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季少年 心理干预刻不容缓

作者 林越瑞 华北理工大学精神卫生学院

2019年4月的一个夜晚，人们像往常一样驾车行驶在车流涌动的上海卢浦大桥上，然而一辆白色轿车的急停打破了往日的交通秩序，车上突然跑下一名男孩，来到桥边纵身一跃，结束了年仅17岁的生命，留下紧随而来的母亲跪在地上捶地痛哭。据新闻报道：跳桥男孩为某高职院校的学生，事发当天与同学发生口角，在车上因此事受到了母亲的批评，便导致了如此极端事件的发生。

针对上海地区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24.39%的学生曾有过自杀念头，15.23%的学生认真考虑过自杀，5.58%的孩子曾计划自杀，更有1.71%的孩子自杀未遂。我们不禁要问，在物质条件日渐丰盈的今日，为何儿童自杀率不断攀升，并呈现越来越显著的低龄化趋势，本该无忧无虑的花季少年为何频频成为自杀事件中的主人公？

儿童自杀背后的原因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人的痛苦。当我们看到孩子因为父母、老师或同学的一句话而轻生的报道时，不要急于下定论，认为他们的内心过于脆弱，或指责他们不负责任的草率行为，要知道许多我们表面看到的原因可能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冲动的自杀行为可能源自生物、社会、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

1.家庭原因

（1）“溺爱型”的家庭：这类家庭的孩子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但这种爱像狂风暴雨般压得人无法喘息。这类家庭中的父母本着“完美主义”的原则希望能培养出“完美”的孩子，他们为孩子包办好一切，对孩子的要求有求必应，孩子只需按照父母设定好的模式来生活、学习即可。然而这样培育出的只是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有的孩子成为了“生活低能儿”，离开父母寸步难行；有的孩子习惯了父母对自己的顺从，在家庭以外的人际交往中频频受挫；还有的孩子逐渐发展出父母的完美主义人格，无法忍受任何小小的失误。这类孩子的抗压能力、自我调节能力极弱，当面临负性事件时找不到适当的排解途径，极易出现自杀、伤人等过激行为。

（2）“暴力型”的家庭：这类家庭的父母不会将孩子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体来对待，他们永远只是父母的附属品，每天战战兢兢地活着，生怕稍有不慎就会激怒父母。不小心打碎餐具划伤了手指得到的不是父母的关心，而是一句“废物”；考试成绩没有达到父母的标准迎来的将会是棍棒伺候；哪怕只是在身体不适时拒绝了父母的安排也会换来无情的打骂。在这样充斥着各种言语和身体暴力的环境中成长，孩子最陌生的是父母的笑脸、温柔的言语，最熟悉的是父母的巴掌、粗暴的言语。这样的童年对于孩子来说太过艰难了，但他们不会停止爱父母，他们只会停止爱自己，死亡便成了他们脱离苦难的最好办法。

（3）“忽视型”的家庭：随着时代的变迁、政策的改变，“忽视”正日渐成为很多家庭亲子关系中的新常态。由于父母工作繁忙，有的孩子可能到节假日才能与父母见上一面，亲子间的关系很是淡漠；有的父母虽然选择了在家照顾孩子，但他们仅限于陪着孩子，而不是陪伴，除了保障好孩子的温饱，从不去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有的父母有大把的时间玩手机、打麻将，但是对孩子一起玩耍的请求要么以“等我忙完”搪塞而过，要么就不予回应；还有的父母把关注重心放在二胎身上，对于老大的一些合理请求置之不理。殊不知忽视作为一种“无声的暴力”，其威力甚至比言语和身体暴力还要强大，近年来频发的留守儿童自杀事件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孩子无法理解成人世界的复杂，更无法揣测父母的心理，他们会把父母的忽视等同于自己不好，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孩子会极度缺乏安全感，觉得自己是可有可无的那一个，因此，有的孩子会通过自杀行为来引起父母的注意，而有的孩子则试图通过自杀来结束这种没有存在感的生活。

2.学校原因

在这个教育资源空前丰富的年代，除了学校的基本课程，还有校外辅导，甚至足不出户也能接受线上教学，孩子仿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成绩优异似乎成为了应该。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学生容易沦为学习的机器，他们学习并不完全是出于兴趣和对知识的渴求，而是为了达到学校和老师的期望。繁重课业所导致的精神压力加上长期的睡眠不足，极易引发学生的身心问题，一点小小的挫折可能就会造成他们情绪的崩溃，继而诱发过激行为。

