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帝内经》针灸理论与身体博物学的开启
《黄帝内经》针灸理论与身体博物学的开启
引用格式:张树剑. 《黄帝内经》针灸理论与身体博物学的开启[J]. 中国针灸, 2024, 44(5):593-598.
《黄帝内经》Huangdi Neijing
针灸技术本质上是身体知识的应用,认识与理解身体是第一步。《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中的人体知识系统与现代解剖学体系不同,并非是解剖刀下所见结构的实录,更没有细分到显微镜下才能发现的组织与细胞,而是较为笼统地分为在内之脏腑,在外之形体官窍、腧穴,以及联系内外、沟通脏腑与体表的经络系统。其中,经络、腧穴理论是《内经》身体知识的核心内容,也是古典针灸的理论基础,同时,也被认为是与现代身体知识很难通约的知识内容。
之所以不能通约,是因为经络、腧穴不能,至少不完全能够通过现代解剖与生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解释其形态和功能,从本质上看,是由于中西两种知识类型及其生成范式的不同。虽然解剖学原本也是一种实践技术,但是作为现代医学的知识基础,已经进入了实验传统与数理科学传统,而古典中医的知识系统与数理、实验科学有着很远的距离,与相对“与世无争”的博物学更为亲和。《内经》中对经络、腧穴知识的构建,其实是古典身体博物学的方法。从这一角度看,《内经》可以视为一部身体博物学著作。
1 中医学的博物传统
有一种对中医科学性的辩护方式,即是以博物学的视角认识与理解中医的知识类型与生产过程。博物学,一般是指natural history的对应译法,是一种来自于古希腊的知识类型,区别于natural philosophy。中国古代也有博物学概念,与西方的natural history并不能完全对应,多位学者对此有过讨论。吴国盛从西方的学术源流出发,认为早期的科学类型分为理性科学传统(natural philosophy)与博物学传统 (natural history),提出中国古代没有理性科学传统,但是有着深厚的博物学传统。Natural history的对象是自然,旨在记录,不注重原理探究,较少应用数学工具,多以采集、分类与命名的方式生产知识,颇符合中文的“博学多闻”的意涵,故用博物学译之。余欣等提出类似观点,认为对译 natural history 的“博物学”,其指称并无争议,至少暗示博物学在知识构成上具备两个特点:其一,在研究对象上,它聚焦于被限定的自然物种,而非笼统的“万物”;其二,在工作方法上,它遵循history的理路,仅采取宏观层面的唯象研究,与后来的数理科学、自然哲学等有很大不同。江晓原认为博物学是一种世界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无其名,却有其实,若隐若现之间,自有一传统在,一个能够容忍怪力乱神的博物学传统,宽容而且开放的传统,同时又是一个能够敬畏自然、懂得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这样的传统可以成为当代唯科学主义的解毒剂。刘华杰基于文明的大尺度讨论了复兴博物学的意义,并提出了具体的进路,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博物学资源,重启博物学,将为“人与自然关系”之讨论和实践注入新活力。周金泰对中国古代博物学的概念界定作了分析,立足于现代学科形成背景及新名词语义演变,中国古代博物学的研究对象应基于现代博物学范式予以限定,即中国古代对动物、植物、矿物、人体进行辨识、命名、分类、描绘、搜集及展示的历史,但还需结合历史情境作出调整。
