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 · “医生，肿瘤会传染吗？”

上回，我们介绍了有关肿瘤遗传的一些问题（详见往期：“医生，我的肿瘤会遗传吗？”）。但后新冠时期，人们对于传染性疾病不可谓不介怀。这回我们就讨论一下肿瘤会不会传染这个问题。

南美疑云

说到肿瘤的传染问题，就不得不提到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查韦斯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代世界政治舞台上最为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也是知名的“反美斗士”。从1998年到2013年，他连续两届担任委内瑞拉总统，积极推动国内经济文化发展，在国际政治上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查韦斯生平处处面临着挑战，包括政变失败、被反对党关押、险些被罢免等等，而这其中最大的挑战莫过于癌症。虽然接受了手术和多次放化疗，查韦斯仍然在确诊后的第二年因癌症去世，享年58岁。

在发布查韦斯去世的消息后，时任委内瑞拉副总统、也是现任总统的马杜罗毫不迟疑地表示：查韦斯的肿瘤是被“想要摆脱他的黑暗力量”植入的。马杜罗说：“四五十年代开始，美国就利用科学实验室测试如何致癌。70年过去了，这些邪恶的实验室难道会没有进展吗？”他同时宣布委内瑞拉将建立由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委员会调查查韦斯是如何遭受这种攻击的。事实上，早在2011年确诊癌症时，查韦斯就在加拉加斯举行的一次军事活动中说，他想知道美国是否可以用某种方式将肿瘤接种给拉丁美洲的领导人。因为在查韦斯确诊之前2年内，相继有巴西总统罗塞夫、巴拉圭总统卢戈、巴西前总统达席尔瓦、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被确诊为肿瘤。

而对于这一说法，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前任主席、秘鲁肿瘤学家Elmer Huerta则表示：无论是通过饮料或食物等口服途径、还是静脉或肌肉注射，都不可能将癌症直接植入人体。那些“注射或中毒可能导致查韦斯患癌”的说法绝对没有科学依据。

不道德的临床试验

1963年，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犹太慢性病医院，Avir Kagan医生收到了一项让他震惊的要求：是否愿意参与一项给慢性病患者注射活体癌细胞的临床试验，以观察慢性病患者对癌细胞的免疫力如何。Avir Kagan坚决地拒绝了，但该院的另一位医生接受了这个请求并在没有获得知情同意的情况下给22名慢性病患者注射了癌细胞【1】。在知得知这件事后，Avir Kagan和他的两位同事David Leichter、Perry Fersko愤然辞职并举报了这一不人道的临床试验。舆论哗然，把这比作纳粹军医在集中营所做的野蛮研究。而作为这项研究的发起人，纽约市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Chester Southam也被推上风口浪尖。

Chester Southam（1919.10.4-2002.4.5）

著名的肿瘤学家、免疫学家

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的真相浮出水面。原来，Chester Southam进行活体癌细胞注射的临床研究已有十余年，在犹太慢性病医院的这部分研究是他整体研究的第三部分。在前十年，他分别给数百名癌症患者以及健康人注射了活体癌细胞。结果发现在注射后，癌症患者的注射部位形成了结节，大部分结节在几周后自然消失，而个别患者的结节无法自然消失需要手术切除；而在健康人中，结节消失的速度要快的多甚至都不会形成结节。这些发现使Chester相当兴奋，他明白了癌症患者缺乏对于癌细胞的免疫力，但他仍然需要搞清楚是癌症引起的虚弱状态导致了这种免疫力缺乏还是癌症本身引起的免疫力缺乏。所以，他需要再进行第三部分的研究，也就是在患慢性病而非癌症的患者身上注射癌细胞以观察结节的形成及消退。于是他便联系了犹太慢性病医院的医学部主任Emanuel Mandel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在Avir Kagan拒绝了Emanuel Mandel的要求后，Emanuel Mandel找来了一位住院医师给22例慢性病患者注射了癌细胞。

这件丑闻的披露影响深远。在当时，这避免了更多慢性病患者被接种癌细胞。一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大会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弥补了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没有知情同意的不足，从此人类的临床研究有了伦理委员会的指导。再后来，这件丑闻被马杜罗当作美国给拉丁美洲领导人接种肿瘤的证据。但我们应该看出，在免疫力正常的人体中直接注射癌细胞是不会致癌的。

自然界中的肿瘤传染

但自然界中确有肿瘤传染的例子，最著名的传染性肿瘤应该是发生在袋獾群体中的袋獾面部肿瘤了。袋獾是一种有袋的小型獾类，仅分布在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性格十分暴躁好斗。

