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亏有摄像头:一个小医生的自白
先说3个有惊怵感的故事:
我考的是骨科临床研究生,从研1下半年就粘在304医院关节外科了。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也1年多了。我最难受最困惑甚至动了不想再当医生的念头的原因,就是患者越来越不听医生的话了。
我都不敢再写我的痛苦经历了,因为,我太害怕患者像福尔摩斯探案般对号入座的能力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兄弟三甲医院的普外科。
这位40多岁的男患者主意忒大发了。20多岁时因为呼吸道感染累及二尖瓣,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继而二尖瓣狭窄,做了一个必须做的换成机械瓣膜的心脏手术。术后必须严格按医嘱长期吃抗凝药。
险情在术后1周就悄然而至。他居然自作主张停了生死攸关的抗凝药。他固执地想:瓣膜都换了,还要终身吃药,这医生还不是想坑我,做个放长线钓大鱼的赚钱营生呗。
最令人发指的是,他隐瞒了不吃抗凝药的“自作自受”,继续“作”,他就是不回医院复查。心想,医生你想“接见”我,没门儿。
他的结果很惨,血栓了,脑梗了,半边身子都瘫痪了。
医生又把他救过来了。他好了伤疤忘了疼。出院后还是大主意自己拿,还是不吃抗凝药。第三次发病的血栓栓到了肠系膜动脉上,手术刀切开腹部一看,哎呀,肠子都坏死了。术后成了“短肠综合征”,小肠只剩20厘米了。我们正常人的小肠可是300-500厘米啊……
第二个故事是我们手术医生最担惊受怕的,就是术前术后关系生命关头的围手术期,患者就是不听话啊。
这是一个患者决定要做剖宫产后的“不听话”:
“手术前8-12小时禁食,4小时禁水”是手术医生与麻醉师经常千叮咛万嘱咐的。
这位产妇居然在术前吃了一个牛油果,因为腻得慌,还喝了整整一杯水。
但是,孩子马上要出来了。在打开腹腔时,产妇出现严重反胃甚至干呕。这时,她才承认术前吃了喝了这些东西。妇产科主任赶紧飞快手术,恨不得马上关腹。但是,产妇还是忍不住吐了,满手术室都是牛油果味儿,哎呀,太危险了。
第三个故事:幸亏有摄像头“探”着呢。
这是一个慢阻肺的老人。医嘱:低流量吸氧。
这个家属自作聪明,总是调大氧气流量。心想,多来点氧气,还不是付一样的费。
不论小医生大医生查房,还有新护士老护士交班,都会去老人床前拧慢流量。每次都千叮咛万嘱咐并理清要害,可是,就是不听啊。医务人员一转身,照样拧快流量不误。
真是太痛心了,老人已经纤维化的肺经不起这样“虎狼”般的氧量,很快牺牲于氧中毒。
家属立即开闹。但是,她以为她“蝴蝶梦”似的幽灵行为没人知道。
但是,她恰恰没有防范忠诚地坚守在走廊里的摄像头。
氧中毒的老人的病床恰恰对准着走廊里的摄像头。忠诚记录了医务人员前脚走她后脚拧快的行为。
她的另一个直系亲属看了录像,已控告她“谋杀”。
这个“不听话”后果严重,已上升到刑事案件。
最近,有一位记者采访我。问我,如果再有选择,会不会当医生。我脱口而出,坚决不会。很多原因就来自于患者越来越不“不听话”,还有大环境,越来越来越恶化的医患关系。现在工作越来越忙,慕名而来的患者比我刚来时多了好多,但是奖金却越来越少,甚至不发了,待遇越来越低了。
据中国医师协会调查:逾八成医生不愿意让子女学医。中国大陆不愿意让子女从医的医师,从2002年的53.96%,上升为2011年的78.1%。估计现在会更高。
今年,中国大陆各地36名高考状元竟无一人选择学医。
而去年,还有一位江苏理科状元(女)“爆冷”学医。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白剑锋2016年7月4日在人民网上撰文:60万医学生,10万人穿上白大褂,明天谁来当医生?