笔者赞同中国古代的知识类型符合博物学传统,可以视为古代的“科学”,当然,中国古代的博物学传统有其自身的特点,这是由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存在多重交叉所致。与现今知识分类不同,中国古典的知识体系并没有科技与人文的明显分际,学者博学多闻的同时,将对自然的探求与自身的修养结合起来,所以古人的知识范畴相对比较“笼统”,外延比较宽广。周金泰对中国古代博物学的特点作出以下总结:第一,识别对象不限自然物种,还包括器物、宫室,乃至典章、逸闻等,只要契合博学洽闻观念,都算“博物”;第二,并无辨识、命名、分类、描绘、搜集及展示等一系列严格的工作步骤;第三,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文化内涵,中国古代博物不仅是“知识素养”,更是寄寓儒家君子理想的“人格修养”。虽然中国古典博物学与现代博物学不能完全对等,但就其关注自然、以相对宏观的视角看待“万物”,同时,以进行采集、记录、分类、命名作为主要知识生产方式的一种学问,与natural history 共享博物学这一学术领域,应该是妥当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一句被认为是中国古典博物学观念的开端,此外,被学者反复提及的《诗经》《尔雅》《山海经》以及晋代张华的《博物志》等,都可以很明晰地体现出中国古典博物学的传统。
中医学亦有着悠久的博物学传统。以往对于中医学中博物学传统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本草方面。毕竟本草与植物、动物、矿物的学问关系最为密切,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国古代的本草著作本身就是博物学著作,如王振国等认为,近代之前的中医学,完整地体现了中国的博物传统,而考察中国博物传统的一个最佳标本正是中药药性理论与“本草”学。诚然,本草天然与博物学“气味相投”,本草博物学也成为中医博物学研究的开路先锋。加拿大汉学家那葭(Carla Napppi)的新著《本草:李时珍与近代早期中国博物学的转向》(the monkey and the inkpot: natural history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a)阐述了作为博物学家的李时珍如何通过本草来剖析世界的,提出《本草纲目》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部关于自然世界的权威百科全书,而李时珍秉持着自然无限变化的可能性的观点。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博物学终究难以为中医药学的发展给出一个较好的答案。其言外之意即中医也应该走“现代科学”之路。
中医学中的两大知识系统一是本草,一是针灸。如前所述,本草的博物学特点鲜明,其实,针灸学也可以从博物学角度重新解读。针灸的直接对象是身体,理解针灸,需要从《内经》的身体理论入手。笔者曾经撰文讨论过作为身体认识方式的针灸学,认为从针灸医者角度,认识身体主要经由3个路径,即观察、思辨与实验,其中观察包括外在的切循与内在的解剖,通过观察可以得出经脉与腧穴的基本形态,再经由类比、推理两种思辨方法形成了经络腧穴理论。实验方法是伴随着近代数理科学的兴起而产生的方法,可以称为“科学”方法。这里用的是狭义的科学定义,即16世纪之后以数学为基础的现代实验科学。当今针灸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研究针灸的机制、生产相关的身体知识即是应用这一方法。观察与思辨则可以视为古典的身体博物学传统。
2 《内经》身体博物学的建立
《内经》作为身体博物学著作的前提是身体是 自然物,这一点无可质疑。古人对于身体形成有本体论的基础,“气一元论”是中医天人同构宇宙观与身体观的基本思想。《素问·至真要大论》载“本乎天者,天之气也。本乎地者,地之气也。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素问·宝命全形论》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而且,人体内的“精、气、血、津、液、脉”均为“一气耳”(《灵枢·决气》)。气本体论为中医学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基石。以博物学的角度认识自然,其路径是仰观俯察以及命名、分类。回顾《内经》,古人是如何观察并建构身体知识的呢?笔者以中医身体观念中最具特色、也是针灸学的核心概念——腧穴为例,讨论中医的身体博物学路径。
