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胆胰外科

医学故事.健康红蓝中华医学会理事神经外科教授2024.8.30一、引言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人们对各种营养素的作用日益关注。维生素C，作为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早已被广泛认可为对健康至关重要的营养素之一。它不仅在免疫系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对皮肤健康和胶原蛋白合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近年来，维生素C在癌症预防中的潜在作用引发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研究。来自浙江大学的研究人员在《Food&Function》期刊上发表的一项荟萃分析，为我们深入探讨维生素C的摄入量和血液水平与消化系统癌症风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一研究成果不仅为消化系统癌症的预防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探索维生素C与癌症之间的复杂关系。二、维生素C的基本特性与重要作用（一）抗氧化作用维生素C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能够中和体内的自由基。自由基是在正常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不稳定分子，它们会攻击细胞内的各种生物分子，如DNA、蛋白质和脂质，导致细胞损伤和功能障碍。通过清除自由基，维生素C可以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伤害，维持细胞的正常结构和功能。（二）对免疫系统的重要性维生素C对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至关重要。它可以增强白细胞的活性，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帮助身体抵抗各种感染和疾病。此外，维生素C还可以促进抗体的产生，增强机体对病原体的防御能力。（三）在皮肤健康和胶原蛋白合成中的作用维生素C是胶原蛋白合成过程中的关键辅助因子。胶原蛋白是一种重要的蛋白质，它构成了皮肤、骨骼、肌腱和血管等组织的主要成分。维生素C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维持皮肤的弹性和紧致度，预防皮肤松弛和皱纹的产生。同时，维生素C还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减少疤痕的形成。三、浙江大学的荟萃分析（一）研究方法与过程这项荟萃分析涵盖了32项前瞻性研究，共涉及1664498名参与者。如此大规模的研究数据为结果的可靠性和普遍性奠定了坚实基础。研究人员系统地评估了维生素C的摄入量及其在血液中的浓度与消化系统癌症（DSC）风险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了严格的统计方法，对各项研究的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以确定维生素C与消化系统癌症风险之间的关联程度。（二）研究结果及分析维生素C摄入量与消化系统癌症风险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维生素C摄入量与消化系统癌症风险降低12%相关。这一结果提示我们，通过增加维生素C的摄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消化系统癌症的风险。其中，对于口腔、咽喉和食管癌（OPE），维生素C的保护作用尤其明显，风险降低高达54%；对胃癌和结直肠癌的风险也有显著降低，分别为19%和11%。这表明不同部位的消化系统癌症对维生素C的敏感度可能存在差异，维生素C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对这些部位的癌症发生起到抑制作用。维生素C最佳摄入剂量的探讨该研究还分析了维生素C的最佳摄入剂量。对于OPE癌症，每天摄入250毫克的维生素C时，风险最低；而对于胃癌，每天摄入65毫克的维生素C时，风险最低。这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合理摄入维生素C提供了具体的参考指标，有助于人们更精准地通过饮食或补充剂来获取适量的维生素C，以达到预防癌症的目的。