美国人要自己养活的那部分比例已经越来越大,所以只能放下身段,和其他国家走一样的道路。

    在讨论医疗市场化问题的时候有几个认识误区,第一是经常有人把市场化和私立医院混为一谈,再就是有人以为市场化和利润势不两立。其实并不是这样,比如日本的医疗不是市场化的,但日本绝大多数医疗机构都是私立诊所或者私立医院,而且这些诊所和医院的设备基本上很不错(否则没有患者上门),这些设备都是自己买的,也就是说这些医疗机构都是盈利的。

    实际上,即使是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的企业也有利润这个词汇。从经济学原理来说,销售价减去各种成本之后就是利润,并不是只有当你以利润为唯一追逐目标时才有利润存在的。在国家规定的医疗报酬之上,谁能提供更加优秀的医疗服务,前来就诊的病人就会更加多,医生和医院能得到的医疗报酬也就更加多,这不是什么市场化,只是多劳多得,能者多得的关系。

    笔者是反对医疗市场化的,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当然已经是极为简略化了)。主张医疗市场化的人觉得那样简直是不可能的,但很遗憾,那是实实在在,已经实现了几十年了的事情——日本和其他欧洲国家就是这么干的。

还有一种误解是:“全民医保的国家破产是迟早的事”,所以还是不要去搞,说这句话的朋友其实并没有去那些国家考察过。不错,包括日本在内,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不干的建议,那些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问题。比如日本,只要重新安排一下老年人报销比例以及改正一下日本人缴税比例偏低的问题就足够解决眼前的问题了。

    笔者看到有人说:“医疗资源的聚集是一种产业聚集”,这句话不对,从现代的国家理念上来说,医疗就应该是国家向国民提供的福祉,绝不是什么产业。因为现代国家的理念是人人平等,与他出生在北上广或贵州大山无关,国家有义务向他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如果现阶段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就要不断地努力,否则就是政府的失职。至于“生了病到大城市来,谁让你生在贵州大山”里之类冷冰冰的话,估计也就是在这几年处于转型期的很特殊的中国才会听到,其他国家是听不到这种话的,笔者也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话应该会越来越少听到的。

    有些人并不了解文革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把要向全体国民提供平等的医疗服务和文革期间的医生下放并列。他们大概以为文革期间的医生下放真的是为了改进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相比起机关行政干部,医生被下放的并不太多,而且这些下放的医生基本上在1973年之前也都重新调回了城市,农村还是农村。

    现在有人别有用心地把“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说的神乎其神,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笔者在农村呆过几年,知道里面的究竟,合作医疗以大队为单位,大队选派一个人来当医生,因为这个人还是农民,只不过工分由大队负担罢了,所以这个人被叫做“赤脚医生”,一般是由当地的回乡知青担任,没有回乡知青的时候由下乡知青担任。全大队每人每年出五毛钱,大队再在公积金里提取五毛钱,这就是全部用来购买药物的医疗费用,能干些什么可想而知,所以连治疗腹泻的黄连素都是很珍贵的,好在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疾病了,有病也就是硬扛,现在在不少地区还能看得到。

    但中国一直在发展,现在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别的国家在三四十年前就已经实现了的医疗制度,中国也应该能够实现。贵州大山里的山民也应该享受到必要的医疗服务,不能用“市场化”这个字来把他们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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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9-08-29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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