其一,多数腧穴源自体表标志的观察,是古人对身体体表标志的记录。这里有一个前提是我们应该放下当下的腧穴本质化概念。当前人们一般把腧穴视为一个独立的组织,有着与非腧穴区域不同的生理特点,如一些针灸临床随机对照试验以腧穴旁的非穴区针灸为对照,与腧穴区针灸比较,这样的研究思路有一种腧穴本质化的倾向。回到身体博物学,我们需要还原到身体本身来检验《内经》中对腧穴的论述。
笔者曾经分析《内经》中腧穴的基本形态,将古典腧穴的形态总结为气穴、骨空、溪谷、络脉、脉动、筋结、压痛7个方面。总结以上腧穴形态的意义不仅是提供临床取穴的指征,更为了将腧穴的本质化概念解构,回到其身体体表部位的一般意义。《素问·气穴论》是腧穴专篇,所述“凡三百六十五穴,针之所由行也”,并逐次列举了人身之气穴。所谓气穴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就是藏气之穴,穴本身是凹陷的意思,所以《素问·气穴论》中提及的腧穴大多数在体表凹陷处,如大椎上两傍、目瞳子、浮白、两髀厌分中、犊鼻、耳中多所闻、眉本、完骨、项中央、枕骨、上关、大迎、下关、天柱、巨虚上下廉、曲牙、天突、天府、天牖、扶突、天窗、肩解、关元、委阳、肩贞、瘖门、脐等,这一系列的称谓与其说是腧穴名,不如说是对体表凹陷的解剖标志的命名,也就是说,所谓腧穴,并非“气血输注”的特定部位,而是古人对身体体表观察的记录,“藏气之穴”“气血输注”不过是古人基于想象的解释。
再如“骨空”,即骨间之空,出自《素问·骨空论》,该篇中述及的骨空有风府、脊中、眉头、肩上横骨间、八髎、寒府等,均是骨间之空,有些名称成为现代规范化的腧穴名如风府、八髎,有些名称如眉头、肩上横骨间,则是直观的体表部位的表述,也就是说,风府、八髎等所谓的腧穴名在《内经》中也没有一个特殊的“腧穴”身份,只是一个体表的“骨空”而已。其余的形态表达如溪谷、络脉、脉动、筋结、压痛等,在此不再举例,仅简述其基本观念。溪谷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本义是指陆地上的河涧深谷,用于人体,指肌肉、肌腱、骨骼的间隙处;络脉在治疗的意义上指体表的静脉(尤其是异常静脉);脉动指体表可以触摸到的动脉搏动处;筋结指肌肉、筋膜的结聚处;压痛指体表触诊的痛处,这些体表的部位均有一部分后来转化为有特定名称的腧穴,如太冲、人迎是体表动脉,委中、委阳是腘窝的多组肌腱形成的凹陷以及外侧边缘。
可见,腧穴概念的形成基础是古人对体表的观察,古人可以对体表数百个点分别记录并命名,这原本是古人对身体知识最为本真的记录。不过在腧穴理论形成之后,人们习惯地将腧穴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其本来的体表标志的意义反而不被注意了。重启博物学,回到文本,有助于我们重识腧穴。
其二,从命名看,腧穴有三阶命名方式,体现了《内经》身体博物学观察与思辨相结合的路径。观察记录需要命名,古人对体表标志的命名,是腧穴知识生成的重要环节。“气穴所发,各有处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首先,只记录身体部位,未给专名,或者直接以身体部位作为腧穴名,这一腧穴记录方式可以视为一阶的命名,在《内经》中比较常见,以《内经》腧穴专篇《素问·气府论》中“足少阳脉气所发者六十二穴”为例:“两角上各二,直目上发际内各五,耳前角下各一,锐发下各一,客主人各一,耳后陷中各一,下关各一,耳下牙车之后各一,缺盆各一,胁下三寸,胁下至胠,八间各一,髀枢中,傍各一,膝以下至足小指次指各六俞”,这里“两角上”“直目上发际内”“耳前角上”“耳前角下”“锐发下”“耳后陷中”“耳下牙车之后”等均是指示出腧穴的位置,尚未给出专名,据《素问》王冰注,以上部位分别对应的穴名是:天冲、曲鬓;临泣、目窗、正营、承灵、脑空;颔厌;悬厘;和髎;翳风等,这一组命名与“客主人”“下关”“缺盆”类似,是以身体区域的直观形态与功能特征来命名的,不需要观念的掺入,可以称为二阶的腧穴命名。