维生素C摄入与结直肠癌和胰腺癌风险的特殊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维生素C的摄入与结直肠癌和胰腺癌风险呈现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适量摄入维生素C可以降低风险，但过量摄入则可能并不会带来更多的益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这一发现提示我们在关注维生素C对癌症预防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注意把握好摄入的剂量，避免过度摄入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血液中维生素C水平与癌症风险的关联研究还分析了血液中维生素C水平与癌症风险的关系。结果显示，血液维生素C水平与胃癌风险呈负相关，但与其他消化系统癌症的关系并不显著。这表明维生素C在体内的代谢状态和生物利用度在不同类型癌症中的作用可能有所不同。对于胃癌，血液中较高的维生素C水平可能更直接地影响了癌症的发生发展机制，而对于其他消化系统癌症，可能还存在其他更为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或者维生素C的作用途径和机制有所不同。四、国际上相关研究进展（一）维生素C与癌症预防的机制研究在国际上，许多研究团队致力于探索维生素C与癌症预防之间的机制。一些研究表明，维生素C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抑制癌症的发生和发展。例如，维生素C可以调节细胞周期，诱导癌细胞凋亡，抑制癌细胞的增殖和转移。此外，维生素C还可以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促进机体对癌细胞的识别和攻击。（二）维生素C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除了在癌症预防中的作用，维生素C在癌症的临床治疗中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些临床研究表明，高剂量的维生素C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手段，与传统的癌症治疗方法（如化疗、放疗）相结合，提高治疗效果，减轻治疗的副作用。然而，目前关于维生素C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仍存在争议，需要更多的大规模临床研究来进一步验证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三）不同人群中维生素C与癌症风险的关系国际上的研究还关注了不同人群中维生素C与癌症风险的关系。例如，一些研究发现，老年人、吸烟者、饮酒者等人群患癌症的风险较高，而增加维生素C的摄入可能对这些人群的癌症预防更为重要。此外，不同种族和地域的人群在维生素C的代谢和利用方面可能存在差异，这也可能影响维生素C与癌症风险之间的关系。五、通过饮食获取维生素C的方法（一）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我们都知道，维生素C广泛存在于各种水果和蔬菜中，尤其是柑橘类水果（如橙子、柠檬）、草莓、猕猴桃、菠菜和红椒等。这些食物不仅富含维生素C，还含有其他多种营养素，如膳食纤维、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等，对健康有益。（二）合理的饮食搭配为了获得足够的维生素C，建议日常饮食中包含多种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可以将柑橘类水果作为早餐的一部分，或者在午餐和晚餐中加入一份绿叶蔬菜和一份水果。此外，还可以将草莓、蓝莓等水果作为零食食用，增加维生素C的摄入量。（三）注意食物的烹饪方式食物的烹饪方式也会影响维生素C的含量。高温烹饪、长时间浸泡和过度加工等方式会导致维生素C的损失。因此，在烹饪食物时，应尽量选择低温、短时间的烹饪方式，如蒸、煮、炒等，以保留食物中的维生素C。六、结论综上所述，维生素C在消化系统癌症预防中具有重要作用。浙江大学的荟萃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表明合理摄入维生素C可能是降低癌症风险的一种有效策略。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维生素C并不是万能的，它不能替代传统的癌症预防和治疗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维持身体的健康，降低患癌症的风险。