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肇杨 | 生而为医，是我最大的幸福(转载自““晔问仁医 ””)

“你到底图什么呢？”这是我反复追问他的一句话，这个拼命退还红包，甚至还自掏腰包动手术的军人，实在是一个另类，他说，什么都不图，就图当下的心安理得，“我在做一件很少有人愿意做的事，不能分心，荣誉和金钱，都容易让人迷失，我不能。”

武警上海总队医院烧伤和创伤修复科主任，主任医师董肇杨，擅于大面积烧伤治疗，大面积创伤修复。

半个脑壳的中年人，从火葬场拉回来的小伙子，生满蛆虫的残肢，百分之八十五烧伤面积的小孩，没了阴茎的下体……我想，这辈子见到最恐惧的画面，是在他的电脑上。他边看边说，我的胃神经却一阵一阵抽搐。

“他们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没得选择，我也不会推辞，我知道，找上我，是彼此的缘分，我给他们最后的希望，他们成就我完成一件件高难度的作品。”

从头到足，从烧伤到创伤，他的皮瓣创新修复能力巧夺天工，我后来见到了一张张手术后的照片，照片上的人都在微笑，死神已经暂时走开了，他们的躯体不再狰狞，不再触目惊心。

“他们都挺好的，还懂得感恩，出院的时候有跪下磕头的。好多人都是赤贫，我们还得想法子捐款给他们做手术，以及术后康复。”他说。

“我就是个收破烂的，捡到每一件破烂，我都如获至宝，煞费苦心的修复，彻夜难眠的思索，为的是还一个承诺，还一个尊严。”他说。为此，他有时被同行奚落，有时被同事误解，他依然故我，我行我素，特立独行。

这就是他的人生，从江西农村走出，已经在烧伤创伤领域颇有建树的他，常常会梦见一头孤狼，在冷冷的峭壁上长啸，“一次次自我挑战，蛮孤独的，不过我会自我安慰，每完成一次巨大修复，会喝一口小酒，自我得意一番。”

我见到的触目惊心的创口，在他看来早就司空见惯，许多别家医院不收的病人，把他当做最后一根稻草，他说，照单全收，我尽最大的努力治疗。

我问，如果你在瑞金，在仁济这样的平台，你会怎样，他说，人生如棋，落子无悔，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意义，每一个平台都有这个平台的宿命，“我在这里，当下很好，我的刀法和创新力得到激发和完善。”

有空的时候，他打网球，慢跑，他说所有的委屈和压力，都会随着汗水，流淌殆尽，人到中年，他说还有激情，只是更有厚重感，高三的女儿用阿黛尔的歌声鼓励他，被他用作手机铃声，每次听到这个铃声，他心中无比满足。

“见过太多死亡了，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助人幸福。幸福关乎一个人希望活着的理由。在形形色色的理解里，生命与死亡的尊严形态各异。但尽可能地遵照本人意愿，做出符合内心需求的选择，才是尊严的真意。 ”

我和他聊起我们这个年代的共同记忆，他说极尽疲惫的时候，会找一些老电影温习，“尽管电影是黑白的，但里面的每一个脸蛋都是明媚的，每一副牙齿都是洁白的，每一个衣衫褴褛的人都是温暖的，每一个坏蛋的脸上都是贴着标签的 ，每 一个坚持信仰的人都是忠诚的，每一个女人的心里都是充满希望的，世界可以如此黑白分明，人性可以如此美好，我愿意相信。”

谈话从一个又一个触目惊心的病例开始。

电脑上的照片一张张展示着，患者被烧伤的惨状，看得人心一直揪着。“你怕吗？”我问。“做烧伤医生怎么能怕这个。”董肇杨平静地说。

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把病情用手机拍了，火车上，飞机上，甚至走路、吃饭，就拿出来看，构想手术方案。女儿从来不敢打开他的手机，就怕一不小心看到血肉模糊的残肢断臂。