还有三阶的命名,即《千金翼方》所谓“刺凡诸孔穴,名不徒设,皆有深意”,“名不徒设”即引入了思辨因素,对身体部位的命名赋予了命名者的身体观念与自然观念。《灵枢·本输》中述及五输穴是比较重要的腧穴,以井穴名称为例:少商、中冲、大敦、隐白、涌泉、至阴、窍阴、厉兑、关冲、少泽、商阳等,从穴名看,已经脱离了直观性,如“肺出于少商”,商为金声,肺为阴金之脏,故出于少商;而大肠为阳金之腑,故出于商阳。概而言之,如《千金翼方·卷二十八·杂法第九》所载“故穴名近于木者属肝,穴名近于神者属心,穴名近于金玉者属肺,穴名近于水者属肾,是以神之所藏,亦各有所属,穴名府者,神之所集;穴名门户者,神之所出入;穴名宅舍者,神之所安;穴名台者,神所游观。穴名所主,皆有所况,以推凡孔穴者,是经络所行往来处,引气远入抽病也”。
这样三阶的腧穴命名是以博物学的方式认识身体的基本路径,也是腧穴作为特定的身体知识逐渐形成的过程。一阶是最为直接的表达方式(以部位代替命名),此时的腧穴尚未与一般的身体部位完全区分,也未出现专名;二阶的命名方式,腧穴有了名称,但是基本上是身体体表形态或功能的直接描述,此时的腧穴名与身体部位名可以通用,如上关、客主人、缺盆等;三阶时腧穴有了专享的命名,需要结合一定的背景知识才可以理解,所以,此类腧穴在《内经》中往往会有随文的解释,如“少商者,手大指端内侧也,为井木”“经渠,寸口中也,动而为居,为经”。不过,无论是哪一阶,《内经》时代的腧穴始终处于博物学的视野下,没有形成本质化的概念,即使是有了专门的名称与意义,腧穴也是古人所认为的身体组织的一部分,没有离开身体表面观察的基础。
其三,从自然态度与理性思维的层面将腧穴进行分类。万物皆知识,知识因为分类方式的不同而走向完全不同的命运,如《内经》对身体器官有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解剖学分类的方式,用五行统摄脏腑、经脉与官窍等,这一方式影响深远,塑造了中医对身体的独特认识体系,甚至影响到日常思维方式,如“动肝火”“发脾气”“心神不安”等已经进入了汉语的思想基因。博物学的基本方向是认识与记录自然,所以其分类思想大概也是基于自然态度,但是《内经》中身体组织的分类不完全是自然态度,这也是《内经》身体博物学的特点之一。
我们今天所熟知与习用的腧穴分类方式是以腧穴归经作为核心的。首先笼统地将腧穴分为经穴、奇穴(教材中一般将经穴、奇穴、阿是穴作为3大类,笔者认为阿是穴本质上是取穴方法,不宜进入腧穴的分类,故此处不用)。其次,再将经穴划分为十四经所属。此外,对于临床比较常用的部分腧穴单独列为“特定穴”,但是讨论某个具体的特定穴时依然首述其归经。虽然目前对于腧穴的应用或许较古人要充分得多,但在分类方式上却没有《内经》丰富。
《内经》中对腧穴有4种分类方式:部位类穴、分经类穴、形态类穴、功能类穴。首先是以部位分类,直至今天部分针灸学家仍然习惯于这一方式。《内经》中有些统称的组穴,如《素问·气穴论》《素问·气府论》《素问·水热穴论》中的头部腧穴:“头上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穴”;《灵枢·背腧》中“五脏之腧出于背者”、《素问·血气形志》中“五脏之俞,灸刺之度也”的背俞穴;《灵枢·本输》中的颈部俞穴:缺盆、人迎、扶突、天窗、天容、天牖、天柱、风府、天府等;《灵枢·寒热病》中的“天牖五部”之人迎、扶突、天牖、天柱、天府等,均为明显的以部位类穴。其中,有的俞穴组合已经成为固定的处方,如“天牖五部”,有的成为后世的“特定穴”,如五脏背俞。分经类穴是《内经》中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主要集中在《灵枢·本输》《素问·气府论》中。《素问·气府论》是比较成熟的腧穴归经的论述,明确提出了足太阳、足少阳、足阳明、手太阳、手阳明、手少阳、督脉、任脉、冲脉各经的“脉气所发”。