同时，国际上的研究进展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维生素C与癌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未来的研究将继续深入探讨维生素C在癌症预防和治疗中的作用机制，以及不同人群中维生素C的最佳摄入剂量和摄入方式。通过不断的研究和探索，我们有望更好地理解这一重要营养素的潜在益处，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医学顾事红蓝融合中华医学会理事神经外科教授近十几年来，科学家、研究人员、媒体和普通大众开始对“脑-肠-微生物轴”这一新兴概念感到兴奋，他们专注于肠道菌群的改变如何自下而上地促进脑部疾病的发生。其实，脑-肠-微生物轴中的信号传递是循环的，信号在多个反馈循环中沿着两条主要途径传递：从肠道和肠道微生物到大脑自下而上的交流以及从大脑到肠道和肠道微生物的自上而下的交流。这种双向交流深刻地影响着肠道和大脑的健康。慢性压力和脑-肠-微生物轴正如现代生活方式促进了肠道和肠道微生物之间不匹配一样，它们也在大脑水平上促进了类似的差异，产生了另一种不匹配，那就是我们古老的压力反应系统和现代社会数量空前的、通常不会危及生命的压力之间的不匹配。我们的神经系统偶尔会因紧急的、危及生命的危险而触发“战斗或逃跑”反应，这曾经让我们的祖先躲避了被捕食的危险，对于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但是如今，这种反应往往是由不太严重的威胁所触发的。这种高水平的感知生理压力和慢性焦虑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比如破坏了脑-肠-微生物轴的关键信号传递。有许多充分的证据表明，急性和慢性压力会对脑-肠-微生物轴产生影响。释放到肠道的去甲肾上腺素等压力介质可以激活微生物基因，增加细菌与肠道免疫系统的接触。压力也会改变整个肠道的收缩和蠕动，影响食物通过肠道的时间，进而影响微生物的栖息地和食物供应。此外，压力还会增加肠道渗透性，造成众所周知的“肠漏”，这可能导致肠道免疫系统的低度激活。过去我们把肠道健康的变化单纯归因于不健康的饮食，但是很明显，它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大脑向肠道发送的慢性压力信号所引起，这些信号会改变肠道微生物信号分子，然后向大脑发送警报反馈。复杂的大脑疾病不能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而是需要更全面的网络科学视角，长期的压力和焦虑，加上不健康的饮食和缺乏有规律的运动，会对肠道健康产生协同的有害影响。肠道微生物和抑郁症关于肠道菌群影响大脑健康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动物研究的结果，比如那些完全不携带任何肠道微生物的“无菌”小鼠，它们会表现出异常的情绪行为以及学习和记忆缺陷。这些令人大开眼界的研究证实，大脑从肠道及其肠道菌群接收到的信号可以调节大脑功能和行为。那么，肠道微生物数量、多样性或功能的变化是否与重度抑郁症有某种联系呢？近年来，研究人员进行了一系列有意思的实验，研究人员将抑郁症患者的粪便转移到无菌老鼠或抗生素清除肠道细菌的老鼠体内，目的是为了证明在抑郁患者中发现的肠道菌群的改变是否是他们情绪下降的直接原因。结果很有意思，这些接受了粪菌移植的老鼠会开始表现出抑郁样的行为。这样的实验明确证明人类粪便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转移可以改变老鼠行为和大脑生物化学。2016年，另外两个实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发现。一项是由来自我国重庆多个科学机构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另一项是由爱尔兰科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的。研究人员将重度抑郁症患者的粪便转移到无菌小鼠（我国的研究）和抗生素清除肠道细菌的大鼠（爱尔兰的研究）中。在这两个实验中，接受粪便移植的动物也同样都表现出类似抑郁的行为，也就是说，它们的行为反映了人类抑郁症的特征。此外，这些老鼠表现出与抑郁症患者一样的肠道菌群紊乱。这两项研究都表明，抑郁症患者肠道中的某些微生物及其代谢物，比如色氨酸代谢物犬尿氨酸，会影响小鼠的行为举止，产生焦虑的行为和大脑功能。然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从实验室小鼠的研究中，我们能转化的信息是有限的。老鼠和人类之间的差别太大了。实验室的老鼠是近亲繁殖的，这使得它们在基因上无法区分。它们都在相同的条件下长大，吃着相同的食物，生活在相同的温度下，经历相同的早期生活环境。重要的是，人类大脑的复杂性及其在产生情感方面的作用与老鼠大脑截然不同。