此外，学校在注重书本教育的同时，往往忽视了素质教育，学习成绩成为了衡量学生是否优秀的最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而学生的心理问题往往难以被发现或得到有效的重视。这种对心理问题的疏忽也造成了校园欺凌事件的屡见不鲜，甚至一些受虐者也因没有及时得到心理援助而渐渐演化成了施虐者，如此恶性循环加剧了学生自杀、伤人等恶性事件的高发。

3.社会原因

1774年，德国作家歌德发表了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故事主人公维特最终以浪漫且富有戏剧性的自杀告终，此书一经出版，在社会上掀起了模仿维特自杀的浪潮，“维特效应”因此而得名。根据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邦对于行为传染的定义，自杀行为也是一种社会影响。媒体对某起自杀事件的细节进行过度披露，从某种程度上也让徘徊在自杀边缘的人群产生了一种自杀“很容易”的错觉，并为他们提供了“有效”的自杀方式，往往导致随后类似自杀事件的激增。而明星作为公众人物，本就具有榜样效应，若媒体把明星自杀事件作为娱乐新闻，增添过多的艺术渲染进行大肆报道，如用“蝴蝶般的坠落”、“加入了天使的行列”、“用死亡完成了一个传奇”等诗意表述，却对明星自杀的真正原因，如癌症、抑郁等避而不谈，那么必将掀起难以遏制的“自杀潮”，这对于许多人群，尤其是懵懂无知的儿童起到了极其不良的导向作用。

除此之外，互联网的隐匿性导致网络暴力事件频发、大量负面信息迅速流传，电影、电视类节目中充斥的易诱发死亡的内容等都有可能导致众多年轻生命的过早凋零。

儿童自杀预防

1.家庭预防

英国著名的客体关系理论大师温尼科特曾提出“足够好的母亲”这一概念，要求母亲为婴儿提供足够但不会过多的抱持。在婴儿刚出生的一段时间，母亲要随时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及时回应他们的需求，帮助婴儿建立起全能自恋感；而随着婴儿能力的逐渐提升，母亲需要减少婴儿的依赖感，鼓励他们去探索外部世界，但在他们恐惧时，及时陪伴他们回归到安全的环境中，从而帮助婴儿建立起会影响他们一生的安全感。

龙应台在《目送》中曾说过：“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段时光”。我们不要试图去做完美的父母，也不要试图去塑造完美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他们独一无二的人生轨迹，他们不是替代父母实现梦想的工具，也不是父母不良情绪的宣泄口。父母要做的就是陪伴孩子，让他们知道家永远都是温暖的避风港；倾听孩子，让他们知道生活中还有很多美好；接纳孩子，让他们知道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决方法；信任孩子，让他们知道自己一直都很棒；尊重孩子，让他们真正成为自己。

2.学校预防

在教育中违背孩子发展的内在“时间表”，过度地揠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因此，学校要依照孩子发展的客观规律设定适宜的课程，避免过重的课业压力给学生带来的身心伤害；同时设置更加综合的课程，借助体育、音乐、美术等传统观念中的“副课”，让学生有机会将负性情绪投射到体育锻炼、艺术创造中。

学校要定期为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并在学校设立专职的心理辅导老师和专门的心理辅导室，鼓励有需要的学生向心理老师寻求帮助；同时，及时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当发现异常情绪及行为时及时予以干预。

学校要把教书育人的终极目标定义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鼓励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不是用成绩来定义学生。

3.社会预防

自杀事件是媒体报道中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但是要避免将此类悲剧演化为媒体消费逝者的盛宴。这类报道的着重点应放在鼓励人们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要避免在报道中运用“成功”、“不成功”等具有诱导色彩的词汇来描述自杀行为，可附上相关的心理援助途径，如危机干预热线、心理援助中心地址等。对于明星自杀事件也应作为公共卫生问题进行中立的报道，除了要避免大版面、长篇幅的连续报道，也要避免添加过多的感情色彩。

此外，还需要对一些网站进行实名制验证，并对不良信息的流传做好源头管控，同时加大对各类影视作品、报刊杂志等的审查力度。

结语

朱德庸在他的漫画《当我从十一楼跳下》中描绘了女主人公因生活痛苦而从十一楼跳下的经历，在那短短的几秒钟，她看到每层楼的人都有各自不为人知的不幸，跳楼前她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人，而落到一楼时她才发现自己其实过得还不错。

女主人公在与死亡咫尺之遥的时候感悟到了生的美好，而我们这些仍然掌控着生命权的人是否更应该珍惜我们的生命？

要知道，只要活着，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