《灵枢·本输》开篇:“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经之所终始,络脉之所别处,五输之所留止,六腑之所与合……”然后分论“五脏六腑之腧,五五二十五腧,六六三十六腧”,即所谓五输穴。不过,五输穴既是分经论穴,也是分部位论穴,其“所出”“所溜”“所注”“所过”“所行”“所注”的部位相似。《难经·六十八难》谓:“井主心下满,荥主身热,俞主体重节痛,经主喘咳寒热,合主逆气而泄,此五脏六腑井、荥、俞、经、合所主病也”,又为五输穴分别赋予了主病,所以也可视为按功能类穴。以形态类穴,如上已述,《内经》中的腧穴概念本身就带有形态意义,如气穴、骨空、络脉等,在此略过。
部位类穴、分经类穴、形态类穴的方式大概可以归入基于自然态度的分类,《内经》中另有基于腧穴功能的分类。《灵枢·九针十二原》提出了原穴的功能:“五脏有六腑,六腑有十二原,十二原出于四关,四关主治五脏,五脏有疾当取之十二原”;《内经》中多处提及的“水俞五十七穴”“热病五十九俞”更是基于腧穴功能的类穴,其中,不同部位的腧穴又构成了不同的处方。与前面的分类方式不同,以功能类穴已经脱离了纯粹的自然态度,而过渡到理性思维的层面。赵京生先生提出热俞、水俞是以阴阳思想指导用穴经验的理论提升,深有见地。
以上以腧穴形态观察、命名、分类为例说明了《内经》中身体博物学的基本方法。腧穴是最具中医特点的一个身体术语,在腧穴的本质化概念形成之前,基本上可以视为古人对身体体表特定位置的记录。当部分腧穴有了功能,则渐渐转化为专门的“腧穴”。从腧穴出发,继续考量《内经》身体博物学,可以找到其知识生成的特点。
3 《内经》身体博物学的特点
从以上论述看,《内经》身体博物学不同于古希腊的natural history传统,不仅仅是观察、记录与分类,而且蕴含思辨与理性思维,接近于natural philosophy的内容,可以说,《内经》中的身体博物包含了格物的精神;同时,《内经》身体博物学也不同于中国本身的博物传统,除了涉及身体与自然、人事的关系,绝少搜异猎奇。具体而言,从针灸理论出发,《内经》身体博物学可以一窥以下特点。
其一,注重名物注释。《内经》中有着大量对身体术语的注释,这是与中国古典的名物注释一脉相承的博物学记录方式,也是中国古典博物学传统的重要特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内经》也是一部身体训诂学著作。仍以腧穴为例说明。《内经》中对腧穴名称一般都是随文释义,如《灵枢·根结》载“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阳明根于厉兑,结于颡大,颡大者,钳耳也……”也有对某一类腧穴集中作注释的篇章,《灵枢·本输》对每一个腧穴都作了注释,如“肺出于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内侧也,为井木;溜于鱼际,鱼际者,手鱼也,为荥;注于太渊,太渊,鱼后一寸陷者中也,为腧;行于经渠,经渠,寸口中也,动而不居,为经,入于尺泽,尺泽,肘中之动脉也,为合,手太阴经也……”此处是先列腧穴名,再说明体表位置,部分附以腧穴的五行属性或流注特点,最后指出所属经脉,是一则很完整的五输穴的训释记录。本篇中对颈部腧穴的叙述方式与此不同,先述位置,再述经脉,最后指出腧穴名:“缺盆之中,任脉也,名曰天突,一;次任脉侧之动脉,足阳明也,名曰人迎,二;次脉手阳明也,名曰扶突,三……”正因为中国古籍中包括丰富的名物注释内容,所以科学史家才审慎地接受古代中国的博物传统“也属于广义的博物学”:“中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名物学、博物学资料。‘名物学’方法侧重于‘持名找物’,一直以来都列为训诂学或语源学研究的内容,其实也属于广义的博物学,可以把它吸收到科学史研究中来”。