尽管如此，许多研究人员仍然试图寻找一种普遍的“抑郁症微生物特征”，即可能与人类抑郁症有关的肠道菌群及其产生的特定代谢物。2015年，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团队发现，仅仅根据研究对象的肠道菌群组成就可以将抑郁者或非抑郁者区分开来。更具体地说，当研究人员将46名诊断为重度抑郁症的患者和30名没有抑郁症的健康对照者的粪便样本中的微生物进行比较时，他们发现抑郁症患者的拟杆菌门、变形菌门和放线菌门细菌数量较多，但是栖粪杆菌属的细菌较少，这是隶属于厚壁菌门的一个细菌属。厚壁菌门丰富高被认为是肠道健康的标志，也与抗炎特性有关，生活在非洲坦桑尼亚的原始狩猎部落的哈扎人就是如此。研究人员也发现，粪便中这些有益微生物越多，患者的抑郁程度就越低。然而，其它研究将抑郁症患者和健康对照的肠道菌群组成进行比较，得出了不同的、有时甚至矛盾的结论。例如，其中一项研究报告了抑郁症患者拟杆菌门减少，这与浙江大学报告的结果相反。这可能是因为参与这些研究的人群在基因、环境和微生物方面各不相同，更不用说他们有不同的饮食和广泛的生活经历。换句话说，研究人员还无法找到一种普遍的抑郁症微生物特征可以证明特定的肠道微生物及代谢物与抑郁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肠道微生物在代谢食物成分时产生的一些信号分子，比如胆汁酸和激素，可能与抑郁症有关。然而，只有当我们能够完全理解这些化合物如何影响脑-肠-微生物轴的功能时，这些研究得出的结果才有意义。我们已经知道，由肠道微生物直接产生的数以千计的这样的分子，以及来自微生物与肠道相关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许多炎症介质，都参与了这个复杂网络中的交流。对神经递质5-羟色胺的研究采用了这种系统方法，并取得了非凡的发现。大多数5-羟色胺是在肠道菌群的帮助下产生的，但也有少量5羟色胺可以由大脑独立产生。众所周知，5-羟色胺在睡眠调节、疼痛敏感、食欲和其它重要功能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也与一些脑部疾病有关，特别是抑郁症和自闭症。在肠道中，5-羟色胺有助于调节肠道运动和分泌。必需氨基酸色氨酸、肠道5-羟色胺以及另外两种神经活性色氨酸代谢物犬尿氨酸和吲哚，是脑-肠-微生物轴中研究最广泛的信号分子。尽管5-羟色胺在微调大脑功能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只有不到5%的5-羟色胺在大脑中产生并储存。脑干神经细胞中发现了少量的这种物质，这些细胞可以向大脑的所有区域发送上行投射，也可以向脊髓发送下行投射，因此，它对神经活动和行为有广泛的影响。它的影响在我们的情绪调节网络中占主导地位，因此有助于调节我们的情绪。这也是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发挥作用的前提，SSRIs是一种抗抑郁药物，被认为是治疗抑郁症最有效的药物干预手段之一。SSRI类药物就是为了增加大脑不同区域的5-羟色胺的浓度。我们身体中的其它95%的5-羟色胺是由肠道内壁上一种被称为肠嗜铬细胞（ECCs）的特殊细胞分泌的，它就是5-羟色胺的仓库。当受到微生物或肠道内容物的刺激时，肠嗜铬细胞会在肠壁分泌5-羟色胺，它可以分泌到感觉神经末梢，也可以进入循环以及进入肠腔。但是，5-羟色胺无法通过血脑屏障。然而，肠道中释放的5-羟色胺却可以对大脑功能有重要影响，因为它的重要目标是迷走神经的感觉末梢。当受到刺激时，它们会向大脑中的情绪调节网络产生长距离的迷走神经信号，因此肠道的5-羟色胺能够以这种方式向大脑发送信号。我们的肠道微生物可以对我们所吃的食物做出反应，从而影响肠道中5-羟色胺的合成和分泌，因此，这些微生物的活动可能对大脑和我们的许多重要功能产生重要影响，比如疼痛敏感性、睡眠和食欲等。我们所吃的食物、肠道微生物和肠道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肠道微生物为肠嗜铬细胞中5-羟色胺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刺激，部分5-羟色胺被分泌到肠腔，在那里它可以影响肠道微生物。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分泌到肠腔内的5-羟色胺在肠道菌群和肠道细胞之间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为了更好地理解微生物在调节5-羟色胺和其它色氨酸代谢产物中的作用，研究人员对无菌小鼠和正常小鼠进行了比较。在一项这样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无菌小鼠血液循环中的5-羟色胺含量仅为拥有正常菌群的小鼠5-羟色胺含量的一半。此外，正常小鼠中较高的5-羟色胺浓度伴随着5-羟色胺产生所必需的基因的丰富表达。