董肇杨出身江西乡村，从小学习刻苦，高考成绩是县里前十名，被第一军医大学录取。懵懂的他觉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当个治病救人的医生也蛮好的。虽然特立独行的性格，与军校的“令行禁止”有些格格不入，一开始并不习惯，但是这之后几十年，他再也没有脱下过军装，军人的品格融入身体里。现在他和同事去打靶，十发子弹，依然可以打99环。曾经有闹事的病人家属，握着水果刀刺过来，他不假思索一个空手入白刃，夺下刀来，把一场一触即发的流血事件消弭于无形。“这岂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不畏艰险，这就是军人。”

大学毕业后，他曾在沈阳军区235医院做了四年普外科，1993年，“中国肝胆外科第一刀”吴孟超教授在第二军医大学任教，董肇杨心动，想要去考吴孟超的研究生，可惜最终失之交臂。1999年，他在长海医院烧伤科师从陈玉林教授博士毕业，作为人才引进，来到武警上海总队医院。

医院不大，病人也少，科室里十个医生，那年冬季，科里只有5个病人，这是当年的状况。烧伤科涉及到身体的方方面面，需要对多学科的了解。董肇杨正好有做大外科的经验，也更愿意留在临床一线。有人说，“烧伤科是公认最惨的科”，没人愿意做。可是董肇杨坚持下来了，2002年，他37岁时，任烧伤科主任，很快度过了适应期，救治了一个个不可思议的病例，在某些领域，做出了国际创先的成功。

据统计，每年因意外伤害的死亡人数中，烧伤仅次于交通事故，排在第二位，而且在交通事故伤害中，也有大量伤员合并烧伤，当烧伤占全身表皮面积的1/3以上时就会有生命危险。

我国烧伤专业的发展是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的，主要是治疗中小面积烧伤和烧伤后瘢痕挛缩后期整形的伤员，之后救治烧伤的工作在全国逐步被普及推广。1958年上海瑞金医院成功抢救了被严重烧伤的工人邱财康，这是全世界第一次治疗烧伤面积超过80%的病例。如今我国烧伤治疗水平已经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欧洲顶尖权威专家曾在公开著作中表示：烧伤科和断肢再植，是中国医生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每一年，董肇杨都能收到十几面锦旗，他都默默收起来，他不愿以此对外炫耀。但他的诊室的墙上，的确也挂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的是“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几个字，普普通通，平淡无奇。然而在这面锦旗的背后，有一个传奇故事。

那是个29岁的年轻人，出了严重车祸，颅骨骨折，颅内血肿，硬膜下血肿，硬膜外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骨盆骨折，左胫骨骨折，肾功能衰竭，脓毒症，皮肤广泛撕脱伤……在某大医院医生抢救了十几天，无力回天。最终，病人被送到殡仪馆，准备火化安葬。可是，躺在殡仪馆柜子里，他竟然又顽强地活了过来，发出了声音。亲人们又惊又喜，马上送到医院继续抢救，此后辗转到董肇杨手里。

这么重的病人，在别人眼里，接下来实在有些傻。面对家属的误会和同事的不理解，董肇杨不顾别人的眼光，争分夺秒把手术做完，为病人争取生存的时间，之后整整四个日夜没合眼，在重症监护室看护病人。幸好苍天不负，最终抢救成功。病人出院的时候，送了他这面锦旗。

这个病例在国内烧伤界被传为一段传奇，全国的几家大医院邀请他专题讲座。面对台下的大主任，甚至院士们，董肇杨丝毫不怵，他说，当初之所以肯接下来这个病例，不为名，也不为利，也许很多人碰到了会回避，可是自己会往前冲。“人活在世上，就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每次和这样的病人接触都是一种缘分，也是一次锻炼机会。放弃很容易，但是一个医生想要成就自己，不能见到困难就绕路而行。就像登山运动员一样，登顶的喜悦只是一瞬，山外有山，更高的山峰等待着挑战。”

曾经有一个青海玉树的车祸病人，前期手术情况非常糟糕，很多大医院都感到棘手，最终又到了董肇杨的手里。他之前没有见过类似病例，却也不拒绝。病人的气管被切开，说不出话，他思考了很久，和妻子一起研究解剖结构，最后设计了一个疤痕皮瓣，但是皮瓣裂开，又巧妙地在病人头下多垫了一个枕头，把一个不可能的病例救过来了。这个病例中，董肇杨说，重要的是对解剖的重视。