袋獾面部肿瘤是一种传染性非病毒性传播癌症，于 1996 年被首次报道。在随后的十年中，这种传染性肿瘤肆虐了塔斯马尼亚的袋獾，该岛的西海岸地区和遥远的西北部是唯一没有这种肿瘤的地方。据目前的数据，这种肿瘤在20年的时间里可能导致袋獾种群下降了20%-80%。现在对于袋獾面部肿瘤的研究已经足够深入，科学家甚至已经发明了相关的疫苗。而其传染性，不是由于病毒在个体间传播引起，而是由于肿瘤细胞在个体间的直接传播。因为袋獾好斗，撕咬后经常导致面部皮肤破损，肿瘤细胞便直接在个体间传播。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了，这不会发生免疫排斥吗？答案是很少发生，上文我们提到袋獾只存在于塔斯马尼亚岛，这导致了这一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极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在免疫机制中尤为重要，MHC 分子是免疫系统抗击疾病的武器库中不可或缺的蛋白质。在正常情况下，外来的肿瘤细胞应该被这些MHC蛋白识别并诱导免疫反应。然而，由于袋獾的 MHC 缺乏多样性，因此不能将别的袋獾个体的肿瘤细胞识别为外来物。这使得肿瘤细胞在不受个体自身免疫系统监视的情况下在整个袋獾群体中传播。袋獾群体总共有25种MHC类型，而其中40%是西海岸地区的种群所独有的，这也是为什么西海岸地区没有这种传染性肿瘤的最关键原因。

人类中的肿瘤传染是基于偶然的极低概率事件

漫长的进化、广泛的融合导致了人类的基因多样性。人类的MHC又称为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每个人类细胞表达 6 个 MHC I 类等位基因（来自父亲和母亲的各一个 HLA-A、HLA-B 和 HLA-C 等位基因）和 6 到 8 个 MHC II 类等位基因（一个 HLA-DP 和 HLA-DQ，以及一个或两个来自父亲或母亲的 HLA-DR，以及他们的组合）。所有 MHC 分子都可以介导移植排斥。人类的 MHC 变异度很高，HLA-A 基因至少有 350 个等位基因，HLA-B 基因有 620 个等位基因，HLA-DR 基因有 400 个等位基因，HLA-DQ 基因有 90 个等位基因。这表明人类的MHC多样性至少可达千万亿级，任何两个不是同卵双胞胎的人都会表达不同的 MHC 分子。所以，任何不属于个体的细胞都会被百分百识别为外来物，免疫系统正常的人类个体会调动免疫防线杀死外来细胞以确保自身不会被传染上肿瘤。

人类的基因多样性确保异体细胞不会在个体体内存活，但也为某些治疗方式增加了难度，可以想象，那就是骨髓移植和器官移植。绝大部分患者在接受移植后需要服用抗排斥药物来降低免疫系统敏感性。曾有癌症通过器官移植从供体传播到受体的案例，所以目前临床中仍不使用肿瘤患者的器官来进行器官移植。

根据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肿瘤的传播除了传染源还需要两个关键的因素：一是传播途径、二是个体免疫力低下。那么除了器官移植，还有哪些途径可能引起肿瘤传播呢？没错，那就是母婴传播。今年年初，日本学者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了两例母婴传播的肿瘤，在新出生的两个小男孩的肺中，发现了与他们的母亲所患宫颈癌基因相匹配的肿瘤【2】。这很可能是在分娩过程中，婴儿在产道中吸入了含有癌细胞的产道分泌物，而婴儿有没有健全的免疫系统来杀死肿瘤细胞，最终被来自母亲的肿瘤感染。事实上，肿瘤在母婴间传播的概率是很低的，这是因为虽然肿瘤可能会扩散到胎盘，但胎盘可以阻止癌细胞进入婴儿体内，从而切断传播途径。母婴间癌症传播的几率估计仅为 0.000005%。上述案例特别就特别在母亲的肿瘤发生在宫颈，亦即胎儿生产的必经之路，而且胎儿在生产时发生了呛咳，从而造成了肿瘤细胞直接进入了胎儿肺部。

病毒、细菌、寄生虫传播造成的肿瘤

通过以上的内容，我们知道肿瘤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的概率是极低的。但有部分肿瘤是由病毒、细菌或寄生虫引起的，而这些病毒、细菌或寄生虫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据报道，全球约有25%的肿瘤与这些感染相关，预防这些感染是每个人应该重视的。

最后的总结

肿瘤并不会直接传染，比如从来也没有报道表明经常与肿瘤患者接触的医护人员们发病率更高。我们没必要也不应该远离肿瘤患者。事实上，对于肿瘤患者来说，你的支持和温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一些研究甚至发现更好的社会支持与提高肿瘤患者的生存率有关。最后，小心那些引起肿瘤的因素（生活方式、病毒、细菌等），而非得了肿瘤的人。

参考文献：

1. Sins of omission--cancer research without informed consent. N Engl J Med. 2004 Aug 12;351(7):628-30.

2. Vaginal Transmission of Cancer from Mothers with Cervical Cancer to Infants. N Engl J Med. 2021 Jan 7;384(1):4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