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些患者而言，我们的疗法无可替代

SYQ老先生是急诊入院的。他到急诊时，总住院医生已经通知我们，即将来一个双侧巨大硬膜下血肿的患者，意识不清，已经不能行走，可能需要急诊手术。因患者没有明确的外伤史，出于鉴别诊断的考虑，我们医生还给患者做了头的磁共振检查，确定没有明显的血管异常（图）。老人入院后，我们医生常规跟家属交待是否尝试做药物治疗，但家属态度坚决，要求手术。在做好系列手术前准备后，我们将患者推入手术室，谁料老先生突然躁狂起来，发怒，骂人，乱动，常规的局麻下钻孔引流手术根本无法实施。此时如果要实施全麻手术，麻醉科医生又担心患者心肺功能检查没有完善，怕出问题。跟家属商量后暂时将老人推回病房。我们看老人已经平静，也能简单交流，就跟家属商量，暂时对症处理，待完善检查后择期手术治疗。我们还再次征询家属是否可以尝试药物治疗，而家属仍然期待手术治疗。但是，S老先生根本不给我们机会，在完善术前检查并等待手术的过程中，一提手术，老先生就变脸骂人，又吵又闹，甚至要动手打人；一说不手术，立即就安静了。护工说，有时不提手术也骂人吵闹，每天发作至少2次。不得已，家属同意先实施药物治疗，走一步算一步。于是，我们用奥氮平控制精神症状，实施立普妥（20mg/日）加地塞米松（3片/日开始，4周内减量停药）治疗。实施1周左右，老先生的精神状况明显改善，双腿也有力了，跟我们的交流恢复到基本正常。2021年6月28日头磁共振复查，虽然不能判断血肿明显减少，但因为患者症状体征改善明显且脑室结构显示得比前一次检查更清晰，我推断药物治疗有效。此时，已完全清醒的S老先生还是恐惧手术，不愿意住院治疗，我果断给患者开了出院证，让他院外治疗并嘱咐下级医生做好随访工作。

2周后，老先生门诊复查的头CT显示血肿已经明显减少，老先生也已经可以在旁人扶助下行走，只是还是不能提手术，一提就跟家人着急。用他家人的话说“发疯了”一样生气。我安慰他们，或许我们就用药物治愈他。昨天，是S老先生接受治疗后2个月，他儿子带着老先生于8月17日复查的头CT来看我门诊。我看到了我久久期待的结果：老先生的右侧硬膜下血肿几乎消失，左侧也消失了大半。他儿子充满喜悦地告诉我，他父亲已经没有症状体征，自己生活自理，来回溜达，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他还说，家人都在感叹，幸好当初手术没有做成，用了我们的药物疗法，要是当初强行给他父亲做了手术，他的老父亲不见得会恢复成今天这个样子。我由衷为S老先生恢复得如此快速而高兴。但我也知道，对于这么巨大的血肿而言，手术是保障患者的最安全疗法。只是我有一个优秀的NICU团队，我可以边监测边治疗，保证患者安全，否则是应该首选手术的。因此，我诚恳地对S老先生的儿子说，我不敢肯定手术就会对老人家造成大的伤害，但我肯定药物治疗对于S老先生这样抗拒手术的患者而言，就是最佳治疗，也是唯一可用的不可替代的治疗。

他儿子不知道的是，慢性硬膜下血肿因通常症状轻微，不受医患重视，但当它发生于心理脆弱的老年人和幼小的儿童甚至婴儿时，则情况会变得复杂。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药物治疗自然就成了无法替代的疗法。而我推广慢性硬膜下血肿他汀类药物治疗以来，S老先生是我用药物治疗且有效的最大的硬膜下血肿患者之一，而且像他这样大的血肿和这么严重的症状，换了在其他医院他的结局要么就是全麻下手术，如果在国外，还大概率需要开颅手术；要么就是放弃任何有效治疗……只有在中国天津，他才有机会接受我的这种独特的慢治疗。

也是在昨天，那位我专程去会诊治疗的南方93岁老寿星的家人托当地医生好友发给我老人家在花园里与家人静坐微笑的照片，说是患者家人十分感谢我，做好了锦旗和感谢信要寄给我。我认真地对他说，锦旗就不要了，感谢信我收下。尽管我们的疗法已经获得RCT的确实有效的证据，但我们还没有发表足够多的客观可靠数据，我们中国神经外科医生发明的疗法暂时不能得到国际同行认可几乎是必然的现实。幸运的是，由于国内许多同道了解我们科的历史与传统，信赖我们，我们的疗法已经被全国神经外科同道广泛采纳，我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慢性硬膜下血肿因该疗法受益。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的慢性硬膜下血肿患者比国外同一疾病的患者要幸福一些。

谨以此文庆贺中国第四个医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