说实话,看到这个标题,我挺沮丧挺心寒的。但是,我思前想后终于战胜了自己内心的纠结、恐惧、无奈与彷徨。
我知道,我在高考志愿书上填下学医的志愿之时,我不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仍然会是一名医生,这就是我的命运。这不,5年本科3年硕士,8年光阴都砸在上面了。我敢说,每一名学医的孩子都是在苦海里熬出来的。
作为一个小医生,我诚实地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学医的一个班的48个学生(男:17人;女:31人),目前90%以上都坚守在医疗一线。大家都还在当医生或念博士生呢。
我的家乡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县城——河北沧州市靠海边的海兴县。过去,这里很穷,水不好,2/3的人都因为水中含氟量高得了氟斑牙。我上的是这个县城唯一的高中。我应该算是个学习尖子了。高考时考了580分。但是,我们河北的孩子苦啊,分数线太高了。这个分儿,在北京足以上一个好一本了。但是,当年我这么高的分居然在我们河北差7分才能上一本线。
我的母校是河北承德医学院(二本)。虽然学医很辛苦,但是,我买了避暑山庄学生年票,才32块钱,每当学习学得头昏脑胀的时候,就会跑到避暑山庄去溜一圈,顿时心旷神怡,接着了中华远古智慧与皇家园林的地气。加上了精神之油,学习愈发刻苦努力。
那时,经常每晚只睡几个小时。准备考研那段时间,是我们最苦最熬的时侯,边实习边考研。实习医院宿舍条件极差,狭窄的宿舍上下床挤了7个人,走廊的水房是男女共用的,一根绳子上永远挂着晾不干的衣服。宿舍不给电,是自己偷偷接的。我的床边就是厕所,渗出来的臭水满墙都是,墙皮都脱落了。
实习时漏水的墙壁与狭小的宿舍
但是,这一切都顾不上去申诉,个体简直到了拼命的状态,每个人都学习学“浑”掉了,常常是通宵未眠,喝的咖啡喝的浓茶海了去了(也有照片为证)。那时,全班每一个人都掉头发掉疯了。我每次洗头,盆里都有数不清的头发,有的同学居然快掉成秃子了,我专门给这位“准秃子”照相留念。为了节约出去吃饭的时间,每个人的桌上床上堆满了饼干和方便面,整个空气里都弥漫着它们的味道。那段时间,我拍了许多照片与录像记录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整个大学期间我拍了1万多张照片),现在看起来,真是非常非常心酸……
我觉得,我们这些二本医学院的学生也是中国医生行列的主要生力军,因为在相对偏远相对宁静的环境待着,对滋养心灵的纯念也特别有利。我就是靠这份纯念考上了天津医科大学骨科专业硕士研究生,又非常幸运地师从导师张洪教授,这是我们整个骨科专业唯一的一名北京导师,我也成了唯一分到北京的孩子。特别荣幸我从进医学院第一天起,就立志当一名骨科医生。
2015年COA骨科年会时,导师张洪教授(中)、博士师兄(左)和我(右)的合影
我的父亲一直从事机械自动化,我继承了他动手能力特别强的特点。从小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个工人,成天穿着浸满机油的工作服,脏兮兮地回家,我妈特别爱干净,总是嫌他邋遢。我妈虽然没有高学历,但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从小就训练我做事有始有终。她转了很多行,吃了很多苦,但从来不叫苦,她坚韧的吃苦精神对我影响也很大。
后来,我才知道我爸也是个老大学生,当年以高分考上了河北工业大学。我爸当年就想学医,阴差阳错没有学成,我这唯一的儿子就成了他学医的念想。因为,我们这个大家族还没有一个学医的。
我报考志愿时,正好赶上我奶奶查出了结肠癌,这个惊天的噩耗让我们全家从此没了笑声。加上我爷爷在我父亲8岁时就患急病去世,我暗暗下了决心去学医去救人。我奶奶在我大一时因癌症转移去世。每当我夜读瞌睡时,想到爷爷奶奶的早逝和父母的企盼,就像打了强心针。
我从小喜欢艺术,喜欢摄影,喜欢绘画,喜欢音乐,喜欢Photoshop制作,这些都为我走向一名优秀的骨科医生之路牵针引线铺路搭桥。正好,我的导师张洪教授也很喜欢艺术。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我和我的导师很默契很由衷,总是“此言尽在不言中”,在手术台上互相配合的默契感最明显。
特别感恩的是,我的导师张洪教授搭建了鹊桥,她将手术室一位优秀的年轻护士介绍给我,成就了我们俩的姻缘。她是来自东海边连云港的一位江苏姑娘。
我和夫人的婚纱照
我们没有房(为了日夜兼程的繁忙工作,我们花几千块钱在304医院附近租了个一居室)。我们没有车(每天骑自行车带着她)。我们没有豪华的一切。
但是,我们很happy!我们感到,我们是新中国最幸运的一代。
我们常常会在手术室交汇。在严严实实的手术帽和大大的口罩包裹中,我们的眼神会在瞬间蹦出光芒……
我们双方的父母都为我们学医学护骄傲……
我们相信,我们的前程是光明的……
肖凯: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关节外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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