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十问卫生部长
针对在网上流传多年的热帖——《医生十问卫生部部长》 ，2013年3月6日，在全国政协医卫小组讨论会现场，黄洁夫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作出回应——
“我今天不是部长，我从一个从医几十年的老医生的角度谈点感触。”黄洁夫用这样的开场白，开始了一段85分钟的真情表露。
医疗不能利益最大化
“十问”中首先问：“我们行业是服务行业吗？如果是，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追求利益最大化？”黄洁夫回应说，医疗卫生行业是服务行业。医院不是政府财政全额拨款单位，耗材、药品、设备的采购等，都是典型的市场行为。医疗服务行业需要计算成本、追求经济效益、取得合理报酬，这样才能维持和提升行业的服务能力。
“医疗服务行业与其他服务行业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去争取利益最大化。”黄洁夫说。
激励创收导致过度医疗
“十问”中说：“你知道我们临床一线的工资从何而来，如今的医院没有不搞科室核算的，你给我们发工资了吗？”
对此，多年来一直坚持临床工作的黄洁夫说，现在，还没有一家由政府全额拨款的公立医院。院长为了保证医院的正常运转和发展，就会主动或被动地以各种方式激励创收，从而导致一些备受民众诟病的过度医疗、大处方、大检查等不良行为，导致国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
医生和病人都是受害者
“十问”对医患关系紧张源于沟通不够的说法感到不解，认为“医生无法像政客与律师一样练就如簧巧舌”。
黄洁夫说，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要求与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不成正比，及改革滞后的医疗卫生体制和运行机制造成的。医生和病人都是这些矛盾的受害者。
“绝大多数医生都在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无意被奉为‘白衣天使’，也不容忍被丑化为‘白狼’。”黄洁夫说。
医生应有体面的收入
在常年的超时、超负荷、低工资的情况下，能保持好心情、好态度吗？
对“十问”中的这个问题，黄洁夫说，与中国医生的辛勤付出不相匹配的是，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相对下滑，这就是一些医生对医改持消极观望情绪的原因。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医生确实不属于高收入人群。医生承担着救死扶伤的责任，让他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体面的收入，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
支付体系改革是当务之急
针对“十问”中有关卫生部在医改中职能的发问，黄洁夫说，卫生部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执行部门之一，跨部门协作历来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进行医疗服务支付体系改革是当务之急。”黄洁夫说，在扭曲的价格体制下，以药补医和检查收费成了普遍的补偿机制，而医疗服务技术劳动价值却一直被忽视。如果没有符合当前医疗市场运行规律的医疗服务支付体系的综合改革，很难形成合理的医院补偿机制。
黄洁夫同时强调，建立一个以自由执业为基础、医生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机制，才能让民营医院真正发展起来。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以民营医院为主体的医疗服务体系，更能保障医疗服务的供给效率。
文章来源：健康报
| 追求利益最大化，医疗行业将走上邪路 “医院能不能追求利益？”黄洁夫说，医疗服务的外部环境是市场，我们现在没有一所由政府全额拨款的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医院。医疗服务行业需要计算成本、追求经济效益、取得合理报酬，才能维持和发展服务能力；医疗人员要劳有所得，在社会上才能拥有一定的地位和尊严，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但是，医疗卫生行业与其他行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一定不能追求利益最大化。”他强调，“健康所系、生命相托”是每一个医学生进校必须了解的誓言；以病人为中心，是医疗行业的基本准则。如果追求利益最大化，一定会动摇医务人员的道德和信仰，失去民众的信任，“将走上邪路”。 医生不满意，医改难成功 “医改如果没有医生的满意，就没有人民群众的满意。如果短信里那种医生消极的情绪存在，医改任务和目标将很难实现。”黄洁夫说，医护人员很多都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每周工作70小时左右的医护人员很普遍。然而，与医生的辛勤付出不相匹配的是医生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下滑。“因此，正像短信里说的，很多医生对工作、对医改，反映出的是一种消极的情绪。随机抽样调查显示，80%的医生不愿意子女学医。” 他说，现在医院都需要靠科室核算，按照每个科室完成任务的情况发放奖金。“很多以前便宜的药现在都没有了，即使有也不会有人用，为什么？几分钱怎么发奖金？”这就导致了老百姓很有意见的过度治疗、大处方、大检查。“政府财政投入不足，老百姓看病，自己承担的比例少了，但总数高了，老百姓负担很重。” 他认为，这是造成医患关系尖锐的重要原因。“医患关系尖锐是社会矛盾在医疗卫生行业的集中反映，主要是因为医疗卫生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不足，以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比较滞后。医生和病人都是受害者。” “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提法有问题 黄洁夫说，今天的医生有了较大的就业自主权，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机制，很容易出现基层人才匮乏。尽管现在有诸如“双向转诊”、“万名医生下乡”的做法，但这些都只是治标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他在基层调研中发现，现在比较偏远的医院，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已经很少，公认的临床学科带头人在基层医院也很少。 “‘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的提法很有问题。”黄洁夫质问，“社区病就是小病吗？那是不是社区的医生就是小医生，大医院的医生才是大医生？”这样的导向恰恰造成了三甲医院门庭若市、排队多、预约难，大医院不断扩张，越来越多，越来越大。“5年前，全国每天门诊量超过10000人的医院寥寥无几，现在已经太多了。” 他认为，长此以往，医改“强基层、保基本、建机制”的方向性目标很难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实现。“基层医院建得再漂亮，乡镇卫生院建得再好，没有好医生没有用。” 公立医院改革必须重视医疗服务技术劳动价值 “一个团队七八个人做一个肝切除手术，劳务费只有2000元，耗材、设备、检查费却远远多于此。这就是为什么以前医生愿意用手缝，现在却愿意用Staplers（手术用自动皮肤缝合器）的原因。”黄洁夫认为，公立医院改革一直是医改的难点和重点。这是因为多年以来，片面强调以成本为依据，保障基本医疗需求，而没有重视医疗服务技术劳动价值的体现。“护工一天一百多块钱，护士才几块钱。为什么？” 在长期扭曲的价格体制下，以药养医和检查收费成了医院普遍的补偿机制。医生的价值得不到合理体现，阳光收入低，灰色收入高，更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 来源： 中国科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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