这些发现证明，某些肠道微生物可以调节5-羟色胺的合成以及脑-肠-微生物网络中的5-羟色胺信号传递。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ElaineHsiao博士通过一系列精巧的实验，证明了短链脂肪酸（肠道细菌发酵膳食纤维产生的代谢物）和次级胆汁酸负责肠嗜铬细胞中近一半的5-羟色胺的合成。这是通过微生物对肠嗜铬细胞内的一种特殊酶的刺激实现的，这种酶负责将食物中的色氨酸代谢成5-羟色胺的第一步。根据Hsiao博士的研究发现，微生物接触到的色氨酸越多，它们刺激肠嗜铬细胞产生的5-羟色胺就越多。换句话说，我们给肠道微生物提供的富含膳食纤维和色氨酸的食物越多，它们刺激肠道5-羟色胺的分泌就越多，可对全身提供广泛的好处。这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Hsiao博士最近的研究揭示，微生物本身也会受到它们所刺激分泌的5-羟色胺的影响。Hsiao发现，某些微生物的细胞膜上有一种分子，与血小板和脑细胞细胞膜上的分子非常相似，这种分子能使这些细胞吸收5-羟色胺。这种5-羟色胺转运体与大脑中的神经细胞表达的分子是相同的，它也是SSRI类抗抑郁药的靶点，比如西酞普兰和百忧解。换句话说，肠嗜铬细胞释放到肠腔的5-羟色胺可以被微生物吸收，改变它们的行为。虽然微生物吸收5-羟色胺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仍然是未知的，但有人猜测，抗抑郁药可能不仅作用于大脑，还可能通过增加肠腔内5-羟色胺的水平，影响肠嗜铬细胞和微生物之间的交流。肠道中5-羟色胺水平的增加可能不仅在服用SSRIs的患者报告的常见胃肠道副作用中发挥作用，也可能在抗抑郁药物治疗的一些独特的临床特征中发挥作用。例如，肠道菌群的差异以及饮食的差异，可能是一个人对这组药物的反应和副作用的差异的基础。此外，肠道微生物参与5-羟色胺生理学，那么饮食干预作为药物的补充，对抑郁症患者具有有益作用。科学表明，肠道菌群不仅在刺激肠嗜铬细胞产生5-羟色胺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而且在色氨酸分解为神经活性分子方面的作用更为广泛。其中一种与大脑功能和脑部疾病直接相关的色氨酸代谢物是犬尿氨酸。在胃肠道中，犬尿氨酸是由吲哚胺-2,3-双加氧酶（IDO）的作用下由色氨酸合成的。这种基于肠道的酶以及相关的犬尿氨酸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肠道健康和某些微生物活动的影响。厚壁菌门中的一类微生物在调节肠嗜铬细胞中5-羟色胺的合成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乳酸杆菌决定了多少色氨酸被转化为犬尿氨酸。虽然我们很多人都熟悉色氨酸和“快乐分子”5-羟色胺，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犬尿氨酸，它在慢性压力对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的影响中发挥着同样重要但是相反的作用。大量的科学研究都发现，多种脑部疾病中都存在犬尿氨酸失调，包括抑郁症和阿尔茨海默病。例如，在小鼠、大鼠、灵长类动物和人类中都已证明，慢性压力会减少乳酸杆菌的相对丰度。在大鼠中，研究表明这种减少会降低动物将色氨酸分解为5-羟色胺的能力。慢性压力伴随着IDO酶的增加，这会导致犬尿氨酸的增加，与5-羟色胺不同，犬尿氨酸可以自由地从血液进入大脑。大脑中犬尿氨酸增加的一些最重要的影响是神经炎症和神经退行性病变，这与某些形式的抑郁症和阿尔茨海默病有关。此外，由于犬尿氨酸会与色氨酸竞争穿过血脑屏障，肠道中产生的犬尿氨酸越多，大脑中用于制造5-羟色胺的色氨酸就越少。犬尿氨酸与5-羟色胺比值的增加与阿尔茨海默病和某些形式的抑郁症有关。因此，减少慢性压力和改变饮食习惯，以调节肠道菌群组成和功能，可能会减少转化为犬尿氨酸的色氨酸的数量，从而将平衡转向5-羟色胺的合成方向，这可能也对于一些脑部疾病的治疗具有有益作用。虽然膳食色氨酸转化为5-羟色胺和犬尿氨酸的代谢是由肠道细胞完成并由微生物调节的，但只有肠道微生物本身能够将色氨酸代谢为另一组代谢物，那就是吲哚类化合物，它们在人体和大脑中也具有广泛的功能。例如，有的吲哚代谢物被证明可能有助于调节影响我们食欲的大脑网络；而另一种代谢物硫酸吲哚酚可能在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病和抑郁症的发生中发挥作用。因此，由肠道微生物调节或产生的色氨酸代谢物，在我们的脑-肠-微生物轴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不健康的饮食和/或长期的压力都可能导致这个复杂的通信系统发生变化。压力对抑郁症的强化作用在脑部疾病中，包括抑郁症、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和自闭症，患者以一种健康和适应性的方式与世界互动的能力受到损害，这意味着他们经历着一种长期激活的应激反应。