其二,身体知识与自然、事物的交互应用。《内经》中的腧穴博物记录结合了天人同构的思辨过程,已经脱离了单纯的记录自然的层面。体现到腧穴的观察与命名,既有观察的直接记录,也渗透了古人天人同构的思想,同时也注重与器物互相比拟,注重身体与自然、事物的统一描述。首先,人体的部位多取之于自然,也取之于器物。古人仰观天地,俯察品类,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原本就包含了自然、人事与身体之间的联系。于腧穴而言,所谓气穴、骨空,均是直接的观察,如曲池、大椎、巨虚、鱼际等;而天枢、璇玑、风府、上星等则取法于自然;缺盆、气户、天鼎、天井则取之于器物;三里、人迎、仆参、客主人等来源于人事,诸多取法入于人身之记录,博采万物。其次,人体知识在自然、事物中的引申使用。穴、脉、气等术语早已经成为人体与自然的共享词语。《灵枢·经水》所载“经脉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经水,而内属于五脏六腑”,“此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也”。人事与人体亦有此关系,如常用的长度单位“尺寸”均来源于身体知识。《内经》中诊脉之部位,大要在阳明、寸口,所谓寸口,《说文解字》述:“十分也。人手却一寸动脉谓之寸口”“寸、尺、咫、寻、常、仞诸度量,皆以人之体为法”。
其三,针灸实践与身体使用相结合。记录与功能密不可分,博物的目的是实用,并由此催生了针灸学。作为医学经典,《内经》中对人体的观察、度量与记录均有其临床目的。所谓“粗守形者,守刺法也。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气有余不足,可补泻也”(《灵枢·小针解》),无论是守形还是守神,指向都是刺法。《灵枢·经水》载:“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在这段典型的身体博物学记录之后,云“其治以针艾,各调其经气,固其常有合乎?”目的还是指向治疗。在实用目的之下的身体知识,让《内经》离开了单纯的观察、记录与分类,成为中医博物学最为核心的意义。不仅催生了针灸学,也构成了针灸理论的一部分,同时,令古典身体知识历经千年而传承下来,成为与现代解剖、生理学相对独立的身体知识体系。
4 对针灸学的意义
1543年维萨里出版的《人体构造》,开启了近代解剖学的序章,与同年面世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一样,改变了人类科学认识的进程。人们在解剖刀下看到肌肉、血管与神经,绘制出惟妙惟肖的人体图,但是却画不出遍布全身的腧穴图。如前所述,人体腧穴知识是《内经》时代的古人通过细致的观察与记录而得到的,这是身体博物学所长,并且古人在此基础上结合自然与人事,为腧穴命名并构建了腧穴的分类体系。对于针灸学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过程。为什么开启身体博物学?相对于数理传统与实验传统,博物学是一种相对比较温和地认识自然的方式,也是由外而内一种渐进式的认识方式。这一方式对于身体而言未必能够获得细致入微的身体知识,但是却可以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身体,为针灸学的实践提供知识资源。
或者有人会有疑问,认为将《内经》视为身体博物学,降低了《内经》作为医学奠基的地位。但正如博物学不必在数理科学面前自惭不如一样,身体博物学与医学著作相比也不会矮三分。恰恰相反,作为身体博物学的《内经》可以更为质朴也更为全面地呈现身体知识,放下医学理论本质化包袱,让身体回归自然,这样可以更好地“还原”知识。对于针灸学也是如此,当经脉、腧穴回归到身体的观察与思辨的结果时,针灸也可以将其理论还原为身体知识的朴素运用,而非凌空构建一套理论体系。以博物学的眼光审视《内经》中的针灸理论,或许可以写出一本别开生面、大异其趣的古典针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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