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精神的根脉

中国人文精神的根脉

郑州大学二附院

心血管外科

赵根尚教授

人文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它集中体现在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和爱护人。人文精神是一种文化传统和思潮，是特定时代语境下理想人性和优雅艺术的总和，是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包含教养与文化，智慧与德行，目的是成为理想的人，真正的人，自由的人。人文精神实际上是人性、人本、人道的哲学，它是一种知识谱系，也是一种认知方法。既包括文学、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又是知识、见识、情感、德行、趣味、审美的总和，还是理解力，领悟力、洞察力、批判力的集合。

人文的文化价值是一种超功利主义的文化视野，追求相遇，强调个性体验，陶醉于艺术化的生命过程。

中国人文精神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在秦汉以前，由儒、墨、道三家，笼罩了全部文化思想。

黄老之道是中国人文的根脉，“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是历史哲人的生存之道。儒家是粮食店，是我们的精神食粮，佛家是百货店，是我们的必需东西，道家是药店，是可以治病救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是黄老之学。道家的文化思想综罗百代，广博精微，包括了中国上下五千年，内容广博，精微细致。

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是《易经》《老子》《庄子》三玄之学最流行的时代，这个时代变动不安，非常混乱，社会政治经济衰败三百多年。但哲学思想，由于知识分子高谈阔论也提升到极点，凡是任何一样东西，立场不同观点就两样，汉唐宋元明清开基立业的鼎盛时期，都是用“三玄”之学（《易经》《老子》《庄子》），但变乱到极点，无可救药时出来“拨乱反正”的人物都是道家人物，他们的一贯作用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道教实际上也成为唐朝正式国教，老子为“太上老君”。老子曰“我有三宝，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元人马致远在秋思曲写道：“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法自然，通常无为，通常无名，有生于无，无中生有，缘起性空，性空缘起。”

秦朝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它的传统只维持了十五年，汉王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前）继承了秦朝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继承了秦朝未竟的事业，董仲舒是汉帝国的理论家（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在汉朝废黜百家，独尊儒求，统一全国思想，写有《春秋繁露》帷中授课。汉武帝和秦始皇都致力于从思想上统一中国，但武帝所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比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要温和得多。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范围是社会体制，精神道德教化和学术领域，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则是施政的原则和统治的方法。公元220年，汉帝灭亡，随之而来政治分裂和动乱一直拖延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全国。

汉代尊学孔子，把《诗》《书》《礼》《乐》《易》《春秋》奉为孔子所作，称为六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是宋朝以后新儒学。四书中没有上帝创世，也没有天堂地狱。孟子哲学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四书实际上是对人生学说的反思，是一种哲学反思，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人不满足于现实世界，而是追求超越现实世界，这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中国人在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那个存在。

中国人文的根脉来源于中国哲学精神，哲学不是增加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心智，滋润心灵。未来的世界，哲学将取代宗教，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但不脱离现实社会。释迦牟尼认为，人生就是苦难的根源，柏拉图认为，身体是灵魂的监狱，中国哲学认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心物一体，乐感文化，乐观、豁达、中庸节制、和谐统一、人本主义。

儒家思想强调人际关系和事，是一种入世哲学，只关心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不关心天堂、地狱，中国哲学精神和人文思想追求“内圣外王”，内心致力于心灵修养，在社会活动中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好似君王。

中国传统的哲学精神也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根脉，体现了：一、忧患精神，也就是对国家和人民，整个人类存在的生命关怀；“乐民之乐者，民亦乐甚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甚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乐道精神，敢于追求真理，得道为乐。“朝闻道，夕死可矣。”“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为天地良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三、人本精神，以人为本，肯定人在自然、社会中地位、作用和价值。四、和合精神：承认事物多元存在，在相互冲突中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五、笃行精神：儒、墨、道都体现了笃行精神。忧患精神的化解，乐道精神的实现，和合精神的追求，人本精神的弘扬都赖于笃行精神的践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知行合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中国文化的忧患精神，乐道精神，和合精神，天地合一精神，心物一体精神，人本主义精神，知行合一精神都是哲学和人文的精华，是中华民族长期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凶险错综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心灵环境的孤独，苦闷的回应，是对人生命价值尊严，生命意义的重建，也是对人类精神家园的终极追求。

宋朝虽然孕育了灿烂的文化，但在军事实力上，远远不及汉朝和唐朝，但程朱理学始终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学派，也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根脉，1279年，元朝取代宋朝统治中国，1313年元仁宗发布诏令，以四书为开科取士，朱熹经书注疏，明、清两朝沿袭元制，直到1905年清朝政府废科举，办学校。“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的，或人为的都有哲理，理是永恒的。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就是对外界世界事物调查研究，扩大自己的知识。“格物穷理”是从有形之物中，体认超物体的“理”，也就是道。理是抽象的，物是具体的，所以要格物穷理。既领悟了理念的永恒世界，又领悟了自己的内心之性，越多领悟理，也就越多领悟心性。用敬格物，才能顿悟，格物过程，再现自己的本性，使尘封的珍珠发光。

任何知识和学说都是反思的产物，宗教也和人生相关联，宗教的核心部分必然是哲学，再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义，礼义和体制。道教教人顺乎自然，儒家教人中庸，有理有礼有节，恰到好处，做事有分寸，佛家教人舍得，有佛性佛心，仁慈怜惜。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爱人是一个道德价值（伦理道德），爱神超越道德价值，称之为宗教价值。

中国精神追求“内圣外王”，但人与人不同，追求道德境界也不同，一本天然的“自然境界”讲究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超越世俗的“天地境界”。

一个人可以按照他的本能和社会习俗而生活，而对自己所做的事缺乏自觉，所做的事对自己并没有什么文化意义，这种人生是“自然境界”，做事为了自己的好处“有用”，这种人是“功利境界”；认为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好处，行事为人是为义，而不是一己私利，做事有道德，这是“道德境界”；知道社会之上还有一个大全的整体，就是宇宙，懂得自己做事情的意义，并且自觉这样做，这种理解和自觉使他处于更高的人生境界，精神上超越了人世间俗世，这叫“天地境界”。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是多数人的生命状态，不需要对人生有过多理解和过多自我意识。道德境界讲求的是“道德价值”，“天地境界”超越道德价值，追求成圣，追求天人合一，达到精神极致。

总而言之，中国人文精神的根脉来源于五千年中国文化，来源于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特定的地理环境，特定的历史环境，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是中国人文精神产生的客观基础，中国人文精神和世界其他国家人文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交融，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中国人文精神也深深的影响了世界文化及人文精神的发展。人文精神的产生是人们内心世界的自由追求，有时它超越现实，但是也能拯救现实，解除心灵痛苦，净化人的精神世界，人文精神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依赖先贤哲人对人生的反思，对思考的反思，对自然事物的反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思，探讨中国人文精神的根脉对于未来中国发展，乃至世界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