例如，随着认知能力的下降，人们会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他们的大脑和记忆正在衰退，从而产生焦虑；在自闭症中，人际交往和社交技能受损以及由此产生的孤独感会导致压力；在抑郁症中，遗传和表观遗传因素的相互作用使人们对压力反应过度，使他们在儿童时期更容易患上焦虑症，这反过来又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更有可能患上抑郁症。事实上，一些证据表明，一个人的焦虑开始得越早，抑郁就越有可能随之而来。这种“战斗或逃跑”反应的持续参与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反应，会给脑-肠-微生物轴自上而下的带来了额外的负担，这反过来又会影响肠道，导致肠道菌群的不利变化，例如产色氨酸代谢物犬尿氨酸和吲哚的细菌数量增加，从而增加了低度免疫激活。这些转变通过代谢物、免疫介质和迷走神经活动等信号传递回大脑，加强并延续原有的大脑功能紊乱，甚至可能导致结构性的大脑变化。这种恶性循环会一直在进行。在脑-肠-微生物轴研究中，很少有领域能够像那些证明急性和慢性应激对肠道菌群组成的影响的研究那样，在临床前和人体研究中显示出如此一致的结果。2017年，《科学报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对这些发现进行了有意义的扩展。研究人员发现，慢性应激小鼠的情绪行为、肠道菌群组成及其代谢物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之前关于慢性应激对肠道菌群影响的研究一致，他们观察到最显著的变化是乳酸杆菌的比例显著减少，循环中的犬尿氨酸水平增加。值得注意的是，给这些应激老鼠补充乳酸杆菌，可以恢复肠道内的乳酸杆菌水平到足以降低犬尿氨酸水平和改善行为异常。事实上，乳杆菌属的细菌成员有能力产生高水平的过氧化氢，以维持其在高度竞争的肠道微生物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结果表明，乳酸杆菌产生过氧化氢可能通过直接抑制肠道吲哚胺-2,3-双加氧酶（IDO）来防止慢性应激诱导的抑郁行为的发生。这反过来又会降低犬尿氨酸水平，我们知道犬鸟氨酸与抑郁症和其它脑部疾病有关。一些人类研究也表明，某些特定的乳酸杆菌菌株可以减轻压力和焦虑，研究人员甚至可以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看到大脑中的明显变化。当然，我们还需要更大规模的人类临床研究来证明益生菌在治疗抑郁等脑部疾病中的作用。但是，现在的研究足以支持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以肠道菌群为靶点，可能是抗抑郁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外，我们所吃的东西对它们的严重程度有影响，这也让我们所有人都有机会通过饮食来改善大脑健康。参考资料：Ghosh,S.S.,etal.(2020)."IntestinalBarrierDysfunction,LPSTranslocation,andDiseaseDevelopment."JEndocrSoc4(2):bvz039.Jiang,H.,etal.(2015)."Alteredfecalmicrobiotacompositioninpatientswithmajordepressivedisorder."BrainBehavImmun48:186-194.Zheng,P.,etal.(2016)."Gutmicrobiomeremodelinginducesdepressive-likebehaviorsthroughapathwaymediatedbythehost'smetabolism."MolecularPsychiatry21(6):786-796.Kelly,J.R.,etal.(2016)."Transferringtheblues:Depression-associatedgutmicrobiotainducesneurobehaviouralchangesintherat."JournalofPsychiatricResearch82:109-118.Yano,J.M.,etal.(2015)."Indigenousbacteriafromthegutmicrobiotaregulatehostserotoninbiosynthesis."Cell161(2):264-276.Marin,I.A.,etal.(2017)."Microbiotaalterationisassociatedwiththedevelopmentofstress-induceddespairbehavior."ScientificReports7:43859.