一位老师曾经告诉过董肇杨：“外科医生最基本的两个素质是，扎好血管，熟悉解剖。”董肇杨牢牢记住了。所以他对于解剖格外重视。2004-2005年期间，他曾多次到尸体解剖室做解剖，了解人体结构，并且参加尸体解剖学习班，拍了大量照片，有空就翻看琢磨。有时碰到非常复杂手术睡不着，他甚至会在半夜里爬起来翻解剖图册。

做这些的原因是，他对生命的尊重。“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告诉你所有疾病的治法，在遇到之前没见过的病例，被难住时，到哪里去找答案？到解剖结构里。我把解剖书当做最好的老师。”对解剖的熟悉，让董肇杨手术的时候不会犯错，即使面对被流弹打伤，子弹距离心脏只有一公分的手术，也显得游刃有余。

前几年，有一个乳腺癌手术病人，手术后伤口裂开，迟迟无法愈合，后来被推荐到了董肇杨这里，他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凸形皮瓣”，一举成功，后来，同类的病人全都来找他；还有过一位84岁的老太太，被公交车压过下肢，下肢骨头很多都外露并坏死了，本来要截肢，被他用自己发明的技术，保住了老人的双腿，老太太86岁的时候，自己一路走来感谢他；一个25年前烧伤95%，被救回来的病人，脚上长了一个很大的肉瘤，需要切除，但是由于身体曾被大面积烧伤，因为下颌与前胸壁粘连而导致头部后仰困难，全身麻醉根本无法插管，后背因疤痕严重并伴有创面也导致腰麻根本打不进去。董肇杨就用一支局麻药，完成了大腿高位截肢手术。后来查文献得知，这样的手术在全国也没有先例，并且在军事和抢险救灾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战争年代或者抗震救灾时期，医疗队必须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抢救伤者，所以这种‘局麻截肢’手术，很有推广价值。”

虽然创先的事物必将带来很多的经济利益，但是董肇杨并没有想将这项成就据为己有的念头，他说，“医疗技术是属于大家的，没有专利之说。希望我的这个病例，能够让更多的生命得到拯救。”

2015年五月，在上海金山区的一个只有两岁的仡佬族女孩，玩耍时掉入滚烫的豆浆锅中，全身烧伤面积超过85%，被辗转送到上海武警医院时，已经生命垂危，处于休克状态，连哭声也没有。

小女孩被安置在烧伤科ICU病房，董肇杨见到之后，也吓了一跳，这是二十多年来，武警医院遇到过的最严重的一个病例。他在旁边守护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带了些小水饺和鸡蛋给孩子吃，没想到，被孩子全部吃光了。

小女孩强烈的求生欲望，给了董肇杨救治的信心。武警医院之前救治过的烧伤孩子，烧伤面积最大的是70%，烧伤面积越大，供皮区就越少，难度会成倍增长。经过大家反复商讨，最终拿出了治疗方案。为了减少小女孩的痛苦，医院将清创植皮手术减少到3次，烧伤科几乎全员上阵。

难度如此大的手术，费用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但是董肇杨说，“当时就一个念头，先救了再说，费用再想办法。”他在家里跟女儿提起，女儿说，“我们来捐款吧。”自己首先捐出了一千元。后来经过电视台的报道，本院医护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自发伸出援手，加上医院的减免，将小女孩的手术费用凑齐了。104天，前后三次手术，最终小女孩顺利出院。

这个病例也是中国医生治烧伤的新高度。董肇杨记得，二十年前德国弗兰堡大学的一位大外科主任，见到一例80%成人救治成功时就感叹说，你们中国医生治疗烧伤真了不起！如今这么2岁的小孩，面积达到85%竟然也能救活，不知他知道后该怎么说？

董肇杨坦言，很多手术都非常棘手，他就像是“捡破烂”一样，捡起一个个别人不愿意碰的手术，当做自己最珍贵的宝贝。这些病例中，病人的家庭大多贫苦，可是即使再付不起钱，他也不会把病人往外推。他说，人生在世，生而为医，能够救死扶伤，是最大的意义所在。他这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医生”这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