医旅健china-mth 医旅健MTH 2023-07-3107:41 发表于北京研究新发现：阿司匹林增加脑出血风险，无法预防中风医生有时建议老年人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以降低他们患最常见的中风的风险。然而一项研究表明，这还不如安慰剂有效，而且增加了脑出血的风险。每天服用低剂量阿司匹林并不能预防从未中风的老年人出现这种常见疾病的情况，而且可能会增加他们脑出血的风险。澳大利亚墨尔本莫纳什大学的JohnMcNeil说：“这提供了更多证据，证明给不需要阿司匹林的人开阿司匹林不是个好主意。”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出现血栓的几率增加，这可能会阻碍血液流向大脑，引发所谓的缺血性中风。为了应对这种风险，医生有时会以每天75毫克至100毫克的剂量给老年人开能够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让他们每日服用，这通常被认为是低剂量。但McNeil说，即使是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也并非没有风险。去年11月，他和同事证明了每天服用低剂量阿司匹林会增加老年人跌倒的风险。作为试验的一部分，McNeil团队调查了19114人在平均近五年时间里中风和头部内出血的发生率。在这些参与者中，有17725人至少70岁，居住在澳大利亚，其中绝大多数是白人。其余1389名参与者是居住在美国的65岁及以上西班牙裔或非裔美国人。研究开始时，参与者均无中风或任何其他心血管疾病病史。约一半参与者被指定每天服用100毫克阿司匹林，另一半则服用安慰剂。服用低剂量阿司匹林的参与者有1.5%在研究期间经历了缺血性中风，而安慰剂组的这一比例为1.7%。考虑到每个人参与研究的年限，研究人员发现阿司匹林并不能降低他们患缺血性中风的风险。当研究人员根据年龄、性别、种族或民族对参与者进行分类时，情况依然如此。当提及阿司匹林的副作用，研究发现服用阿司匹林的参与者中有1.1%出现大脑内部或周围出血，而这一比例在服用安慰剂的参与者中只有0.8%。尽管这听起来可能差异不大，但统计分析表明，这不是偶然发现。这类出血有时发生在头部受到打击后，例如摔倒时，但有时是自发的。McNeil说，这一发现尤其重要，因为颅内出血通常比缺血性中风更致命。除了阿司匹林的血液稀释特性外，人们的血管会随年龄增长自然变弱，更容易导致出血。然而，McNeil说研究结果只适用于没有心血管病史的人。低剂量阿司匹林可能有助于降低患有这些疾病者的中风风险。在服用或更换药物之前，应该咨询医生。阿司匹林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胃肠道反应，表现胃肠功能紊乱、恶心、呕吐、腹痛等症状，大剂量长期服用可引起胃溃疡、胃出血；低剂量长期应用也可引起上述症状。偶见过敏反应，表现为皮疹、寻麻疹、血管神经性水肿和过敏性休克，某些哮喘患者服用后会因为过敏反应引起“阿司匹林哮喘”。服用剂量过大或对于敏感体质者，阿司匹林还可以引起头痛、眩晕、噁心、呕吐、耳鸣、视力及听力减退，严重者出现高热、精神错乱甚至昏迷惊厥，这些症状称为水杨酸反应。有时大剂量使用还可以引起肝损害。如何预防不良反应：服用适宜剂量，如果漏服，不宜加倍补服；选择正确的服药时间，由于对胃肠道有一定刺激，多数阿司匹林的口服剂型应在饭后服用，但是有些阿司匹林制成了肠溶片，此剂型在肠道才开始分解吸收，一般不会对胃黏膜有明显刺激，因此应在饭前服用，这样能让药物迅速进入肠道，利于吸收。从人体生物钟来看，早上六点到十点血粘度较高，血压高心率快，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高发时段，因此肠溶阿司匹林晚上服用效果更好。应避免同时服用可增加胃酸分泌的药物，如糖皮质激素、维生素B1。服用阿司匹林时曾发生过溃疡或出血者，属高危人群，应慎用或禁用阿司匹林，若必须服用，应在医生的指导下同时服用胃黏膜保护剂或抑制胃酸的药物进行治疗。如果用于抗栓治疗，服用阿司匹林决不可服服停停，一般应坚持长期口服。接受过介入治疗和冠状动脉置放过支架的患者尤其不可停药。如因特殊需要停服，则应逐渐减量。突然停服可能诱发血栓形成，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几率。温馨提示：服用期间，应密切观察身体状况，一旦身体出现以下症状如皮肤有瘀斑，刷牙时经常出血，鼻腔出血，烧心样感觉，大便变黑等，要及时去医院化验血小板和凝血象。要重视病史，曾发生过溃疡或出血者，属高危人群，应慎用或禁用阿司匹林。有慢性肝病、血小板过少、凝血功能明显障碍的患者最好不用阿司匹林。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01/jamanetworkopen.2023.25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